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两三件事
【转的】
蔡康永，台湾综艺节目《康熙来了》的主持人，此外他还有电影人、作者的身份。他最想让人了解的则是电视节目能不看就不要看了，他坦言：“我想我只能再忍受电视环境几年，之后我想回到写作的乐园里。对我而言，电视是工作不是事业。台湾是个不鼓励梦想、不信赖坏孩子的社会，我会去做这两件事。”
多变的面貌，惊人的才气和人气，今年48岁的蔡康永，曾担任过编剧及杂志编辑，也曾与香港的关锦鹏、许鞍华合作过电影编剧，较为人知的作品是《功夫皇帝方世玉》，参与艺术电影《阿婴》制作。一次偶然的机会，蔡康永受邀上节目谈电影，没想到却开启了他的演艺之路，从文坛转战电视圈。刚开始，蔡康永主持的大都是比较严肃的访谈节目，一做就是7年，访问过无数明星及政治人物。直到与小S搭档，观众又看到蔡康永不一样的面貌。
羞耻的贵族
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曾是上海大律师，经营过当时最大的中联轮船公司。来台后，仍然维持着昔日“海派”作风，“蔡公馆”的访客永远川流不息，饭局与牌局日夜不歇，就像白先勇笔下 “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台北人”。“所有老派家族，大体上和《红楼梦》一样，里头都烂光了，外面还一定要摆出个谱来，一切就是一个剧场。老派上海人请客寒暄是表演，上菜是表演，打麻将是表演，在牌桌上讲的笑话是表演，绝不会一边跟你打牌，一边跟你掏心挖肺。我的教养就是这样—把自己心事掏出来是很丢脸的事。”
而在这个老上海富裕家庭，海派作风训练出来的社交能力，并不是表面上的客套应酬，还有对客人的兴趣。他主持节目时也是在当好主人，所以他常称他的受访者为“我的客人”。
童年时他就读于台北市的贵族学校“再兴中学”，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一念就是15年。同学的父亲不是高官就是“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清一色名门权贵。
高三时，来自平民家庭的同学陈笔（父亲是佛教出版社负责人） ，介绍蔡康永读殷海光与哈耶克的著作。当他了解“二二八事件”之后，知道台湾竟然还有穷人与劳工，而自己作为既得利益阶层，当下只觉得“Shock（震惊）也有、刺激也有、羞耻也有”。蔡康永当时虽然很乐于跟陈笔辩论，但其实他心中已经明白：自己父亲这一辈的人其实就是压迫者，与制造白色恐怖的人脱不了干系。
青少年时期的蔡康永一方面对真实历史感到惊讶，一方面开始有叛逆的感觉。那不只是青少年单纯的叛逆，也是一种对族群的全然反叛—过去引以为荣的事，现在引以为耻；过去乐在其中的事，现在弃之如敝履。蔡康永强调：“在小圈圈中长大的好处是很受宠爱，受宠自然就会比较任性，但任性往往导致悲惨的下场。”后来蔡康永冲动地在校刊上写文章批判学校，结果当然被记了个大过，最后勉强毕业。这件事对他的冲击一直持续到大学。蔡康永念东海外文系时，就决心隐姓埋名，不出风头，也不再参加课外活动。
肩上的乌鸦
因了当年的叛逆转向，今天蔡康永成为台湾最奇怪有趣的综艺节目主持人，他常常肩上放着一只乌鸦，或是戴着飞行员的护目镜，而他的节目和他的打扮一样搞怪：这个节目以辩论诸如“自杀”、“一夜情”等火暴话题而著称，请来的是活生生的老百姓、满身都是刺的愤怒青少年、视忠贞如无物的劈腿族。在他看来，那些各种耸人听闻的奇思怪想，你并不需要去赞成或是反对，只是去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跟自己不同的想法就好。他觉得任何思想都应该被包容—而包容是一种美德。
后来就有了《康熙来了》。
起初，制作单位考虑得很简单，就是要做一台针对年轻人的谈话节目，所以这个节目的调子一定要怪一点。提起“怪”字，制作人詹仁雄的头脑里马上就想到了那位总爱在肩膀上放只鸟还宣称向希区柯克致敬的蔡康永。
当詹仁雄把这个创意告诉蔡康永，蔡康永倒是一口答应下来，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搭档一定是小S徐熙娣。“我早就对她很感兴趣，因为感觉她是一个蛮有趣的人，而且某些地方跟我还蛮像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合得来。”
2004年1月播出后，《康熙来了》大热，台湾东森网络曾经作了一次投票调查，结果显示《康熙来了》以65.07%的支持度成为网友心目中最佳综艺节目。为什么这样红？“或许正是我们两个人都懒洋洋的吧，所以讲话才会那么随便。”蔡康永认为这个节目的特色便是“放任自流”，流到哪里是哪里。或许是看多了那种一本正经的访谈，观众竟然对这种随意而懒散的节目大感兴趣。“因为这样一来反而令所有人都放松，不会去怀着太多的期许，或许会有更大惊喜。”
一方面广受欢迎，另一方面，《康熙来了》也正是因为它的“放肆”遭受到大陆很多演员和歌手的排斥，认为它是传达恶搞精神的节目，是文化垃圾。
“我们这边用‘艺人’这个词。‘艺人’是从英文 ‘entertainer’演变而来的。艺人和演员、歌手不太一样，对他们来说，娱乐别人是工作的一部分，这样的人会让你觉得很轻松。而大陆没有‘艺人’之说，他们很严肃，把表演与唱歌当成专业来做。我尊重这样的人，但老实说，做《康熙来了》遇到这类人，节目做得很吃力。”
“娱乐这个东西是给很无聊、需要打发时间的人用的，看待娱乐行业的标准应该跟别的不一样。娱乐圈最红的人往往长得非常漂亮，戏可能演得烂、歌也唱得烂，你能对这个长得很漂亮的人说，你很低俗吗？不会！她不高尚，也不低俗，最重要的是她赏心悦目，没有说娱乐一定要符合哪个标准。不要期待娱乐节目承载多大的社会责任，如果能当然最好，但不要期待电视成为保姆，你可以把小孩子丢给电视机来养，电视机是多么廉价的东西，你怎么指望它有深度？比如现在放的卡通片，无非是怪物要占领地球，人变成超级战士要把它们赶走，你把孩子丢给卡通片，要它有深度，不是有毛病吗？”
所以平时蔡康永几乎不看电视，而选择了他喜欢的书，并乐在书中。
迷醉与惭愧
徐熙娣老爱在《康熙来了》中称蔡康永为读书人，事实上蔡康永爱看书也饱读诗书。
当蔡康永还在“台北之音”任创意总监时，不算小的办公室里总是看不到人，书却是一摞一摞，从地面叠得有半个人高，堆得满地都是，插足其间都很困难。蔡康永说，他日子过得很单调，待在屋子里，走跑步机，读书、写书。觉得蔡康永一定是忙死了的朋友们，总会惊讶地看到蔡康永出现在书店里逛。
当他的主持人身份最受注目，也赢得最多掌声的时候，他却让观众不要看电视：“我做读书节目就会跟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你现在关掉电视，去读本书。其实娱乐圈就是为娱乐别人而存在的行业，娱乐别人的人，不太应该自以为有资格告诉别人怎么生活，爱情是怎么回事，人生是怎么回事。大家都不会听进去，可是我一定要讲。”
“人生的满意本来就不该在电视中找，你的人生糟到不行了才会到电视里找意义，你的人生花很多时间看电视，你老了回忆起来都是电视，电视机是有开关的，你把电视关掉就好了。管它好不好，从15楼窗口扔出去就好了。”
“电视圈的工作容易让人活在一种假象中，也容易产生倦怠。透过大众传媒的力量，要获得影响力是很容易的；可是，拥有影响力，并不代表你就是对的，也不代表你做的事情就是重要的。我想，电视要产生意义是比较困难的，文化人想透过电视媒体传递讯息，成效恐怕也不彰。”
蔡康永曾向媒体宣称：“我根本懒得描述主持电视娱乐是怎样的工作。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做的，是写作。对我而言，写作就像接吻，事发之时迷醉，事后则多半惭愧，偶尔有几次欢喜也就可以了。而主持，不过是服务员上菜，菜好菜坏都是嘉宾给的，而主持人的路，不过是从厨房到餐桌这一段。”
“我想我只能再忍受电视环境几年，之后我想回到写作的乐园里。对我而言，电视是工作不是事业。台湾是个不鼓励梦想、不信赖坏孩子的社会，我会去做这两件事。”
他曾写过《痛快日记》、《LA流浪记》、《那些男孩教我的事》、《有一天啊，宝宝》等作品，对于自己写的书，蔡康永很谦虚：“我的书相对来看，并不算是非常畅销的。到目前为止，我的写作都还属于对过去的事情做个结账。书印出来时，我常常都觉得其中二分之一是可以去掉的。如果将来有机会，可以把出过的书重新盘整一下，变成让自己更满意的著作。我自己的界定是，读者要的东西，我在电视节目中就做过了，做完了，写书的时候我想写自己的东西，而不是迎合观众的。希望我和书籍读者之间维持纯粹的关系。”
蔡康永，台湾综艺节目《康熙来了》的主持人，此外他还有电影人、作者的身份。他最想让人了解的则是电视节目能不看就不要看了，他坦言：“我想我只能再忍受电视环境几年，之后我想回到写作的乐园里。对我而言，电视是工作不是事业。台湾是个不鼓励梦想、不信赖坏孩子的社会，我会去做这两件事。”
多变的面貌，惊人的才气和人气，今年48岁的蔡康永，曾担任过编剧及杂志编辑，也曾与香港的关锦鹏、许鞍华合作过电影编剧，较为人知的作品是《功夫皇帝方世玉》，参与艺术电影《阿婴》制作。一次偶然的机会，蔡康永受邀上节目谈电影，没想到却开启了他的演艺之路，从文坛转战电视圈。刚开始，蔡康永主持的大都是比较严肃的访谈节目，一做就是7年，访问过无数明星及政治人物。直到与小S搭档，观众又看到蔡康永不一样的面貌。
羞耻的贵族
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曾是上海大律师，经营过当时最大的中联轮船公司。来台后，仍然维持着昔日“海派”作风，“蔡公馆”的访客永远川流不息，饭局与牌局日夜不歇，就像白先勇笔下 “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台北人”。“所有老派家族，大体上和《红楼梦》一样，里头都烂光了，外面还一定要摆出个谱来，一切就是一个剧场。老派上海人请客寒暄是表演，上菜是表演，打麻将是表演，在牌桌上讲的笑话是表演，绝不会一边跟你打牌，一边跟你掏心挖肺。我的教养就是这样—把自己心事掏出来是很丢脸的事。”
而在这个老上海富裕家庭，海派作风训练出来的社交能力，并不是表面上的客套应酬，还有对客人的兴趣。他主持节目时也是在当好主人，所以他常称他的受访者为“我的客人”。
童年时他就读于台北市的贵族学校“再兴中学”，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一念就是15年。同学的父亲不是高官就是“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清一色名门权贵。
高三时，来自平民家庭的同学陈笔（父亲是佛教出版社负责人） ，介绍蔡康永读殷海光与哈耶克的著作。当他了解“二二八事件”之后，知道台湾竟然还有穷人与劳工，而自己作为既得利益阶层，当下只觉得“Shock（震惊）也有、刺激也有、羞耻也有”。蔡康永当时虽然很乐于跟陈笔辩论，但其实他心中已经明白：自己父亲这一辈的人其实就是压迫者，与制造白色恐怖的人脱不了干系。
青少年时期的蔡康永一方面对真实历史感到惊讶，一方面开始有叛逆的感觉。那不只是青少年单纯的叛逆，也是一种对族群的全然反叛—过去引以为荣的事，现在引以为耻；过去乐在其中的事，现在弃之如敝履。蔡康永强调：“在小圈圈中长大的好处是很受宠爱，受宠自然就会比较任性，但任性往往导致悲惨的下场。”后来蔡康永冲动地在校刊上写文章批判学校，结果当然被记了个大过，最后勉强毕业。这件事对他的冲击一直持续到大学。蔡康永念东海外文系时，就决心隐姓埋名，不出风头，也不再参加课外活动。
肩上的乌鸦
因了当年的叛逆转向，今天蔡康永成为台湾最奇怪有趣的综艺节目主持人，他常常肩上放着一只乌鸦，或是戴着飞行员的护目镜，而他的节目和他的打扮一样搞怪：这个节目以辩论诸如“自杀”、“一夜情”等火暴话题而著称，请来的是活生生的老百姓、满身都是刺的愤怒青少年、视忠贞如无物的劈腿族。在他看来，那些各种耸人听闻的奇思怪想，你并不需要去赞成或是反对，只是去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跟自己不同的想法就好。他觉得任何思想都应该被包容—而包容是一种美德。
后来就有了《康熙来了》。
起初，制作单位考虑得很简单，就是要做一台针对年轻人的谈话节目，所以这个节目的调子一定要怪一点。提起“怪”字，制作人詹仁雄的头脑里马上就想到了那位总爱在肩膀上放只鸟还宣称向希区柯克致敬的蔡康永。
当詹仁雄把这个创意告诉蔡康永，蔡康永倒是一口答应下来，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搭档一定是小S徐熙娣。“我早就对她很感兴趣，因为感觉她是一个蛮有趣的人，而且某些地方跟我还蛮像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合得来。”
2004年1月播出后，《康熙来了》大热，台湾东森网络曾经作了一次投票调查，结果显示《康熙来了》以65.07%的支持度成为网友心目中最佳综艺节目。为什么这样红？“或许正是我们两个人都懒洋洋的吧，所以讲话才会那么随便。”蔡康永认为这个节目的特色便是“放任自流”，流到哪里是哪里。或许是看多了那种一本正经的访谈，观众竟然对这种随意而懒散的节目大感兴趣。“因为这样一来反而令所有人都放松，不会去怀着太多的期许，或许会有更大惊喜。”
一方面广受欢迎，另一方面，《康熙来了》也正是因为它的“放肆”遭受到大陆很多演员和歌手的排斥，认为它是传达恶搞精神的节目，是文化垃圾。
“我们这边用‘艺人’这个词。‘艺人’是从英文 ‘entertainer’演变而来的。艺人和演员、歌手不太一样，对他们来说，娱乐别人是工作的一部分，这样的人会让你觉得很轻松。而大陆没有‘艺人’之说，他们很严肃，把表演与唱歌当成专业来做。我尊重这样的人，但老实说，做《康熙来了》遇到这类人，节目做得很吃力。”
“娱乐这个东西是给很无聊、需要打发时间的人用的，看待娱乐行业的标准应该跟别的不一样。娱乐圈最红的人往往长得非常漂亮，戏可能演得烂、歌也唱得烂，你能对这个长得很漂亮的人说，你很低俗吗？不会！她不高尚，也不低俗，最重要的是她赏心悦目，没有说娱乐一定要符合哪个标准。不要期待娱乐节目承载多大的社会责任，如果能当然最好，但不要期待电视成为保姆，你可以把小孩子丢给电视机来养，电视机是多么廉价的东西，你怎么指望它有深度？比如现在放的卡通片，无非是怪物要占领地球，人变成超级战士要把它们赶走，你把孩子丢给卡通片，要它有深度，不是有毛病吗？”
所以平时蔡康永几乎不看电视，而选择了他喜欢的书，并乐在书中。
迷醉与惭愧
徐熙娣老爱在《康熙来了》中称蔡康永为读书人，事实上蔡康永爱看书也饱读诗书。
当蔡康永还在“台北之音”任创意总监时，不算小的办公室里总是看不到人，书却是一摞一摞，从地面叠得有半个人高，堆得满地都是，插足其间都很困难。蔡康永说，他日子过得很单调，待在屋子里，走跑步机，读书、写书。觉得蔡康永一定是忙死了的朋友们，总会惊讶地看到蔡康永出现在书店里逛。
当他的主持人身份最受注目，也赢得最多掌声的时候，他却让观众不要看电视：“我做读书节目就会跟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你现在关掉电视，去读本书。其实娱乐圈就是为娱乐别人而存在的行业，娱乐别人的人，不太应该自以为有资格告诉别人怎么生活，爱情是怎么回事，人生是怎么回事。大家都不会听进去，可是我一定要讲。”
“人生的满意本来就不该在电视中找，你的人生糟到不行了才会到电视里找意义，你的人生花很多时间看电视，你老了回忆起来都是电视，电视机是有开关的，你把电视关掉就好了。管它好不好，从15楼窗口扔出去就好了。”
“电视圈的工作容易让人活在一种假象中，也容易产生倦怠。透过大众传媒的力量，要获得影响力是很容易的；可是，拥有影响力，并不代表你就是对的，也不代表你做的事情就是重要的。我想，电视要产生意义是比较困难的，文化人想透过电视媒体传递讯息，成效恐怕也不彰。”
蔡康永曾向媒体宣称：“我根本懒得描述主持电视娱乐是怎样的工作。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做的，是写作。对我而言，写作就像接吻，事发之时迷醉，事后则多半惭愧，偶尔有几次欢喜也就可以了。而主持，不过是服务员上菜，菜好菜坏都是嘉宾给的，而主持人的路，不过是从厨房到餐桌这一段。”
“我想我只能再忍受电视环境几年，之后我想回到写作的乐园里。对我而言，电视是工作不是事业。台湾是个不鼓励梦想、不信赖坏孩子的社会，我会去做这两件事。”
他曾写过《痛快日记》、《LA流浪记》、《那些男孩教我的事》、《有一天啊，宝宝》等作品，对于自己写的书，蔡康永很谦虚：“我的书相对来看，并不算是非常畅销的。到目前为止，我的写作都还属于对过去的事情做个结账。书印出来时，我常常都觉得其中二分之一是可以去掉的。如果将来有机会，可以把出过的书重新盘整一下，变成让自己更满意的著作。我自己的界定是，读者要的东西，我在电视节目中就做过了，做完了，写书的时候我想写自己的东西，而不是迎合观众的。希望我和书籍读者之间维持纯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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