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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宗教、历史文本的相似与不同，近似于宗教，又并不推向某一极，是一桩“不完全的事”；像是历史的“插入句”，又因十分自由而无法付诸行动；接近生活而不与生活相等，因为身陷生活的人，并不会抬起头来寻找理解生活、讲述生活的形式——这倒是我们早就知道的真相，“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自己”，并不明白自己怎么总是像个疯子似的又爱又恨。

小说家的特权也因此而来，作为“内心的扩张主义者”、“滑稽的幻想家”，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把诸如“敲门声”这样不经意的细节赋予史诗级别的注意力。而所谓“接近”，实在是一种令人慌张甚至恐怖的距离，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他们身上所蕴含的一个最伟大的特质可能在于小说的“事后性”——尤其文学是可以发生在死亡之后的（而死亡通常都视为一个确定的万物的终点），它甚至可以反复地死去活来地经历死亡，这成了一个很本质的起点。正是由于小说家的工作，我们才得以回到故事发生的地点，回到一段早已消失的时间，而不必非要等到某个具体的人的追悼仪式，才获得慨叹人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