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意志力及其边界

看一个关于酒瘾（酒精依赖症）“患者”的访谈AA在北京——他是匿名戒酒协会/戒酒互助协会（AA，Alcoholics Anonymous）的一员。当被问到酒瘾是否可以通过意志力戒断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想靠意志力戒酒，就像试图通过意志力降高血压。

这让我想起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里，借主人公维特之口，对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精神病患所做的辩护：对于一个身体上出问题的人——例如一个发烧的人，你们会同情他、照顾他，给他请医生；可是对于一个心理上有问题的人、一个企图自杀的人，你们只是指责他：脆弱！怎么就不能坚强一点？（那个年代还没有“精神/心理疾病”的概念，更没有“心理医生”。）

从“酒鬼”到“酒精依赖症”患者，这是一个奇妙的转换。上瘾从一个道德问题转变成一个技术（医学）问题——酒没变，人没变，喝酒的人身份却变了。这个转变是通过名词的转变实现的。

词的背后是物的认知。酒瘾究竟是精神性的还是生物性的？这个问题在科学上仍处在争议之中。但是，生物学-神经科学的研究至少为我们重新认识瘾症提供了一个窗口，更重要的是，它为那些身陷污名的人打开了一扇窗口。

污名之下的人不堪重负。酒鬼、浪荡子……纷纷变成了酒精依赖症患者、性瘾者。同性恋群体为自身辩护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我们的性取向是基因决定的。从一个道德败坏的人（“邪恶”），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软弱”）到一个病人，污名虽然没有完全摆脱，但总算被归到“正常人”的范畴之内、有机会回到理性人“共同体”的怀抱中了。

可是，决定论能让人变得更轻松吗？并不能。或许生物学解释能让瘾症患者卸下道德上的负担，但却无法解除瘾症带给他的现实困扰。污名摆脱了，但你终究还是一个“病人”，而且这病有实际的后果，有的甚至还非常严重，乃至致死。因此，并不会因为有了一个医学名称，就消除了瘾症的危害性、就能免除个体的伦理责任。无论怎么认识“瘾症”，你都面临着更加重要而且更加困难的任务：戒除瘾症。

这时候，悖论出现了：一方面，酒瘾者力图通过生物决定论使自己摆脱污名；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摆脱生物决定论以帮助自己戒断瘾症。因为如果酒瘾是生物性的，那么戒断就几乎没有可能了——就像一些同性恋者所主张：要他们改变性取向，除非改变他们的基因。只有承认酒瘾是可控的，而不是已经被基因写成，你才会同意酒瘾有戒除的可能性。

然而这就出现了第二重悖论：要想戒断酒瘾，必须认识到依赖行为可控；可一旦一个人觉得酒瘾是他自己可以控制的、在他意志力的范围之内，那么他很快就会将自己暴露在酒精的威胁之下，然后再次被酒精摧毁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

如果不是被酒精严重威胁到健康、生命、工作、家庭，不是经历一次又一次戒酒的挣扎和失败，我相信那些患者不会走进AA。

因为逻辑上的出路只有一个：相信酒瘾的可控性，但控制它的能力在我之外。这就是AA给的答案。这个答案过于诡异，以致于很多病患过来一看到他们的口号就走了，因为感觉像是“邪教”。

尽管AA极力撇清与宗教的关联，但是无论从观念还是实践上，我们都很容易识别出它和基督教的亲缘性。戒酒12步（The Twelve Steps）的第一条就是：我们承认，我们对酒无能为力——我们的生活已经一塌糊涂。他们的口号“Let Go，Let God（放下，交给上帝）”以及他们小组分享的形式……这一切都太基督教了，确切地说，太加尔文了。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AA在北美遍地开花，在中国却举步维艰的一个原因。虽然AA里面的“God”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他们强调说这个“God”是每个人可以自己理解的“更高的力量”，在中国的AA组织里，God被翻译为——“上苍”。这个名词在中国的语境下显得相当怪异，特别是当AA成员这样祈祷的时候：“只要我们诚心祈求，‘上苍’会帮助我们除掉我们的弱点。”（12steps第七条）】

Harry M. Tiebout对酒瘾患者的一项研究为AA的第一条规则提供了某些心理学上的说明。他指出“降服（Surrender）”在酒精依赖症治疗中的作用，这一心理机制与宗教归依有很大的相似性。“人们往往会长期与一个问题斗争，而痛苦消耗着他们的精力与耐力。在对酒精滥用的研究中，人终于面对自己是个酒鬼的现实，并且对改变这一现实完全绝望无助。矛盾的是，一旦真正确认了这种无助感，人们反而有能力着手解决酗酒的问题。我相信，类似的过程，有时也在基督教皈依过程中出现。当一个人面对困境，把自己作为一个迷失的罪人，承认并降服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此时他或她就能获得开始新生活的力量。”（当然，也有研究持相反观点，认为AA的治疗并不具有实际上的有效性。）

降服，首先是接受自己是一个“酒鬼”的事实并且承认酗酒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很多人明明深受酒精困扰却拒绝承认这一点；其次是承认自己对酒没有抵抗力，自己已经没有办法解决酗酒的问题、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糟糕的现实；接下来就是承认自己需要帮助。神奇的是，当一个人放下自负，愿意做出改变并且愿意寻求帮助的时候，他确实向真正的改变迈出了第一步——当然，这距离“成功”还很遥远。这是为什么呢？Tiebout指出，“降服”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消极的姿态（承认自己的失败、无能），实际上却代表着一种态度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正是患者做出行为上的改变的关键。（“It is the act of surrender that initiates the switch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behavior.”）

事实上，酒精依赖症患者要对付的除了瘾症本身，还有一个致命的敌人就是绝望心理。毫无疑问，瘾症会毁坏一个人美好的正常生活，同时，还会摧毁他积极的自我认知。在一次又一次与瘾症的反复对抗中，他一再地一败涂地；除了在戒酒上的失败，他几乎不可避免地还要经历工作的失败、人际关系的失败。除了这些现实的打击，他还会形成一种“习得性无助”的消极心理：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现状是难以改变的，那个理想的自我从来都是幻觉。在失望和罪疚中，他放弃了作出改变的努力——可能在此之前——也丧失了改变的信心。Tiebout所说“降服”的“转换”作用，可能就在于此——为成瘾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自我认知：我确实对酒瘾无能为力，在这点上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但是，有其他的力量可以帮助我对付酒瘾，戒酒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这样一种认知给他们以新的信心，这信心是积极行动的起点。

但也仅仅只是一个起点。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这话对成瘾者来说是十分贴切的。即便加入AA，有了新的自我认知，酒精的诱惑依然无处不在（“危险的事物固然美丽”！），千疮百孔的生活和人际关系铺陈眼前，“但愿长醉不愿醒”。即便拿出勇气来去面对现实，生活会好起来吗？摆脱了酒瘾，就有人爱我了吗？我就能爱别人了吗？……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像那个酒鬼卡佛一样说——

好多年后

我还想放弃

朋友，爱情，灿烂星空

换座无人在家的房子

无人回来

酒想喝多少有多少

或许，比对抗诱惑更难的，是对抗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