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强：“80后”集体焦虑是社会转型的代价
作者：周志强
“80后”在前几年曾是一个文学话题，后来又变成一个经常被谈论的社会—文化话题，似乎80后的行为是一种与此前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无论是80后写作还是80后富豪,只要扣上“80后”这顶帽子，就具有了格外不同的含义。眼下，80后一代的集体焦虑，同样格外引人关注。
所谓80后的集体焦虑，指的是近期以来，网络、报刊等等媒体，出现了诸多以表达80后生存处境的尴尬与彷徨为主的帖子或报道。一时之间，我们看到80后长大了，到了开始担当各种现实压力的年龄了。较为优越的生长环境与激烈竞争的生存环境，构成了80后巨大的心理落差，也构成了这一代人“牢骚”的社会心理基础。
然而，80后的焦虑感背后，还有极其深刻的社会与历史原因。
在一则名为《史记·80后传》的网络名帖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悲叹：“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见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本硕相继，寒窗数载，二十六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背井离乡，东渡苏浙，南下湖广，西上志愿，北漂京都，披星戴月，秉烛达旦，十年无休，蓄十万。楼市暴涨，无栖处，购房金不足首付，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遂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倾其所有，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寻医保，不合大病之规，拒付，带病还。友怜之，送三鹿奶粉，饮之，卒。”
这个帖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80后的生存遭遇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境遇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就把这一代人的焦虑，变成了共和国的焦虑。从这个帖子所描绘的场景来看，80后的焦虑，恰好是共和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焦虑的一种体现。
也就是说，80后之所以成为一个被关注的现象，其中一个原因至少是，这是作为中国社会改革与转型之产物的一代人，他们的生活遭遇与生存境况，无形中体现了改革和转型的特殊代价。
年少时期，80后一代人的父母摆脱了“文革”政治桎梏，以一种浪漫的激情主义精神，憧憬新生活。80后一代，也就成为凝聚1980年代激情四溢的浪漫美学冲动的一代。在城市中，这代人被父母培养为钢琴王子或小提琴公主，赋予其艺术家的心理幻景。
199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状况则是乌托邦政治逐渐熄灭和商品大潮中功利主义，甚至市侩主义的崛起。这个时期，1980年代知识精英主义的文化理想已经破碎，传统红色政治的信念逐渐空壳化，而校园里面的创业冲动和产业化热情，让处于成长时期的80后一代不得不重整其青春认同。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的大转变，造就了整体价值生产体系的去政治化和非道德化。于是，作为一种代价，80后一代放弃了父辈的激情政治冲动和审美道德规范。而到了21世纪初，80后开始走出象牙塔走向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人生。这个时候，现实的压力纷至沓来，种种改革的不良后果，几乎都由80后这一代来承担。
显然，对于80后这一代人来说，其生存环境已经与其生长环境如此大不同，这就是“社会转型”。在今天，这种转型的结果就是，社会资源的格局开始处于定型期，各种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基本分化完成，大型资本的社会控制基本趋于固化，社会所能够创造的“机会”，相对于社会所提供的欲望来说，少得可怜。于是，80后突然发现，当他们走向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利益整合已经趋于完成，留给他们的已经无多。
简单地说，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造成了这一代人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空壳化，从而让他们失去了焕发强大意志力的社会信念基础；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国强民弱”的状况，又让80后成为“无权感”的一代。
显然，这一代人的焦虑，深深植根于历史转型之后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矛盾纠结之中。“国强民弱”的反差，造就了刚刚成长起来的80后的悲叹与牢骚。由于大量大型资本被系统控制，人们不仅不具有管理资本的有效途径，还常常被资本所左右，甚至遭遇牺牲个人利益、服从资本的窘境。一方面，中国政治体制的改进，生成了不断进步的言说环境；另一方面，仅仅来自网络和报刊的言说，并不能改变人们的“无权感”，在这种矛盾的缝隙下，我们才听到了80后一代人的焦虑声音。
在一本叫做《蚁族》的长篇纪实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种状况：80后是目前中国各代族群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却又是最没有生存保障和依赖的群体。一切应该由或者曾经由国家政府提供的保障性福利，他们都是只听过没见过；而一切城市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蚁族、群居”现象，他们却正在面对。相对而言，他们处在这个社会比较有发展前途的各类工作位置上——好的如记者、编辑，较差的如助手、秘书，但是，他们却处在最没有价值感的历史的路口。
正因如此，不妨说，这一代人的焦虑，既是特殊的也是公共的。特殊，在于中国社会最为痛苦的转型历史养育了他们的集体感受；公共则在于，这种焦虑，不是为这一代人所独有，也不是这一代人的牢骚所能解决。
“80后”在前几年曾是一个文学话题，后来又变成一个经常被谈论的社会—文化话题，似乎80后的行为是一种与此前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无论是80后写作还是80后富豪,只要扣上“80后”这顶帽子，就具有了格外不同的含义。眼下，80后一代的集体焦虑，同样格外引人关注。
所谓80后的集体焦虑，指的是近期以来，网络、报刊等等媒体，出现了诸多以表达80后生存处境的尴尬与彷徨为主的帖子或报道。一时之间，我们看到80后长大了，到了开始担当各种现实压力的年龄了。较为优越的生长环境与激烈竞争的生存环境，构成了80后巨大的心理落差，也构成了这一代人“牢骚”的社会心理基础。
然而，80后的焦虑感背后，还有极其深刻的社会与历史原因。
在一则名为《史记·80后传》的网络名帖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悲叹：“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见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本硕相继，寒窗数载，二十六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背井离乡，东渡苏浙，南下湖广，西上志愿，北漂京都，披星戴月，秉烛达旦，十年无休，蓄十万。楼市暴涨，无栖处，购房金不足首付，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遂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倾其所有，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寻医保，不合大病之规，拒付，带病还。友怜之，送三鹿奶粉，饮之，卒。”
这个帖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80后的生存遭遇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境遇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就把这一代人的焦虑，变成了共和国的焦虑。从这个帖子所描绘的场景来看，80后的焦虑，恰好是共和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焦虑的一种体现。
也就是说，80后之所以成为一个被关注的现象，其中一个原因至少是，这是作为中国社会改革与转型之产物的一代人，他们的生活遭遇与生存境况，无形中体现了改革和转型的特殊代价。
年少时期，80后一代人的父母摆脱了“文革”政治桎梏，以一种浪漫的激情主义精神，憧憬新生活。80后一代，也就成为凝聚1980年代激情四溢的浪漫美学冲动的一代。在城市中，这代人被父母培养为钢琴王子或小提琴公主，赋予其艺术家的心理幻景。
199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状况则是乌托邦政治逐渐熄灭和商品大潮中功利主义，甚至市侩主义的崛起。这个时期，1980年代知识精英主义的文化理想已经破碎，传统红色政治的信念逐渐空壳化，而校园里面的创业冲动和产业化热情，让处于成长时期的80后一代不得不重整其青春认同。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的大转变，造就了整体价值生产体系的去政治化和非道德化。于是，作为一种代价，80后一代放弃了父辈的激情政治冲动和审美道德规范。而到了21世纪初，80后开始走出象牙塔走向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人生。这个时候，现实的压力纷至沓来，种种改革的不良后果，几乎都由80后这一代来承担。
显然，对于80后这一代人来说，其生存环境已经与其生长环境如此大不同，这就是“社会转型”。在今天，这种转型的结果就是，社会资源的格局开始处于定型期，各种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基本分化完成，大型资本的社会控制基本趋于固化，社会所能够创造的“机会”，相对于社会所提供的欲望来说，少得可怜。于是，80后突然发现，当他们走向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利益整合已经趋于完成，留给他们的已经无多。
简单地说，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造成了这一代人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空壳化，从而让他们失去了焕发强大意志力的社会信念基础；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国强民弱”的状况，又让80后成为“无权感”的一代。
显然，这一代人的焦虑，深深植根于历史转型之后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矛盾纠结之中。“国强民弱”的反差，造就了刚刚成长起来的80后的悲叹与牢骚。由于大量大型资本被系统控制，人们不仅不具有管理资本的有效途径，还常常被资本所左右，甚至遭遇牺牲个人利益、服从资本的窘境。一方面，中国政治体制的改进，生成了不断进步的言说环境；另一方面，仅仅来自网络和报刊的言说，并不能改变人们的“无权感”，在这种矛盾的缝隙下，我们才听到了80后一代人的焦虑声音。
在一本叫做《蚁族》的长篇纪实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种状况：80后是目前中国各代族群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却又是最没有生存保障和依赖的群体。一切应该由或者曾经由国家政府提供的保障性福利，他们都是只听过没见过；而一切城市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蚁族、群居”现象，他们却正在面对。相对而言，他们处在这个社会比较有发展前途的各类工作位置上——好的如记者、编辑，较差的如助手、秘书，但是，他们却处在最没有价值感的历史的路口。
正因如此，不妨说，这一代人的焦虑，既是特殊的也是公共的。特殊，在于中国社会最为痛苦的转型历史养育了他们的集体感受；公共则在于，这种焦虑，不是为这一代人所独有，也不是这一代人的牢骚所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