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会更好吗？

2015年8月底，我辞了工作，打算回到自己的老家，拍一部关于乡村的纪录片。 回家前，我在济南后龙村见到了李振。很意外的发现，他谈恋爱了，女友是济南大学的学生。早在2013年，我曾拍过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片子里，他是一个辅导班老师，和几个学生关系密切，打成一片。期间他暗恋过一个姑娘，最后不了了之。看到他开始了新的恋情，我心想，要是能做一部关于恋爱的纪录片该多好。如果拍出来，除了可以让人感受时光甜美，一定能体会到更多的人生况味。同时我又深知，这个题材，涉及到内心隐秘。面对镜头，需要双方的共同接纳，没有充分的准备，不可轻易尝试。 那时候，我在北京和上海刚漂了一年，回到济南又奔波了半年。闲了很久的摄像机，想要再度拾起，心里更渴望回到故土，去记录家乡的风土人情。爱情纪录片，既在我的计划之外，也在我的能力之外。我便隐藏了念头，离开了济南。 我想记录的人是我小姨，我从小在她和外婆身边长大，她身上有种传统妇女的特质，吸引着我。希望可以用镜头，捕捉到记忆中的质朴和善良。我坐上车，到她家才发现，她已经去上海打工了。想要拍的人，不能拍了，我有些不知所措。她家里剩下两个孩子，大俊和小美，一个六岁，一个三岁，两人跟着爸爸一起生活。发呆的那个下午，我在院子里犹疑。看到小美趴在大门外，脏手捏着地上的尘土，不停的往门缝里塞。认真玩耍的孩子，似乎也可以拍出东西来，我这样想着。亦或许这里面，也有我的童年。于是两周后，我围绕着这个孩子，拍了部纪录片《我三岁》。本来计划拍一年，想去记录乡村的四季变化，感受现今老家人们的生活状态，也想见证母女的团聚。我很渴望从漫长的等待中，捕捉到微妙而有趣的东西。 然而拍摄受到了多方面的阻拦，我父母不让我去拍身边的亲戚，怕我揭露出不好的事情。我姨夫常常喝酒，每次都要跟我探讨婚姻问题，说我拍纪录片拍迷了，不找对象结婚，这样下去可不行。姨夫在劳动时，想让我帮忙，而我告诉他，我要拍他一个人劳动的辛苦，所以不能帮，他就会很生气。邻居到访，看到屋里很多垃圾，没有人打扫，责怪我来他们家，只能添麻烦。作为一个记录者，我想记录的，恰恰是一种不被干涉的自然状态。村里人也在笑话我，看我不上班，整天拿着摄像机转悠。我姨父说，“他爹有钱由着他”。在各种压力之下，片子只拍了二十天，便遗憾的放弃了。我也深刻意识到，在现实的土壤里，没有人会认可‘游手好闲’的记录者。 那阵子我想买一款索尼A7S2的微单，觉得画质好，夜晚噪点低。因为身上钱不够，需要再借一万块，我开始向我姐借钱。她不给我借，我问原因，她说，“咱爸专门安排了，不能给你借钱，要等你坚持不住，自己放弃”。后来，我和家人有过一次沟通，我爸说：“拍那个不赚钱，你还为家里考虑吗？你不能给家里带来贡献，我生你这个儿子干吗？”，于是在2015年的11月，我冒着大雪，离开了故乡，发誓哪怕死，也要做一部纪录片出来。 在一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回到了济南。从几位朋友那里凑到了一万块钱，最终买到了我要的索尼微单，跟随李振，拍摄了他的恋爱故事。 一个人的团队，遇到过数不胜数的问题，在雨中拍摄，话筒不小心进了水，录到的声音，都是电流声，不能使用，只好再买个新话筒。在雪天拍摄，路面很滑，倒着走路拍摄容易摔倒，不这样拍，又取不到很好的画面。为了方便操作按键，我不喜欢带手套。在寒风里，时间久了手会冻麻。偶尔遇到多事的人，还要迎着好脸，一次次交涉。这些细小繁琐的问题，我都挨个克服或忍了过去，因此也增长了一些特别的经验。经济困难时期，手头实在没钱，只好把索尼微单卖了，继续用原来的DV。后来重新凑到钱，买了新设备，再次拍摄，直到最终完成。 两年的拍摄，五个月的剪辑，粗剪版出来，发现片子有很多问题，主角说话啰嗦而重复，严重影响观看体验，故事线单薄，难以摆脱流水线叙事。好几次夜里，我坐在电脑桌前垂头丧气，不愿接受这是一部烂片，也不敢把它呈现给世人。 我已经28岁了，算起来我做纪录片，已超过四年，为此花费，不下十万块。至今没有靠纪录片，赚到一分钱。也许拍片和恋爱一样，只是一时的冲动吧，时间过了，就再也提不起那份心了。我们总会以各自的方式老去，于我来说，是爱情，是纪录片。 四年了，每天活在负债中，早已不知道有钱是什么滋味，吃的也不好，体重不增反降，倒是有大把的睡眠时间。虽然事先预料过，要面对惨淡的生活，但当负债到达临界时，内心依然忐忑而惶恐。 人怎么就越来越胆小了，越来越害怕没钱了呢？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明天是否比今天更好，我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