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御风而行

法共成员伊皮叶达和两位战友被法西斯捉住了，严刑拷打，要他们交代另一个成员格里的下落——当时格里正藏身在伊皮叶达的表兄家里。作为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战士，伊皮叶达们任脚下响着沉重的脚镣，任你把皮鞋举得高高，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就是打死我也不招。法西斯判他们死刑，俩战友被果断枪毙了。

敌人仍不死心，再把伊皮叶达提来审一审。又一顿毒打过后，伊皮叶达灵机一动：老子反正是要死的了，死前何不再戏弄下这些该死的法西斯？于是编造假供说格里藏在墓地里。想到他们会扑空，不禁心中窃喜。敌人们立刻前往墓地，居然恰巧把格里抓获，立即处死。原来格里本来是藏在表兄家的，后来怕连累别人，真的躲到墓地里去了。知道真相后的伊皮叶达昏死过去，醒来，狂笑。

这个故事出自萨特的小说《墙》，把跳动的偶然性和永恒的悲剧性结合起来，充满了命运的弄人和世界的荒谬，我一见便喜欢得不得了。爱屋尚且及乌，何况是萨特——虽然萨特也长得不好看——我就这么爱上了萨特，然后在图书馆一本一本地看他的小说和戏剧。二十多岁的年纪，对现实的世界又迷茫又不满，在萨特的作品里我惊喜地找到了当时所有想要的答案和慰藉。

人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选择，并在这个选择过程中把自己创造出来——萨特如是说。“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多么励志呀！年轻的我精神鼓舞热血澎湃，一往无前地投入到“创造自己”的运动里。可是，所谓自由的选择，好难的呀！《清白之年》里朴树在唱“大风吹来了，我们随风飘荡”，随风的大流总是容易些，自由的飞翔却太难。我后来才知道，人生而自由这句话，卢梭早就说过，可后面还有一句“但无往不在枷锁中”。萨特狡猾，不告诉你。

古希腊神话里，为了逃出克里特岛，伊卡洛斯与父亲代达罗斯用蜡和羽毛制作成翅膀，终于可以飞翔。父亲告诫说，我儿，你不可以飞得太低，否则海水会打湿羽毛；我儿，你也不可以飞得太高，否则太阳会融化蜡滴。年轻的伊卡洛斯没有听从，自由地越飞越高，终于翅膀因蜡被太阳融化而解体，伊卡洛斯坠海而亡。这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的劝诫，原是寓意着中庸的路，大人们所说的对的路。“我从来不屑于做对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勇气的时候。”廖一梅在《悲观主义的花朵》里，跟萨特一样，充满蛊惑地让读者去自由飞翔，飞向自由。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子做，虽然吃过很多的亏，回头看，倒也好像没什么可后悔的。

有人去问苏格拉底，人到底应不应该结婚。刚被悍妇老婆泼成落汤鸡并撵出家门的苏氏幽幽一笑，答曰随便，反正结与不结婚两种结果你都会懊悔的。萨特和波伏娃那么好，彼此爱到灵魂深处，可就是不结婚，但关系又胜似结婚，真聪明！两个人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想着这样就谁都不会成为谁的负担。既相爱又自由，想想都羡煞神仙，可哪有这么好的事，后来萨特不止一次对波伏娃的新欢嫉妒得咬牙切齿，波伏娃的回忆里也充满了对萨特混乱情史的懊恼，这对“作”到死的苦命鸳鸯还真的分分合合的热闹到了死。在萨特这棵伟岸的橡树旁边，波伏娃没有成为“一棵攀援的凌霄花”，而是成为了如舒婷诗里所写的那样独立的、挺拔的木棉。波伏娃的《第二性》能成为现代女权主义的圣经，想来萨特也有功劳。选择了结婚与不结婚之外第三条路的萨特与波伏娃，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苏格拉底式的懊苦。

去年看到鲍勃迪伦获诺奖后的种种，一度很失望。顶不喜欢他对诺奖欲拒还迎的暧昧态度，用我朋友的话说是“一点都不摇滚”。接受就接受，拒绝便拒绝，大大方方总好过扭扭捏捏的矫情。而且本来他就没有迪伦粉口中的那种不屑，要不然也不会早在12年就被召唤去白宫接受总统自由勋章了。我又怀念起我们的萨特来了。

1964年瑞典文学院把诺奖授给萨特，时代的革命青年们欢欣鼓舞。这些青年们的革命导师其人却一点都不感冒，当即拒绝，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奖掖”。酷啊！知道消息的青年们再一次高潮，仿佛他们的精神领袖本来就应如此。这群高昂的欢呼者队伍里，年轻的迪伦弹着吉他。我看到迪伦暧昧的样子时，就在想，这家伙莫不是要邯郸学步了？

在三幕剧《苍蝇》里，萨特重新创造了古希腊英雄俄瑞斯托斯，把他塑造成一个“摆脱一切羁绊和信仰，没有家庭牵累、没有祖国、没有宗教信仰、没有职业、无拘无束的精神自由者”。然而，这绝对的自由却并没有如预想中的那样给俄瑞斯托斯带来幸福，让他感到满足。自由的俄瑞斯托斯意识到，自己没有回忆，什么也不归他所有，他不属于任何地方，什么也不是，被排除在世界之外了。“你给了我自由，蜘蛛网上的游丝已被风吹断……轻若游丝，在空中漂泊为生。”于是痛苦不堪的俄瑞斯托斯决定暂时放弃这种绝对的自由，开始介入他的时代，杀死了荒淫的母亲和暴君艾奎斯陀斯，解放了阿尔戈斯人。在完成伟大功绩后，俄瑞斯托斯如李白《侠客行》中所写的那样，“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带着记忆奔向了自由。

观其一生的行迹，俄瑞斯托斯应该便是萨特的理想原型。萨特反对纯粹的艺术，认为艺术家应该像俄瑞斯托斯那样“介入”他的时代。于是他的哲学他的创作始终跟他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断地介入。他抵抗法西斯，他起草对美国侵越的判决，他支持法国的学生运动，他抗议苏联入侵捷克，他与法共分分合合恩怨纠结……上面的这一切应该说是尽了他一个国际知识分子所有能及的力量，是值得赞颂的。可是所谓书生意气，也容易干傻事，对中国现实政治缺乏常识的他，突然歌颂起文化大革命来，成为了法国“红卫兵”，去法国街头张贴大字报，可谓是“四人帮”在海外意想不到的得力干将了。萨特去世的时候是1980年代，得知真相的他，不知道是否可曾懊悔过。他这如同苦行似的介入时代，终于没能像俄瑞斯托斯那样“事了拂衣去”，脱离开他的时代。时代的大风吹来了，萨特也随风飘荡，不自由。

萨特的葬礼，比号称史上最隆重的雨果葬礼更其隆重。棺椁在全世界电视观众的注视下，在现场数万真诚或不真诚的泪光里，缓缓走过，倍极哀荣。在境遇剧《紧闭》中，萨特宣称“他人即地狱，不论在场或不在场”，好了，在这么多在场或不在场的“他人”的包围下，棺椁里的萨特终于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地狱的存在。尼采说，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的巨大兴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编剧的萨特，也是个好演员。西方有谚，人人都在谈论荷马，可是几人读过荷马。在数以亿万计的狂欢的群众里，几个人又懂萨特呢？

萨特好流行的。可木心先生说，人类文化的悲哀，是流俗的易传和高雅的失传。流行的萨特，大概也是萨特的悲哀。现在看，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也的确不是太高明，就如某人所说的，“存在主义哲学是摆地摊，把现实问题一把抓，通俗易懂，比大商场里的商品实惠，所以受欢迎。”但无论如何，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萨特，一如开山祖师克尔凯郭尔那样，能够通过一部部小说和戏剧，把自己的哲学思想用文学的手段完美的表达出来，真是了不起。

我爱哲学的萨特，更爱文学的萨特，尤其爱的还是作为一个对时代抱以热情的知识分子的萨特。庄子说“列子御风而行，犹有可待”，萨特就像是列子，乘着那个时代的大风，虽然没有实现逍遥游，但总归也算得上是“泠然善也”。

我初看到萨特的照片时，不喜欢，觉得不太好看。后来才知道，不太好看的人，最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