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No.1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对他的印象一直是严峻的、冷酷的和拥有超越时代的格局，然而他又是悲剧性的，虽然不至于像商鞅一样惨烈，但他得知所有新法被取缔后郁郁而终的结局，足已让人唏嘘了。他一生的抱负终究没能实现，国家走向富强无望，此恨绵绵无绝期。
王安石是诗人、文学家、学者、思想家，更是一位政治改革家。邓广铭所著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对王安石变法的前后的思想变化、社会环境、前因后果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对王安石的人格和业绩、气度和胆识都在前人基础上进行深化和提高。
本书大量引用了王安石与同时代官员的书信、文章、对话等记载，通过分析勾勒了王安石变法中各色人员的不同态度、观点，我们可以看到皇帝的困惑、动摇，反对派的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王安石的坚定和理性，以及变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不同结果。
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理念、触碰到固有利益阶级遇到的反扑、执行层面的偏差、被别人妄加利用的无奈、各种权力的掣肘、妥协后的痛苦，种种改革中要遭遇的重大难题都要他去一一面对，他以一颗无畏的心，尽最大的努力去实践自己的信仰。尽管最后变法还是失败了，但他所体现的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精神追求依然照耀千古。即使是最顽固的保守派，也不得承认其在德性上无可指摘。
现将本书大概章节按照个人理解，做一些简单梳理：
一、当国执政以前的王安石
该章试图梳理和展示王安石改革思想形成的过程，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性格养成、远大志向到进入仕途后对社会、局势的思考，他如何从一个立志“以少施其所学”的青年官员变成了一位披荆斩棘的铁腕改革家。
立志学以致用的王安石在初入官场时就非常务实，“凡其所到之处，总要对他所认为的应革之弊和应兴之及利，进行一番兴革”，而当时的官场都已养成袭故蹈常的风习，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王安石则希望能在一个地方职位上任职更久，便于完成一些实政。然而官场对于这样勇于作为、书生意气的人大多是不太欢迎的，王安石凭借真才实学和良好风评而广受瞩目，在他进献《言事书》后更是享有了极高的声誉。
《言事书》抨击了当时很多政治要害，表达了需要迫切改革的主张，但一方面当时在位的仁宗并无此魄力，另一方面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方案空想部分居多，能付诸实施的可行性则较少，与现实的社会政治距离太远，所以无法获得真正的支持。
《言事书》的基调是要对北宋正式进行改革，其中充分展露了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则：如“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之道”，把理财作为治国先务的思想，其见地之卓越，是他同时及后代多少政治家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二、宋神宗启用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革新
本章首先讲述了王安石开展变法的重要支持者——宋神宗，一位年轻有抱负的君主，王安石所有的改革政策只有先获得他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开始推行、执行；第二是王安石的变法革新指导思想——法家，在以儒教治理天下的大名下，法家思想难以被保守派所承认和接受；第三阐明了支持王安石变法革新的重要精神——“三不足”：天法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少年君主一开始对王安石是赞赏和崇拜的，王安石也愿助宋神宗成为大有为的君主，可惜伟大的君主可能更需要天赋，宋神宗始终并没有真正和王安石达到思想和抱负的一致，所谓两人心志契合只是表象。王安石变法的终极目标是富民、富国和强兵，各项改革措施都牵扯到地主阶级各阶层之间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
对于反对派来说，他们有无数我们现在看来特别可笑的观点来反对变法，比如他们认为一个人之所以富和贫，是由于其人聪明和愚蠢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不承认历史上导致王朝覆灭的豪强兼并等社会矛盾，连苏轼这位大学者都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于强与弱。而王安石的重要工作就是去解除宋神宗的各种疑虑，继续推行新法，用“三不足”的精神一个人战斗下去。
三、王安石入参大政时治国安邦的两大抱负
本章重点探讨了王安石的“理财”之法和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王安石的政治改革，规模宏阔，所涉及的范围，既广且深，但最为核心的问题却在于“理财”。他提出“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即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向大自然去开发财富。
在军事上，北宋情愿把敌对的契丹政权置之不顾，也要把武装力量侧重使用在防范内部文武大臣或地方势力的阴谋篡权上，军费冗滥而无良将精兵，朝廷上下更是弥漫着萎靡怯懦的气氛。而王安石的远大战略设想，是要依照汉唐两代的幅员规模，由北宋王朝再一次实现统一全中国的大业。遗憾的是，连最应该有此雄心的宋神宗，不但从未如此想过，连对边境局部的收复胜利都让他惶恐，担心惹恼了邻国。
四、王安石推行新法及其所遇阻力
本章详细展开了王安石推行的各种新法，其新法的目的和实施情况，以及各色保守派层出不穷的反对声浪。王安石大刀阔斧的改革，从上到下震动了整个北宋王朝，是一次非常伟大的社会改革实践。
在一系列新法当中，最能集中体现王安石“为天下理财”用意的便是“农田水利法”，这道法令中，所要调动的，是全国各阶层社会人群的劳力、智力、财力，以及领导、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力量。尽管还可不断听到从保守派人物那里传来的反对声浪，全国各地的官吏和士民对该法的反响都是很积极的，兴修成功的水利田多达10793处。其间对黄河的治理可以说是有科学规划的，无奈保守派深恐“聚大众，兴大役”而致使人民趁机“起而为盗”，甚至说“开河（即浚治黄河）如放火，不开河如失火”。
希望把豪商富贾们过去所操持的“轻重敛散之权”受归于北宋政府手中的“均输法”，也因极大的触动了保守派所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最终未能按照原定计划贯彻执行下去。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两派对政府的职能的理解不同，保守派反对政府过于干预市场、甚至“与民争利”，而王安石则更务实的希望打造强有力的政府去解决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青苗法是对于旧的常平仓法进行改革的一种新法，然而，对于王安石和变法派的人们所创立的各种新法，保守派人物攻击的次数最多、攻击的人数最多、最猛烈的，莫过于青苗法。也许是因为王安石不把庶民看作群氓，认为人民“合而言之则圣”，相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与当时统治集团的其他人物相比较，也算难得可贵。
王安石建立“保甲法”的目的之一，是要在各州县乡村当中建立起严密的治安网，重整封建社会的“秩序”，另外则是要使其成为从雇佣兵制向征兵制过渡的一个桥梁，革除长期以来雇佣兵“无赖奸猾”积习，改善和提高军队的素质，特别是废除在士兵面部刺字、将其视同罪人的管理方式，改用以礼仪奖养，以道理启发其爱国主义、保国卫民思想，这是一种极为明达的高见卓识，是超越宋代所有政治家、军事家的一种识见。王安石希望通过保甲法解决北宋政府因豢养百余万冗兵而招致的财政困窘的问题，进而实现将来制服西夏、契丹而在汉唐两代的规模上再度实现全中国的统一事业。可惜在王安石当政期内，保甲法远远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而其所遭遇的最大阻力，则是来自宋神宗身上，最后保甲法的大目标已经全被阉割掉了。
五、王安石对待敌国外患的决策
本章主要讲述王安石对北宋应如何应对西夏、契丹这两大北宋强敌的战略部署，虽然他每每料中敌人动机且有成熟的应对之策，无奈朝廷上下弥漫着怯敌、失败主义气氛，很多保守派竟然天真认为只有绥靖政策才能换来“长治久安”。
王安石支持王韶解决河湟地区蕃部问题，采用招抚办法主要使其不为西夏人所收附，不致如虎添翼。而以文彦博为代表的保守派人物始终不曾认识到关系战略全局的这一问题（断西夏右臂）。王安石越来越觉察到，王韶所要干的这番事业，“内则为大臣所阻，外则为将帅所坏”。
面对契丹的挑衅，王安石以为，应把主要力量用在对西夏的军事上，应以对西夏的军事胜利制止契丹的制造挑衅，并争取时间大修攻守之备以待契丹。然而宋神宗对契丹采取委曲求全的意向如此明白、坚决，无论王安石如何告知“示弱太甚，召兵之道也”。
宋神宗屈从契丹的要求，大长敌人威风大煞自己志气。从此以后，不但契丹不能触动，西夏同样也不敢去触动了。一着之误，全盘皆输。这是对王安石的吞并西夏与契丹（即恢复汉唐旧境、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的严重挫伤，给予王安石意志上、精神上的极为沉重的打击。韩琦、富弼主张自行解除武装以释契丹统治者之疑，而王安石所一贯坚持的，是一条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的对策。信史所载，斑斑可考，铁证如山，无复可疑。
六、王安石的两次罢相
本章主要讲述王安石两次罢相的前因后果以及期间其内心的矛盾和变化，第一次罢相的王安石是不得已而为之，而第二次罢相则是真正心灰意冷，非要从政坛脱身不可了。
王安石把“三不足”的思想观点用以自律，虽然可以使他成为一个先进人物，但却又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脱离现实，脱离社会人群大众（包括知识分子阶层在内）的人物。尽管宋神宗内心对保守派提出的意见是认同的，但他也同时省悟到，在当前的臣僚当中，真正能“横身为国家担当重大事业”的，只有王安石一人，因此又不肯应允王安石的辞职。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正是在他大力推行各项新法，是在他的宏伟战略设想中那一断西夏右臂的阶段性战争——河湟战役取得了全胜，按照他的预定计划，正应是策划如何乘机向西夏进行武力征取的时候。所以实际上他对上述问题是无法割舍的，虽然内心矛盾，但还是在不久以后再次重登相位。
然而此时君臣二人、政坛情况已远非之前，宋神宗已表明他对王安石“正君臣之分”。思想境界和战略设想的差距使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日益疏远。王安石依靠宋神宗为推行变法改制的后台，而宋神宗对此事的态度始终是不够坚决。北宋王朝自其建立以来，就极注意于“防微杜渐”的事，唯恐大权旁落在宰辅大臣当中的某一人或某一派系中，宋神宗有意要把保守派的部分势力保存在北宋朝廷之中，让他们与革新派彼此互相牵制，最终导致宋神宗逝世后，保守派一拥而上，变法改制成果全被推翻。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根本原因在于他静候宋神宗思想转变已经无望，他那个宏伟战略设想已经彻底破灭，他不能不以本人的政治生涯为之殉葬。
七、宋神宗的逝世与宋廷政局的大变
本章讲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当政后，如何不顾全局和内部反对声音，专横地将新法全部推翻，已经不是单纯的“矫枉过正”，甚至为了打击变法派无所不用其极。
在司马光草率地罢免役法，并公然宣称一切新法都是“病民”、“伤国”之法，都应该依次予以废罢之后，并不只是苏轼弟兄反对，保守派中还有不少人先后表示异议，虽则没有人对全部新法一律加以维护，却也极少认为全部新法都应废止。
保守派的内部尽管如此议论纷纷，终于没有能使司马光对废罢新法的事稍微慎重一些，最终新法全被废罢。而通过艰苦奋战和智计得来的西北战略要地，也因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的“主动弃地”之说，拱手断送给西夏了。
八、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
这次变法为天下理财的成效——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
新法的被推翻不等于新法的失败。（若当时起用另一位保守派当政，其对待新法的做法，必不会如此卤莽灭裂。）
九、王安石的暮年和身后
退居江宁的王安石虽是“身在山林”，却还是“心存魏阙”的。他虽然已经不是直接操持政柄了，却还是想通过《字说》与《三经新义》的传布，而达到用法家的思想去影响当时的思想，用法家的治术为北宋政权服务的目的。
王安石对于过去因从政而结下的恩怨，全都力求以淡泊心情来对待了。苏轼停留金陵，王安石盛情招待；而苏轼对于前辈诗人学者王安石，也具有真诚的仰慕情怀。苏轼替小皇帝宋哲宗撰写的《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显示他对王安石在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方面的肯定。
在王安石死后，除了他的弟弟王安礼、王安上而外，其余的友朋和门生大都唯恐被王安石所累，就都极力表示自己与王安石素无关系。然而归根结底，这种“世态”却还是由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压力所造成的。在当时的社会人群中，没有人肯再挺身而出，为了维护新法或维护王安石而与保守派相斗争，王安石身后所受待遇实在是过分凄凉。
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
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江水悠悠去不还，长悲事业典刑间。
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在蒋山！
——摘自《哀王荆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