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与回归：我和我身后的小城
十五年前，我离开故乡，去省城上大学。那时我刚满十八岁，满怀对新世界的憧憬，我想我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
十五年里，求学、工作、买房、结婚、生子，我在合肥、上海、南京之间兜兜转转，漂泊感始终挥之不去。
今天，我早已经明白那些所谓的功名富贵，只是大梦一场。人生一世，最重要的是心无所负。我决定转身，从“北上广”回到三线小城。
一、三城十五年
老家在安徽南部，群山环抱，绿水长流，以空气质量好而闻名，但经济非常落后。我离开老家小城，去省城上大学的那一年，小城还没有公交车，连红绿灯都没有。
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拖着行李箱，站在合肥街头，面对满大街的公交车慌张无措的样子——我甚至连投币坐车都不会。
大学生活过得波澜不兴，毕业之后找了一份文字编辑工作，收入不高，只能在城中村租一间十平方米的阁楼。用前几年时髦的名词来形容，我就是“蚁族”。城中村楼挨楼，墙抵墙，鱼龙混杂，偷盗抢劫时有耳闻。
我在那里住了两年，至少被偷了五次，有一次我半夜朦朦胧胧地醒来，月光铺满一地，房门大开：小偷光顾以后忘记带上门。
本科毕业两年以后，各种因缘际会之下，我去上海读研究生。在上海三年，我的视野一下子打开了。虽然物质生活依然窘迫，但走在陆家嘴、人民广场上，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个穷人。
那几年，四万亿席卷中国大地，城镇化突飞猛进，国企实力空前强大，房价也在调控中一次又一次刷新纪录。
十年前本科毕业时，我月薪不到两千，房价四五千，我根本不奢望自己会在省城买房。要想凑足首付款，我需要不吃不喝五年。
记得当年进校不久，我们就听闻本校有一个女生，利用学费和助学贷款交了学校附近一个楼盘的首付款。大家在感佩此女有魄力之时，也觉得未免太过冒险：月供怎么办？房价跌了怎么办？毕竟那一年，省城房价还不过每平米两三千，五块钱就可以在学校食堂里吃到一荤两素。
谁也想不到，毕业十年后，当年两千块的房子，现在卖两万了。合肥也因房价涨幅全球第一而被戏谑为“霸都”。据说当年那个倒腾房子的女生已经是开着宝马收房租了。
但奇怪的是，那时候我并不觉得房子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些都会好起来的。
盲目的自信，大概就是因为年轻和无知。
前一段时间知乎上有人提问“北京的高房价是否透支了外来年轻人的创造力和生活品质？”
超过5000人回答了提问，答者有赞有否，我倾向于肯定一方。我见过太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因为所学冷僻，而在大城市里扎不下根，只能远走小城，最后在小城的幽闭里蹉跎掉了一年又年。
房子在中国人心里的意义，西方人估计永远不能体会。在中国人心里，有了房子才叫有了家，更何况，在当代中国，房子还与教育、户籍、社保等等公共资源有高度的关联性。
没有房子，你永远是这个城市的过客。
研究生毕业那一年，我已经意识到，房子将是影响我未来择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当时的我已经27岁了，以我的家境和能力，在“北上广”可以挣到一碗饭，但几乎不太可能吃上肉。
我将找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二线城市圈里，最终拿到的几个Offer,一个是回老家小城，一个是回省城，一个是去南京。我选择了南京，理由是南京是发达省份的城市，虽然没有“北上广”的空间大、机会多，但也毕竟是二线翘楚，而且最重要的是：相比于“北上广”，它的房价看起来还很亲民。
万幸的是，来南京后不久，老家小城在量化宽松的刺激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新区建设，推土机压到了我家门前，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整个村子被夷成了平地。爸妈一次性给了拆迁款，再加上我东挪西凑的10多万，在南京付了首付，买了一套两居室。
二、是怪物就去“北上广”
孟德斯鸠曾经在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在法国，只有巴黎和遥远的外省，因为巴黎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吞噬。借用一下，我们也可以说，在中国，只有“北上广”和外省。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路上，受市场自发机制和人为政策因素的双重影响，“北上广”集聚了最富裕的资源、政策、人才等等，它们就像一个电动抽水机一般，源源不断地抽取外省的资源。
逃离，或者重返北上广，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在上海、南京流连数载，我已喜欢上大城市规则的明晰和人潮里的万人如海一身藏。但随着年纪渐长，我还是觉得“北上广”对我还是太大了，要想在大城市站稳脚跟，知道有多难吗？假如你一无所有，家庭无法助你一臂之力，那么难度并不比上青天小多少，普通路人熬不起。
什么样的人应该去大城市？用“网红”和菜头的话说就是“怪物应该去大城市”。那些拒绝循规蹈矩，拒绝结婚生子，拒绝稳定工作，拒绝放弃影响赚钱升职的爱好者，就是怪物。只有怪物在大城市里，才会得到包容，才会感到自由。
但这样的说法太文艺了，让我们现实一点，柴米油盐一点：如果你野心勃勃，并且聪明，踏实，勤奋，那么你应该去大城市，只要再加上那么一点运气，你就会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然而，很不幸，大部分人都不够聪明，也做不到数年如一日的勤奋，更搞不清楚理想与幻想的区别。没有几个人可以文艺至死，最常见的结局往往是在大城市里耗尽了青春，灰头土脸的回到了老家，或者继续不问今夕是何夕的待下去。
我们能走到大城市，你知道我们一路要PK掉多少人吗？我小学同班同学只有两个上了大学，高考全班40个人就考了三个本科。今年北京的高考状元熊轩昂说了一句大实话，“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
今年的河北考生庞众望，出身农村，父亲是“精神病分裂症患者”、母亲“先天残疾”，高分考上了清华后很多人赞叹他的坚强不息。但我看到这样的赞叹只有一阵阵不寒而栗。
很多年前，有一篇文章名为《我奋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曾引发无数共鸣，文章里提到的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教育、养老、医疗差距今天依然存在。熊轩昂的实话和庞众望的父母身上有着这个社会的残酷真相：在底层社会，穷人越穷，穷困的基因几乎像在宿命一样遗传。
我总劝年轻一点的朋友们：在学校要玩命的读书，工作了要玩命的干活，趁年轻，尽量去大城市闯一闯，但一旦如果你觉得在北上广看不到前途，那就赶紧调头，换个小码头讨生活。
我的一个朋友，至今还蜗居在上海的群租房里，琢磨着创业大计。我尊重他的选择，但我不会这样做，每一步都不敢出错。
我做不到那么孤掷一注，决绝的任性。
三、小城不是桃花源
老家小城，除了一些粗加工的茶叶、林木之外，没有什么成熟的产业。我常用两个例子来说明小城的“小”和“穷”：全县只有一所高中，每年招生四百人;县城的主街道，从街头走到街尾，一刻钟足矣。
在大城市里生活久了，回到老家小城，看看那些我留在老家的同学，会有一种满目疮痍之感。离婚了，癌症了，自闭症，炒期货破产，高利崩盘，这些事情在大城市里当然也有，甚至更多，但小城因为太小了，新闻的刺激性自然更加强烈。当然也有不少人过着岁月静好,在朋友圈里晒花晒草的生活。
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假如我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刻就回了老家，那么今天我会是什么模样呢？大概住着三居室，孩子已经幼儿园毕业了，在机关里混成了副科长，老婆跟我商量国庆节报个特价旅行团吧。但静下心来想想，不是想不想回去，而是回去能做什么。
曾有人激愤地得出一个结论：小城什么最大？关系最大！像我这样性格直爆的人，从“北上广”回到老家，说不定分分钟就被搞死。
小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费孝通笔下的“熟人社会”。人际关系构成了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编制着家长里短的人情、利益、婚姻和恩怨。几乎办任何事，首先想到的就是看看有没有熟人，能不能打通关系。当年需要在老家开一个证明，跑了三趟还没办成，后来找到在本地机关任职的同学，一个电话就办成了。
小城的人对稳定的渴望是外人无法理解的。花十几万买个机关、国企的临时工岗位，在小城并不算是一个新闻。安居小城一生的父辈，他们成长于计划经济年代，一辈子生活于单位体制的荫蔽之下，相信的是“公家”、“包分配”、编制。
吊诡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企的大下岗不仅没有消灭他们对体制的向往，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对稳定的渴望。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财税能力的提高，各项基建、惠民政策的推行，他们亲眼见证了最气派的楼是政府机关的办公大楼，最硬气的人是机关的工作人员，眼睁睁地看着体制里的人喝汤吃肉，成长的经验，现实的冲击，一起发酵成了对体制生活的执念。
当然，大城市集聚的资源多，小城镇发展动力不足，是世界性的难题。受限于地理、资源等等方面的原因，小城几乎没有一项成熟的产业，除了学校、医院、政府机关——这是小城最体面的工作。
客观而言，小城不是桃花运，但也绝非理想的黑洞。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涓滴效应”，大意是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会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逐渐惠及贫困阶层和地区，就像水流向下滴落一样。中国的“北上广”已经足够大，它的公共资源正在向小城“涓滴”。只是这个过程仍然需要时间，足够漫长。
四、保持随时离开的能力
其实算起来，我这一路是比较顺的。高中考大学，全班40个人只考取了三个本科。大学毕业，顺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后来读研、在大城市里安家其实都没有遇到太大的波折。
但我总是很焦虑，每隔一段时间，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为了这些，我可以放弃什么？这些问题就像海浪一样向我冲过来，一遍又一遍。我看到了小城的暗流，也看到了北上广的机遇。我在两者之间犹犹豫豫了五年。
我的性格比较优柔寡断，没有苏东坡所说的成大事者的超士之才,也没有坚忍不拔之志。如果从研究生毕业那一年算起，我考过至少十次“北上广”和老家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几乎每次都进面，被录取了至少五次。
但每到录用的最后一步，左思右想之下，我都放弃了。许多人不解我为什么要去考，又为什么放弃。其实理由很简单，去考是因为我想给自己多一点选择的空间，而放弃则不外乎对四平八稳的体制生活的恐惧和收入减少的担忧。
今年刚过，我终于下定决心：一是辞去现职；二是离开南京，去三线小城。辞职、换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房子。我在南京有一所小房子。但是，有了小孩以后，日益感觉空间逼仄。这几年，房价越涨越快，我的收入却没有跟上来。很多同事劝我不要走，说：南京空间大，机遇多，三线小城永远比不了“北上广”。……
人过三十，下决心不容易。如果说这些年，我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我并无执念，必须在哪里生根发芽。就算生了根，大不了砍掉重来。南京是陌生的，上海、北京、合肥、南京又何尝不是？比选择一座城市更重要的，也许是拥有迁徙的勇气。
“北上广”有资源，有理想，三线小城也未必就没有机会。我很尊敬一位老师，他在高校里教了一辈子书，没有跟风研究热点，也不主动争取体制内的任何课题经费，用一种自我边缘化的态度做着自己想做的学问，一辈子自得其乐。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理想的生存模式。
从南京后退一步，并不是逃离，而是一次选择。逃离是计较，是负气，而选择，则是理性，是妥协。我始终坚信，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与错。
最重要的是，保持随时离开的能力。从十五年前，我离开家乡小城，其实就已经踏上了一条需要不停折腾的路，有时候是为了自己内心的冲动，有时候是为了家人的平安顺心。不管怎么说，这条路就像电影《天气预报员》里，“父亲”对男主角说的话：
“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两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