为“城市漫游者”所写的原序言
为“城市漫游者”所写的原序言
这个团体是由几个上海女诗人发起的，原来的名字直接与“女性”二字相关，后来更名为“城市漫游者”。这并不是毫无真实的原因而更改为时髦的团体名称以达到眩人眼目的效果，也不是已经放弃以女性为立场作为触摸这个世界的方式——到现在，城市漫游者仍不会接纳任何一位男性作为成员。这是因为在这个新时代，这几个女诗人对女性主义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
流行在外国的女性主义有纷繁复杂的流派，但到了中国似乎就径变为一支追求性别平等的大军，到了新诗则更窄，大都仍是对女性身体经验的强调，以期达到性别平等的目的。翟永明、伊蕾在八九十年代设下的女性主义诗歌界限，后来的诗人并没有太多突破。而翟永明等中国女性主义诗人所创造的诗歌，也无非是在国外先行的女性主义诗歌的圈限中遨游。当然，大多数国外的女性主义诗歌也并没有跳出“男性”的对立面，仍是男性视阈下的奴隶，是男性中心主义必不可少的边角料。就像东方主义叫嚷着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殊不知自己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同谋者。
女性主义、东方主义这些都是在强调被边缘化或者被压抑了的一方的权益。但问题不在施行压抑的一方，而在于这种区别。就像刀把西瓜切成大小不同的两半，西瓜的小半怨恨大半，其实毫无用处，因为实在刀才是造成西瓜两半大小不同的主要原因。谁是操刀者？不是男性，也不是西方，而是社会，是历史！后现代主义者总有一种追求绝对自由的夙愿，但绝对的其实是不自由。黑格尔曾称这种绝对的自由为“抽象的自由”或“否定的自由”。“这种否定的意志只有在破坏某种东西的时候，才感觉到它自己的定在。” 它们不能产生任何肯定的东西，只能一再地否定，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因为一旦肯定下来，秩序必然产生中心和边缘，而新的中心和边缘却是他们原初所反对的。这种绝对的自由只会是“破坏性的怒涛”，而不会结出，也不允许结出任何果实。人便处于被否定性灼伤的中心，永不会脱离，也永不会自由。
现今这个世代，远不是以往激情的那个时代，不是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急需将每个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以完成最大的资本积累的那个时代。原本以温情脉脉的家庭为掩护的女性和儿童同时诞生在工厂里，这是他们第二次的新生。女性主义也因那个时代而生，因为被掩藏的莫不被显露出来，那时正是女性在社会中初露峥嵘的时候。女性作为劳动力的一部分，便要和男性抢夺经济和政治资本，所以一直把男性作为最大的敌手。直至现在，女性仍以女性主义为武器在抢夺这些。所谓的自由与平等，无非是必须换算成现钞的虚伪等价物。工资平等、权利平等这些追求，在资本统治的世界里统统质化为可供挥霍的钱币。这并不是说，女性不可以占有这些，而是说女性主义所要争夺的乃是资本占有量的多少，是反对资本分配的不公而与男性重新商量再分配的谈判活动。但可惜的是，谈判的筹码不在男性手中，也不在女性手中，而在资本的手里。资本分配的标准不由男性制定，而从经济规律而定——资本总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切都以利益为目的。资本总是需要花最少的钱雇佣最多的劳动力，女性在最基础、最自然的体力方面逊于男性，在资本运转中处于劣势。可见，所谓女性主义所反对的不平等并非是男性造成的，而是那个统治一切的资本——男性也在它的统辖之下。以受害者攻击受害者，无非是自己亏缺五十两银子，再去抢那个亏缺三十两的，大家平分一些亏缺而已。剜肉补疮，其实并不见奏效多少。而资本总是以其冰冷的铁律统治男性和女性。反对资本比反对男性，对女性来说有更充足的理由。
在女性主义眼中，男性和女性好像是一对忘记社会、不食人间烟火的冤家，在历史之外的空中楼阁里打斗。父权总是高高在上，女性一直受压抑，历史的发展以性别斗争为纲，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既然每个历史时代都是如此，男性、女性就超越历史，丝毫不受历史和社会的影响。吃什么，穿什么，不必考虑，只需专心战斗。或者涉及到吃穿，这些也只是为了揭示一方压迫一方的万年真理，为了给两者披袍挂甲，使战斗更有看头而已。只有空洞的概念才能超越历史，女性主义在用概念对抗概念。在他们看来，只要打倒男性这个概念，女性的解放将会自然发生。女性主义的反抗武器体现在对抽象的女性概念的阐发和实践上。
抽象的女性概念是什么呢？是人的生物性性差别构建起来的女性。人的生物性差别主要体现在身体差异上。身体虽然受社会的影响，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身体的成长会更加完全，而不会因缺乏营养，耽误生长，但两性之间的身体差异受社会的影响不大。两性中，性器官的差别是先天的，也是隔绝于社会的女性概念独立于男性概念的必胜法宝。所以女性主义诗歌在宣扬女性的身体写作时，着重强调对性器官、性感受的描写。这些女性主义诗人们往往在夜里，或在白天拉上窗帘，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欣赏自己的性的美。外头的喧嚣于她何干呢，因为她本来就隔绝于世界，或者她早就惧怕这个世界，而沉浸在概念的欢愉中不可自拔。当虚空的概念转化为性的真实，是从一个无规定性的自由境地驶向另一个肉体解放的实在自由，你就可见这个欲之花有多么美！
但是我们须知道，社会早已禁止我们裸露出生物性性别，而命令我们要成为一种角色，展现一种社会性性别。我们或为母亲，为父亲，为丈夫，为妻子，为儿子，为女儿，生物性性别需要隐藏其性器官，穿上衣帽从床上走下来，去社会中各司其职。所以，我们就会看到，那些可怜的女性主义者白天受尽资本的欺凌，在月白风清的晚上，关闭门户释放自己的身体，怨恨那空洞的男性能指，聊以自慰。
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性。在资本之下，或者在这丰富的社会历史中，我们连人都认识不清楚，就奢谈在人基础上的性别差异，无疑就像文人们小酌，谈论雪中芭蕉这么美好的意境一样。自我陶醉，并不能带来现实的任何果效，而社会永远是现实的社会。
我从“城市漫游者”这个诗歌团体中看到了中国女性主义的新转向。她们仍是女性主义者，只是不再关上门窗自恋地欣赏自己的肉体，不再只是从事生物性女性诗歌创作，而是走出来，来到社会中看看真实。行走在上海这座中国现代化程度尤为发达的大都市中，然后她们发现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认识她们自己。女性的一半似乎不再是男性，而是城市。但她们对久居的城市远不如对作为对立面的男性熟悉，在她们眼中，城市就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现在的时代似乎已经过了后现代主义对城市的批判和解构的时候，对城市、对社会，甚至对资本的认识，都要从头开始。城市是恶魔吗？它破坏了我们，还是在成就我们，我们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它构造了我们，构造了男性和女性。这些女诗人不再像以往的人那样患有田园风光的怀旧梦，竭力批判城市，也不像未来主义那般欢呼钢铁时代的到来，把城市作为理想的天国，而是漫步在街头，认真观察这个陌生的城市，书写她们的感受和思考，以备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就像波西米亚人漫游在巴黎拱廊街，那是一种新的心态和感受，而很快，崭新的时代就完全给她们答案。未来是属于预先探索之人的！
朱春婷是我的挚友，她托我为“城市漫游者”写几篇文章。我不在上海已几年了，这个团体是我离开之后成立的。虽然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但团体中的几个人大都和我熟识，大家的写作情况我也了解一些。只是我常惫懒，理论知识又不足，许多事自己常把自己绕进去，不能出来，勉强为她们写这个序实在汗颜。序虽然写得勉为其难，而佳美的诗歌作品总以佳美为是！
2017年9月29日
这个团体是由几个上海女诗人发起的，原来的名字直接与“女性”二字相关，后来更名为“城市漫游者”。这并不是毫无真实的原因而更改为时髦的团体名称以达到眩人眼目的效果，也不是已经放弃以女性为立场作为触摸这个世界的方式——到现在，城市漫游者仍不会接纳任何一位男性作为成员。这是因为在这个新时代，这几个女诗人对女性主义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
流行在外国的女性主义有纷繁复杂的流派，但到了中国似乎就径变为一支追求性别平等的大军，到了新诗则更窄，大都仍是对女性身体经验的强调，以期达到性别平等的目的。翟永明、伊蕾在八九十年代设下的女性主义诗歌界限，后来的诗人并没有太多突破。而翟永明等中国女性主义诗人所创造的诗歌，也无非是在国外先行的女性主义诗歌的圈限中遨游。当然，大多数国外的女性主义诗歌也并没有跳出“男性”的对立面，仍是男性视阈下的奴隶，是男性中心主义必不可少的边角料。就像东方主义叫嚷着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殊不知自己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同谋者。
女性主义、东方主义这些都是在强调被边缘化或者被压抑了的一方的权益。但问题不在施行压抑的一方，而在于这种区别。就像刀把西瓜切成大小不同的两半，西瓜的小半怨恨大半，其实毫无用处，因为实在刀才是造成西瓜两半大小不同的主要原因。谁是操刀者？不是男性，也不是西方，而是社会，是历史！后现代主义者总有一种追求绝对自由的夙愿，但绝对的其实是不自由。黑格尔曾称这种绝对的自由为“抽象的自由”或“否定的自由”。“这种否定的意志只有在破坏某种东西的时候，才感觉到它自己的定在。” 它们不能产生任何肯定的东西，只能一再地否定，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因为一旦肯定下来，秩序必然产生中心和边缘，而新的中心和边缘却是他们原初所反对的。这种绝对的自由只会是“破坏性的怒涛”，而不会结出，也不允许结出任何果实。人便处于被否定性灼伤的中心，永不会脱离，也永不会自由。
现今这个世代，远不是以往激情的那个时代，不是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急需将每个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以完成最大的资本积累的那个时代。原本以温情脉脉的家庭为掩护的女性和儿童同时诞生在工厂里，这是他们第二次的新生。女性主义也因那个时代而生，因为被掩藏的莫不被显露出来，那时正是女性在社会中初露峥嵘的时候。女性作为劳动力的一部分，便要和男性抢夺经济和政治资本，所以一直把男性作为最大的敌手。直至现在，女性仍以女性主义为武器在抢夺这些。所谓的自由与平等，无非是必须换算成现钞的虚伪等价物。工资平等、权利平等这些追求，在资本统治的世界里统统质化为可供挥霍的钱币。这并不是说，女性不可以占有这些，而是说女性主义所要争夺的乃是资本占有量的多少，是反对资本分配的不公而与男性重新商量再分配的谈判活动。但可惜的是，谈判的筹码不在男性手中，也不在女性手中，而在资本的手里。资本分配的标准不由男性制定，而从经济规律而定——资本总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切都以利益为目的。资本总是需要花最少的钱雇佣最多的劳动力，女性在最基础、最自然的体力方面逊于男性，在资本运转中处于劣势。可见，所谓女性主义所反对的不平等并非是男性造成的，而是那个统治一切的资本——男性也在它的统辖之下。以受害者攻击受害者，无非是自己亏缺五十两银子，再去抢那个亏缺三十两的，大家平分一些亏缺而已。剜肉补疮，其实并不见奏效多少。而资本总是以其冰冷的铁律统治男性和女性。反对资本比反对男性，对女性来说有更充足的理由。
在女性主义眼中，男性和女性好像是一对忘记社会、不食人间烟火的冤家，在历史之外的空中楼阁里打斗。父权总是高高在上，女性一直受压抑，历史的发展以性别斗争为纲，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既然每个历史时代都是如此，男性、女性就超越历史，丝毫不受历史和社会的影响。吃什么，穿什么，不必考虑，只需专心战斗。或者涉及到吃穿，这些也只是为了揭示一方压迫一方的万年真理，为了给两者披袍挂甲，使战斗更有看头而已。只有空洞的概念才能超越历史，女性主义在用概念对抗概念。在他们看来，只要打倒男性这个概念，女性的解放将会自然发生。女性主义的反抗武器体现在对抽象的女性概念的阐发和实践上。
抽象的女性概念是什么呢？是人的生物性性差别构建起来的女性。人的生物性差别主要体现在身体差异上。身体虽然受社会的影响，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身体的成长会更加完全，而不会因缺乏营养，耽误生长，但两性之间的身体差异受社会的影响不大。两性中，性器官的差别是先天的，也是隔绝于社会的女性概念独立于男性概念的必胜法宝。所以女性主义诗歌在宣扬女性的身体写作时，着重强调对性器官、性感受的描写。这些女性主义诗人们往往在夜里，或在白天拉上窗帘，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欣赏自己的性的美。外头的喧嚣于她何干呢，因为她本来就隔绝于世界，或者她早就惧怕这个世界，而沉浸在概念的欢愉中不可自拔。当虚空的概念转化为性的真实，是从一个无规定性的自由境地驶向另一个肉体解放的实在自由，你就可见这个欲之花有多么美！
但是我们须知道，社会早已禁止我们裸露出生物性性别，而命令我们要成为一种角色，展现一种社会性性别。我们或为母亲，为父亲，为丈夫，为妻子，为儿子，为女儿，生物性性别需要隐藏其性器官，穿上衣帽从床上走下来，去社会中各司其职。所以，我们就会看到，那些可怜的女性主义者白天受尽资本的欺凌，在月白风清的晚上，关闭门户释放自己的身体，怨恨那空洞的男性能指，聊以自慰。
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性。在资本之下，或者在这丰富的社会历史中，我们连人都认识不清楚，就奢谈在人基础上的性别差异，无疑就像文人们小酌，谈论雪中芭蕉这么美好的意境一样。自我陶醉，并不能带来现实的任何果效，而社会永远是现实的社会。
我从“城市漫游者”这个诗歌团体中看到了中国女性主义的新转向。她们仍是女性主义者，只是不再关上门窗自恋地欣赏自己的肉体，不再只是从事生物性女性诗歌创作，而是走出来，来到社会中看看真实。行走在上海这座中国现代化程度尤为发达的大都市中，然后她们发现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认识她们自己。女性的一半似乎不再是男性，而是城市。但她们对久居的城市远不如对作为对立面的男性熟悉，在她们眼中，城市就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现在的时代似乎已经过了后现代主义对城市的批判和解构的时候，对城市、对社会，甚至对资本的认识，都要从头开始。城市是恶魔吗？它破坏了我们，还是在成就我们，我们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它构造了我们，构造了男性和女性。这些女诗人不再像以往的人那样患有田园风光的怀旧梦，竭力批判城市，也不像未来主义那般欢呼钢铁时代的到来，把城市作为理想的天国，而是漫步在街头，认真观察这个陌生的城市，书写她们的感受和思考，以备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就像波西米亚人漫游在巴黎拱廊街，那是一种新的心态和感受，而很快，崭新的时代就完全给她们答案。未来是属于预先探索之人的！
朱春婷是我的挚友，她托我为“城市漫游者”写几篇文章。我不在上海已几年了，这个团体是我离开之后成立的。虽然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但团体中的几个人大都和我熟识，大家的写作情况我也了解一些。只是我常惫懒，理论知识又不足，许多事自己常把自己绕进去，不能出来，勉强为她们写这个序实在汗颜。序虽然写得勉为其难，而佳美的诗歌作品总以佳美为是！
2017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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