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聂鲁达：政治和爱情的红旗手

by 卡漠

神奇的拉丁美洲不仅盛产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也盛产诗人。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诗人名单能列出一长串来：智利的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当然，还有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

聂鲁达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尔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904年出生于智利帕拉尔，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并起笔名“聂鲁达”，聂鲁达选择以笔名写作出版主要是为了避免父亲不赞成他的文学事业。而聂鲁达这一名字原本属于一个十九世纪的捷克斯洛伐克诗人扬·聂鲁达（1834-1891）。从此，聂鲁达改变了这一名字所带来的东欧色彩，在它上面浓墨重彩地涂上了一层绚丽的拉美风情。

巴勃罗·聂鲁达的签名

19岁时，聂鲁达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这部诗集让年轻的诗人得以在20岁时即享誉全国。

年轻的聂鲁达，照片上的签名为：里卡尔多·雷耶斯

1928年，24岁的聂鲁达进入外交界，先后在缅甸、锡兰、印尼、西班牙等地任职。1945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获得了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聂鲁达加入智利共产党，并一度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1949年，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1973年，智利军队发动政变，聂鲁达的亲密好友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这一噩耗对聂鲁达震动极大，12天后，聂鲁达在圣地亚哥也与世长辞。

聂鲁达一生著有数十部诗集，被誉为“人民的诗人”。1971年，诗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对聂鲁达的获奖评语如下：

“由于他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聂鲁达（右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政治与诗歌的缠绕

纵观聂鲁达的一生，是政治和诗歌相互缠绕的一生。早期聂鲁达的诗充满了爱情与肉欲，缱绻而感伤，虽然十分流行，但是诗人自己并不十分看重这些诗歌。与之相对，诗人更看重的是后来所写的那些为无产阶级大众所代言的诗歌。

聂鲁达一生中主要从事各种外交以及政治活动，随着他对政治和无产阶级大众的关注逐渐增加，诗人的写作重心也发生转移。在诗人的写作中，他逐渐脱去早期诗歌中细腻哀伤的私人情感，转而代为普罗大众放声歌唱。如《漫歌》中很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它们表达了诗人对受苦受难大众的同情，以及对不公正社会现状的强烈抨击。

身为一名铁路工人的儿子，出身并不显赫的聂鲁达早期的外交生涯并不是一路风光无限。智利政府经常无法按时发出薪水，而诗歌的写作也并不总能保证诗人的稳定收入。于是，在贫穷与孤独中，聂鲁达继续艰苦探索着自己的诗歌与政治之路。

诗人的探索之路在继续

1925年至1931年，在亚洲各地领事馆辗转的聂鲁达在外交工作的空余写作《大地上的居所》，并于1933年发表。从这部诗集开始，聂鲁达抛弃了他早期爱情诗歌中的迷蒙与感伤的个人忧郁情调，放弃了在传统爱情诗歌中那种语意清晰的腔调，同时，他也放弃了诗歌中的正常语法、韵律和节奏等程式。在诗人的新写作中，他发现甚至创造了一种高度个性化的个人诗歌技巧。

可以说，深受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影响的聂鲁达在写作中秘密混杂进了他个人与集体的痛苦，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理解困难的风格的记录。在这些诗歌中，混乱、朽败以及死亡的噩梦在反复上演。它们对于诗歌读者而言，显然是一种全新的挑战——既被深深吸引，同时又在排斥读者们顺滑的进入。在这些诗歌中，诗人隐约呈现出一个现代混乱的地狱景观。

达利的《时间的永恒》，一部最为典型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

1932年，聂鲁达回到智利，此时的他仍然不能依靠诗歌来谋生。1933年，他被政府任命为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智利领事。在那里，他遇到了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迦。1934年，聂鲁达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接任了领事的职务，不久之后，在洛尔迦的介绍下，他转到了马德里领事馆。在马德里，聂鲁达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其中包括拉斐尔·阿尔伯蒂、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等人，这些人对聂鲁达的政治信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因此使得其越来越接近共产主义。

与此同时，聂鲁达的爱情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他和第一任妻子在1936年分居，之后，聂鲁达和年轻的阿根廷女画家德里亚·德尔卡里尔生活在了一起。他们后来虽然结了婚，但又于五十年代初离婚。

此时随着诗人对政治的敏感度增加，他对自己的诗歌写作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他以一种更易为大众理解的形式来进行书写，以便更易懂地表达他的社会关注。但是，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打破了聂鲁达在诗歌上进行的这一新的尝试。不久，洛尔迦又遭到弗朗哥独裁政权的残忍杀害，这一残暴的谋杀行为深深震动了聂鲁达，促使其果断加入了当时的共和党运动，首先是在西班牙境内，之后又转战到了法国。聂鲁达在此期间又发表了诗集《西班牙在我心中》，诗人以诗篇来声援西班牙共和军。而这本书最初是由西班牙共和国部队在前线附近使用临时印刷机来进行印刷的。

诗人洛尔迦（左）与聂鲁达（右）

1937年，聂鲁达回到祖国，开启了他的诗歌创作的下一时期。新时期的诗歌主题已经悄悄变成了政治和社会事务了，诗人让他的写作和政治生活进行了进一步的紧密缠绕。除了继续捍卫西班牙共和党之外，聂鲁达还表达了支持智利的新左派政府的主张。

1943年，在秘鲁访问期间，聂鲁达登上了印加帝国残存的遗迹——著名的马丘比丘。这一壮观的废墟引起了诗人强烈而澎湃的感情，促使他写下了自己最好的诗篇之一——《马丘比丘之巅》。

伟大印加文明的废墟：马丘比丘

1943年，聂鲁达重返智利，于1945年当选为议员，并加入智利共产党。他在1946年的选举中支持左派候选人加布里埃尔·冈萨雷斯·维德拉，然而在维德拉当选总统两年后，维德拉转向了右翼，这让左翼分子包括聂鲁达本人，感到了深刻的背叛。聂鲁达公开发表了一封批评维德拉的信件，因这一批评导致他被驱逐出参议院，于是诗人不得不开始东躲西藏的生活，以免被当局逮捕。2016年的西语电影《追捕聂鲁达》即以诗人的这段经历为故事背景，演绎出一段真真假假的猫捉老鼠的追捕之旅。

1948年2月，聂鲁达坐在马背上穿越了积雪覆盖的安第斯山脉。在他的马鞍袋里，此时正装着《漫歌》的手稿。就这样，聂鲁达秘密离开了智利。流亡中的聂鲁达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和墨西哥等地。即使在流亡之中，诗人仍坚持写作，而让诗人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漫歌》，即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与此同时，在墨西哥，聂鲁达还遇到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任妻子——玛蒂尔达·乌鲁蒂亚。

玛蒂尔达和聂鲁达

爱情上迎来了第三个高潮，诗人的写作也日臻完善。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在《漫歌》中达到了一个顶峰。在这部惠特曼风格的长诗之中，诗人将词语转变成了书写整个南美大陆的史诗。它包罗万象。可以说，聂鲁达在《漫歌》中书写了整个拉丁美洲人民以及他们命运的轨迹。史诗几乎含摄拉丁美洲的一切——植物、动物还有它的历史，以及人民对抗殖民者统治暴政的独立战争，人民争取自由的艰苦奋斗，以及社会正义的响亮吁求等等。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对苏联以及斯大林的放声歌颂。这一部分一般最为后人诟病，并险些阻挠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这一部分诗歌究竟是聂鲁达写作中的糟粕和污点，还是其共产主义思想里有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可以见仁见智。《漫歌》中包含了大约250首诗歌。这部诗集可以说当之无愧地构成了聂鲁达整个文学创作的最核心和巅峰的部分。

1952年，智利国内政治局势转好，聂鲁达得以结束流亡生活，回到国内。此时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很多语言在全世界流通，诗人已经是享誉全球的著名诗人了。随着名声大噪而来的是丰厚的版税报酬，诗人因此得以在黑岛建一座滨海而立的奢华海滨别墅。与此同时，他依然保留了原来在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的住宅。诗人此时在全世界各处游历，写作也仍在继续。

1970年，聂鲁达的好友阿连德就任智利总统，成为智利乃至拉丁美洲历史上第一位通过竞选获胜的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总统。阿连德上任后不久就任命聂鲁达为智利驻法国大使。但在聂鲁达到达巴黎后不久，诗人的身体健康就开始恶化。两年半后不得不返回智利。1971年，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诗人的名声达至顶峰。

1973年，聂鲁达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与此同时，智利国内的政局开始变得动荡不安起来。由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在9月11日爆发，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12天后，在圣地亚哥的圣玛利亚诊所，诗人死于心力衰竭。很多人猜测是皮诺切特下令让医生给聂鲁达注射了致命物质，最终导致其死亡，然而事实真相至今依然扑朔迷离。

诗人生前一直在撰写回忆录《我曾历经沧桑》，这本回忆录最终更新到了诗人生命中的最后几天。在聂鲁达去世后，这本回忆录由诗人的遗孀玛蒂尔达整理出版。在这本回忆录中，诗人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如今，聂鲁达在智利的三座房子都已成为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他和他的最后一任妻子玛蒂尔达最终合葬在了黑岛。

聂鲁达位于黑岛的海滨别墅，现如今已成为聂鲁达博物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