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40（第2版）-互动出版网china-pub
基本信息
- 作者： 梁国勇
-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ISBN：9787300240190
- 上架时间：2017-6-21
- 出版日期：2017 年7月
- 开本：16开
- 版次：2-1
- 所属分类：经济管理 > 经济/经济学 > 中国经济 > 发展/研究/战略
编辑推荐
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读书 面对全球变局，中国的发展道路应该怎么走？中国经济的命运将会怎样？ 著者积10年研究之功，对中国经济做出独到和前瞻性的解答 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跨越两个30年的宏大叙事和深刻思辨 对重要数据进行全面梳理和全新解读，重构对国际经济和发展的理论认知
内容简介
书籍 经济管理学书籍 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这是许多经济界人士和决策者关心的话题。本书梳理了这么几方面的内容：其一， 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在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中的位置是怎样的 —— 或者说， 我们现在哪里； 其二， 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为什么取得这样的成就 —— 换言之，我们以前做对了什么； 其三，中国经济现有的主要问题以及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是怎样的 ——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再作什么。 作者具备全球视野，在国际比较的框架中，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汇率与外汇储备、国际投资等多方面，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对于关心中国发展的专业读者和政策制定者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作译者
梁国勇博士，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事务官员，并在国内外多家著名学术机构担任兼职教授或研究员。 他所就职的贸发会议是世界范围内投资数据收集、分析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核心机构，对各国政府、实务部门和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世界著名商学院之一的鹿特丹管理学院（RSM, Erasmus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其研究重点是国际经济、战略管理及公共政策。 2005年以来是年度《世界投资报告》的主笔之一；该报告是国际投资领域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 他在国内外主要财经媒体发表评论文章百余篇，相关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在该领域做出了重要和独特的贡献，获得了包括约翰·邓宁（1927–2009）在内的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
目录
引言从2010到2040：中国经济走向巅峰之路 / 第1章中国发展：大历史观 / 第2章全球化与中国经济：30年之变 / 1经济全球化简史 / 2强势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崛起 / 3金融危机重塑了全球化和中国经济 / 4全球化新动力和世界经济治理新结构：中国的引领作用 / 第3章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新转型与新增长 / 1中国发展的变与应变 / 2“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 3经济增长：面对新环境，寻求新动力 / 4传统转型的深化与新转型的突破 / 第4章新货币政策范式下的国际金融 / 1全球货币政策新范式和金融安全新挑战 / 2人民币汇率：从单边升值到双向波动 / 3人民币国际化：从中国货币到“世界货币” / 4国际收支：“双顺差”时代的终结和外汇储备“拐点”的到来 / 第5章面对全球治理困境的国际贸易 / 1世界贸易重新洗牌 / 2新竞争，新失衡：全球挑战与中国战略 / ↓展开全部内容
书摘
从2010到2040： 中国经济走向巅峰之路 如果将发展比作登山，那么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前进，中国经济已行至半途。无限风光在险峰——处在“半山腰”的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地继续前行，不断挑战新的高度达到“最高峰”呢？当然，发展之路没有终点，“巅峰”之喻有不妥之处。姑且允许我用它来描述中国经济可能达到的这样一种状态：其一，从收入水平看，中国经济从目前的发展中经济体演进到一个类似现在发达经济体的程度；其二，从经济体系看，中国经济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稳定、不确定结构演变到一个相对稳定、完善的系统，并在产出和分配方面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和公平并重”的转变；其三，从经济增长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大幅波动的高度动态转变到稳定增长、小幅波动的相对稳态，同时经济增长呈现更强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并更好地满足普通民众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请注意，这里我并未提及总量指标和以总量为依据的排名。换言之，我所说的“巅峰”状态并非指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而是超越了这一标准。 30年之变：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30”似乎是中国历史中一个神奇的数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俗语在中国近代史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以30年为界限，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各有其主题：建国前30年（1919—1949）的自救；建国后前30年（1949—1979）的自立；改革开放30年的自新（1979—2009）。在每一个30年的关键转折点，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转变，中国经济则经历了从自主到起飞再到赶超的提升。在改革开放的3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从封闭向开放的彻底转型，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在这个30年大棋局收官之际，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全球化也面临重大变局。中国经济逆势前行，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并开始向世界最大经济体迈进；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升级，中国也开始引领全球化由弱转强的进程。与此同时，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间节点，国家领导核心也经历了30年来的重大变化，治国理政气象一新。 下一个30年，中国经济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将走向何方，2040年代的中国经济将会怎样？建国百年之际、2049年的中国将会怎样？从2016年开始实施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如果顺利完成，意味着5年后“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那么，10年、20年后，中国经济是“欧美化”还是“拉美化”？回答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必须对以下几方面有客观、清醒的认识：第一，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如何，在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中位置是怎样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在哪里；第二，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是怎样的，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换言之，我们以前做对了什么；第三，中国经济现有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再做什么。对前两个问题的认识是我们“自信”的来源，而对后一个问题的认识是我们“自新”的动力，两者并不矛盾。 以当期价格和汇率计算，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11万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8 000美元，排在近80名的水平。中国的人均GDP从800美元到8 000美元仅用了17年的时间，增长速度之快没有先例。然而，汇率、通胀率带来的实际购买力影响不可忽视。另外，考虑到中国经济收入分配严重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相当数量的国人仍然维持在以国际标准衡量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准。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中古时代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推动了欧洲的全面、高速崛起，而中国则开始了相对和绝对意义上的双重衰落。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仍处在“追赶”西方的阶段，距离达到西方的人均生活水平，乃至“超越”西方回归历史上的领先地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局部的超越并非没有可能而是正在发生，但从“跟跑”到“领跑”的全面转变仍需要很长的时间。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空前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经济转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几方面紧密交织、协同演进、共同推动发展的历史。“中国奇迹”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很多，其出现取决于不同层面、内部外部众多因素的叠加，从宏观上涉及上述多重转型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合力。与具有相对可比性的印度的比较可以说明一些问题：30年前基本处于相同起跑线上的两个发展中大国现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乎所有指标上都已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无论是与自身历史还是与他国比较，这30年的高速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中国发展模式的有效性不言而喻。 然而，决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部分重要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回到“登山”之喻：经过前期的高速攀爬，处在“半山腰”的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天气变了——从原来的艳阳高照到疾风骤雨，再到持续阴霾。始于2008年美国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包含金融、经济和债务三重危机，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仅次于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Great Depression）。这场危机的“震中”出现在发达国家，其对世界经济冲击的烈度也是大危机之后所仅见的。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分别经历了美国、欧洲、新兴市场交替重叠的“三波”，并开始展现其对全球和中国经济的“二次冲击”。由于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时代。与此同时，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由强转弱，与中国经济的“30年之变”同时发生的还有全球化的“30年之变”。对积极谋求开放发展的中国而言，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制约着经济沿着原有路径高速前行，而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苗头则甚堪忧虑。 其次，以前的路越来越不好走了——从原来的缓坡坦途到现在的陡坡泥泞。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有利条件（如“人口红利”、低成本要素的大量供给等）逐渐消失，前期积累的矛盾（如金融风险、环境问题）日益尖锐。另外，原有的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道路越走越窄。与此同时，石头不好摸了，障碍不好绕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过程中，采取了一条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主义路线，对一些障碍采取了“绕着走”的回避态度。现在，改革步入“深水区”，一些原先可以暂时回避的问题到了不能再回避、只能去解决的时刻。 尽管面临困难和阻力，中国经济最终在总量上超越美国并无多大悬念。“赶超”包括追赶和超越两个阶段，总量和人均两个层次。如前所述，我所说的“巅峰”状态其实远远超越了总量目标，更多地强调经济系统、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从对GDP数字和经济总量的追求到对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对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强调，从落后的紧迫感到比肩后的从容不迫，从“现代化”的大干快上到“后现代化”的细腻恬淡——“巅峰”之喻还蕴含着一些心理和认知层面的内容。实际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已经于2014年“提前”成为世界第一。当然，购买力平价对经济规模的高估是明显的；但即使以实际汇率算，中国也已成为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10万亿美元以上GDP的国家。问题是，中国经济将如何前行，下一个30年向何处去？ 降速增长加速转型 2009年12月我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应适当下调》的评论文章，提出中国经济2010—2020年的增长目标水平应下调至7%。呼吁降低经济增速目标，我可能是最早的。之后我高兴地看到，此建议已成为现实：“十二五”规划（2011—2015）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被确定为7%。1特别是近两年，适当降速增长成为决策者的共识，也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内涵。我在2009年的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下调经济目标增速的必要性，并特别强调了“保增长”与“调结构”及“防泡沫”的矛盾。虽然中国经济面临的情况和问题有了明显改变，但拙作的基本逻辑仍然适用：决策者应客观认识经济内外部环境的限制，制定合理可行的增速目标，避免对经济的强刺激。2009年此文的写作也与我对当时经济刺激措施规模过大，导致债务、产能、坏账膨胀的短期担心有关，体现了我对外部环境骤变情况下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长期发展的思考。 展望2040年，中国经济有望经历6%~8%（中高速）、4%~6%（中速）和2%~4%（中低速）这三个持续十年的“增长平台”（见图01），呈现长周期的“L”形走势。经济增速随收入提高在长期内递减的规律在理论上可以从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在实证方面也可以通过发达经济体和赶超型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的历史数据加以验证。当然，历史经验同样表明：保持长期增长并非必然；在重大危机冲击或结构弊端困扰下，经济负增长和长期停滞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增长平台”假设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优化结构并避免重大危机的冲击。在此前提下，国内、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基本反映在“理想增速”“中速”和“低速”三个场景假设之中。 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其经济已经迈入了“上中等收入经济”（upper middle income economy）的门槛，下一阶段的挑战是如何在6 000~12 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区间继续前行，并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经济体挺进。从中美经济的比较看，假设汇率保持不变，美国经济持续以2%的速度增长，而中国经济沿“理想增速”场景运行，中国人均GDP将于2025年左右跨入12 000美元的高收入门槛，GDP总量将于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在“中速”场景下，中国经济整体规模超过美国的时间将推后5年左右。逐渐降速增长的“路线图”看似保守，但却是中国经济“走向巅峰”的坦途：以2009年的水平为基础，只要中国经济沿着以上路径顺利前行并避免大起大落，到2040年代就有望达到前述“巅峰”状态。 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1980—2040图01 数据来源：1980—2015年来自国家统计局；2016—2040年为作者估算。 根据长期发展目标、中期阶段变化和短期潜在增速确定一个适当的目标增速水平，将是中国经济决策者始终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对短期“潜在增长率”的确定是经济目标增速管理中的一个战术问题，那么对经济增长长周期、“大趋势”的预测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对未来走向的长期预测为各类经济主体的很多决策所需。无疑，沿着次第下调的“增长平台”运行是中国经济演进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景，可以成为发展战略制定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长期指引，以及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的一个重要工具。无论如何，能否避免重大经济、金融、社会危机的爆发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路径的关键。在高速增长几十年后，中国经济应更好地平衡“快”与“稳”的关系，政策的基调应该从“求快”转为“求稳”。经济的掌舵人理应主动换挡，适度减速，以降低行驶风险。从长期来看，阶段性降速、区间内稳定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政策选择。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并不平坦，由中、低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升级”往往非常困难。很多低收入国家一直陷于“最不发达泥潭”之中，经济难以起飞，国家长期贫穷。即使跨过中等收入门槛，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不多。当然，“陷阱”对高收入国家也可能存在，日本即是典型的例子：其名义GDP自199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停滞不前，处在500万亿日元左右的水平上。超越“陷阱”、走向“巅峰”要求中国经济成功地进行转型和升级。展望未来30年的中国经济，创新和经济的多重转型将持续释放增长动力——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传统转型”将继续深化，而消费增长、服务业发展、经济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方面的“新转型”将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中国经济的转型意味着城市和乡村、消费和投资、服务业和制造业、经济和环境社会等各方面关系的调整，也意味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释放。面对阻力和阵痛，必须以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提前规划“转大弯”，避免遇到问题“急转弯”。消费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增强是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核心问题，这两方面的持续进展也将带动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变不仅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消费者”将成为“中国工人”之后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决定性力量。显然，中国经济“新转型”将是全局性、历史性的，其影响也具有世界意义，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 ↓展开全部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