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中间物”：《魔祟》重读

爱的“中间物”：《魔祟》重读
朱崇科
 
内容提要：《魔祟》作为许广平逝世后才发表的作品，其实有其独特价值。其身份的模糊性让它具有了文本的开放性，我们当然可以众声喧哗、多元并存。但将一个极具虚构元素的现代独幕剧坐实为许鲁二人初次性爱的记录，而将发生时间、地点煞有介事的具体化，这固然是学术自由的表现之一，但只在这样的传统现实主义视野内兜圈，无疑是偏执的、褊狭的，本文认为，《魔祟》呈现出爱与责的纠结，表达/再现了许广平对鲁迅的思念/纪念，它更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剧本，是许鲁二人爱的“中间物”。
关键词：《魔祟》；许广平；思念；同居
 
许广平的独幕剧《魔祟》，在其生前未曾发表，而在身后刊发于《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后收入《许广平文集》。[1]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篇短短800余字的作品中，却包含着巨大的能量，研究者却从中读出了令人大跌眼镜的差异和秘密，比如，它被倪墨炎视为是鲁迅、许广平初次性爱活动的记录，发生时间地点当为1926年5月的北京，而在此基础上，相关争议不断，鲁迅之子周海婴也加入战阵，从作序到义正词严反驳，再到闪烁其词了结；各路鲁研专家，如陈漱渝、王锡荣等亦卷入其中，批驳倪墨炎，并提出上海说，广州说等新的观点，这些沸沸扬扬的论争甚至被视作列入“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2]行列，着实发人深省。
重读《魔祟》，思考论争的焦点所在，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魔祟》到底想要表达怎样的思想？它到底是纪实还是虚构？而结合本书研究的中心——广州场域，它和广州又有着怎样可能的内在关联？为此，本文从内容、叙述的性质，和广州的关系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一 情与责的纠结
《魔祟》的情节相当简单，B一直在沉睡，工作完后准备关窗休息的G不小心吵醒了B，于是B上床安抚B，二人对话，之后无语，B爱抚G，深夜G睡着，B也睡下。当然，这个剧本中富有象征意义的角色则是“魔”，它至少两次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操控B的沉睡，当关窗的噪音发出后，“魔被挑拨其蛮性，发为不清澈而反抗的声：‘什么？把窗子弄的那样响！’爱听不清魔说的甚么”。后来，魔终于自己发出声音，“你那么大声关窗子，把我弄醒了。”第二次是，魔在G的身上起作用，“陪了经过好久时间，有点鼾声从G那里发出，B放心睡下。偶然G动了动，B赶快曲着身子来抱他，但总觉得他是被睡魔缠扰般不能自主地回抱。”被魔操控的G无法清醒回应B的爱抚和拥抱。
对于这样的剧本，论者往往有不同的解读，总结说来，主要有：
（一）性爱说。
在倪墨炎、陈九英著述的《鲁迅与许广平》一书中就提及，“这作品，是纪实？是寓言？是象征？是讽喻？按照通俗的理解，它是否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定情以后，他们的爱情又快速地进入了新的更高的阶段。”[3]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引文中，论者的语气还是谨慎而暧昧、不无怀疑的，但在2001年版的刘绪源序二中，作序者则坦率指出，“本书认为，早在北师大闹学潮的时候，许广平曾暂住鲁迅家中，当时两人便已同居，那是1925年的事，许广平才26岁，还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作者是从一些外围材料入手进行这一研究的，其中主要是根据许广平的作品，尤其是一篇名为《魔祟》的独幕剧。我感到作者运用了一点近似于弗洛伊德的方法。”[4]当然，在2009年版本中，刘对此有所修订，“作者对许广平的遗著《魔祟》，提出了与过去有些人不同的独到的理解。《魔祟》早已公开发表，并已编人《许广平文集》，引起了一些人的研究，必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作者不但分析了作品的内容，而且还注意到所写的环境、时间，从而得出了自己的判断。”[5]
陈漱渝化名裘真对此提出批评，他认为这种学风属于主观臆断，“走火入魔”，同时，他也不同意将鲁、许同居的时间定为1926年5月，而重申大家熟悉的1927年10月下旬。[6]而后倪墨炎进行答复，指责陈漱渝没有读懂《魔祟》，并进一步具体阐发自己的论点，“我们认为：《魔祟》所写的不是夫妻间日常性爱生活的‘平凡的一幕’，而是极不平凡的一幕——它记下了鲁迅与许广平的第一次性爱生活。正因为是‘第一次’，它才有写下来的意义。”[7]此时的观点不仅一目了然，而且相当肯定又清晰。
当然，周海婴对此相当不满，为此撰文《关于<魔祟>答倪墨炎先生》进行批判，认为倪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私人谈话，抛出什么所谓的重磅“绝密信息”，这是对周海婴的重重伤害，并要求此书再版时抽去他的序言。[8]后来，倪墨炎又写文章《我和海婴先生的交往与争议》进行答复，但一直放在《文汇读书周报》领导手中，后周海婴致电倪墨炎要求一笔勾销过去的事，恢复友谊。后该文收入《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世纪之初的鲁迅论争》一书中。
（二）暗示说。
年轻学者张芳、苏濛鉴于《魔祟》缺乏非常准确的文本生产信息而将焦点转向文本分析。不仅如此，她们也呈现出年轻人的锐气和丰富想像力，她们指出，陈漱渝的对其中主人公B、G的界定有误，而以为许广平在剧中将自己与鲁迅的性别进行了置换，剧中“睡的人”是鲁迅，而“睡的人的爱者”是许广平。
而在此基础上，她们提出了新的观点，所谓“暗示说”：也即，“《魔祟》一剧并非鲁迅逝世之后许广平回忆她在上海跟鲁迅同居生活时抒发她对鲁迅的缅怀和愧疚之情之作，也非鲁迅与许广平的第一次性爱生活的纪实，其实是许广平在与鲁迅发生性关系之前写给鲁迅的，带着预谋的性暗示与性的期待。”[9]
两位论者还指出，这种性别倒置并非是她们的臆想，许广平在发表于1926 年2 月23 日《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的散文《风子是我的爱……》中，许广平把鲁迅写成原是女性化的“风神”,“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有谁能够禁止我不爱风子，为了我的藐小，否认我的资格呢?”又更明白地说:“因为我是男性化的,不妨引为同类,可以达到我同性爱的理想的实现,而是免掉了她和他的麻烦。”这样一来，《魔祟》中性别互换的主动似乎也符合现实中许广平的主动和坚定，似乎“暗示说”也可成为一家之言。
苏濛同时还在此文基础上更进一步，结合弗洛伊德思想中的“人格结构”理论予以分析，指出许广平在《魔祟》中大胆地表现了真实的本我，深入细致地展露了自己的本能欲望，她希望鲁迅能了解自己心中最隐秘和最真实的思想意识，同时也借此向鲁迅发出一次大胆的性暗示，期盼能够被理解且得到回应。[10]但该文也有它的不严谨之处，比如把《魔祟》中G对B的爱抚直接解读为“G听不清也不顾睡魔说什么，径直走向床前欲与B 发生性关系。”这样的说法明显缺乏必要的论证和搭桥，所以其以后的论述也因此难以令人信服。
（三）思念说。
重读《魔祟》，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担忧和哀伤，如果我们将其解读为许、鲁二人的情事，则大体而言，其中蕴含着一种激情与责任的巨大张力：无语的冲突、平静的爱抚以及隐隐约约中呈现出对这种爱的不安，无疑睡魔在其中有着丰富的隐喻意味：它既是对二人睡眠的监控，又是对情事的阻挠与平息。从这个角度思考，笔者倒觉得这是许广平对鲁迅的一种绵长的思念，其中，或许部分“委婉含蓄地抒发了她对鲁迅的缅怀和愧疚之情——这种愧疚之感正是她对鲁迅挚爱和对自己苛责的自然流露。”[11]
或许我们可以跳出此文，以许广平的其他文章来反观《魔祟》中间所包含的深意。许广平曾经回忆到鲁迅先生沉默的表现，“偶然也会有例外，那是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会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问”。许广平当然也有自己的尊严，但对鲁迅的“自弃”有时却也不知如此自处，“抑郁，怅惘，彷徨，真想痛哭一场，然而这是弱者的行径，不愿意。就这样，沉默对沉默（此两处下划线为笔者加注）”。[12]
《魔祟》中二人的沟通交流也有上述特征，G的沉默，以及话语中所呈现出的对抗的张力与微妙协调，“G说，我起来喝点茶”，“G说，大约有两点钟了，我们灭灯睡罢！”在我看来，通过对这些令人深刻记忆的二人间的摩擦，比如G的叹气、忧伤来纪念他们二人十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坚守，实际上，根据专家研究发现，人们对创伤、悲剧等事件比对开心事件记得更清楚，[13]《魔祟》其实更是这种思念的传递。
 
二 在虚构与纪实之间
耐人寻味的是，自从一开始发表《魔祟》，相关导论文章就将之视为纪实作品，和现实密切相关，在写作时间方面，被“自然”界定为，“写于鲁迅去世后，当无异议”，而“‘睡的人’即B，显然是许广平自喻，‘睡的人的爱者’，即G，当然是暗喻鲁迅。”而且，从内容来看，“就这剧的前半部分来看，主要的内容，似乎还是对于往日恩爱生活的一种深情缅怀。”[14]同时，陈漱渝在《鲁迅研究月刊》1985年第1期发表的《血的蒸气 真的声音——许广平三篇遗稿读后》一文，文中直指:“剧中‘睡的人’是许广平, ‘睡的人的爱者’指鲁迅”。[15]而倪墨炎恰巧是在此基础上立论，把《魔祟》视为“纪实作品”。
（一）纪实基础上的地点确认。
其中主要又分为如下几种：
1北京说。根据对《魔祟》中背景描写的仔细考证，倪墨炎认为，首次同居应该是1926年初夏（5月）的北京，“根据这些描写，这房子的结构，与广州中山大学钟楼鲁迅的寝室、白云楼的居室，上海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九号的居室都不合，而与北京西三条鲁迅家的南屋恰恰相合。许广平在1925年8月中旬在这里住了五六天，以后也常到这里住宿……因此，我们对于《魔祟》的结论是；内容是写鲁迅和许广平的第一次性爱，时间是1926年初夏，地点是北京西三条鲁迅家的南屋。”[16]
而且，一向善于史料挖掘的倪墨炎还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考证，根据细节处理，比如根据烟灰落在地板上，排除广州和上海，当然，也还有其他尽量自圆其说的讨论。[17]同样，有关烟灰与地板的书写在许广平的相关回忆《鲁迅先生的香烟》（收入《许广平文集》）中的确有所涉猎，“我头一次到他北京寓所访问后，深刻的印象，也是他对于烟的时刻不停，一枝完了又一枝，不大用着洋火的，那不到半寸的余烟就可以继续引火，那时住屋铺的是砖地，不大怕火……用烟灰缸和烟嘴是离开北京之后了。在广州，住在中山大学的大钟楼上，满是木板的楼面，应当小心火灾的。”[18]
2上海说。陈漱渝认为，《魔祟》一文写于鲁迅去世之后，是许广平对于和鲁迅在上海同居生活的艺术写照，正是认为《魔祟》中有许广平忏悔的情愫在内，上海就很容易变成了《魔祟》的发生地。[19]
倪墨炎当然对此加以否认，而坚信他所主张的北京说。除此以外，其实还有王锡荣在否认上述两者之后所提出的广州说，但鉴于下节会述及，此处不赘。
（二）回归虚构。
引人深思的是，引发诸多论争的源头之一，其实是这篇独幕剧作性质属于纪实还是虚构的问题。令人疑惑的是，《魔祟》如何及为何从一开始就变成了公认的纪实作品？
可以理解的是，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中前期，以传统现实主义解读鲁迅和许广平的作品这样的思路还有很大的市场，尤其是老一代学者研究鲁迅作品，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可避免，在对叙事作品进行分析时，往往秉持现实主义的标尺，而实际上，现实主义本身也是有争议的流派，也是有其局限性，正如著名批评家韦勒克(R. Wellek)所言，“现实主义理论最终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创造的’，其本身是一个充满幻想和象征形式的世界。”[20]其实，鲁迅小说的张力、包容性、创新性，岂是传统现实主义可以囊括的？实际上，即使是在对待鲁迅的散文名作《藤野先生》上也有类似的迷思，中国学者往往视之为纪实散文，而日本学者则多数把它看作虚构作品或小说。毋庸讳言，突破固有思维的限制，回归叙事作品的多样性解读是必要的，尤其是，我们面对的是创造力极其鲜活、旺盛的鲁迅。
鲁迅曾这样回忆他对小说虚构技艺的认知，“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21]不难看出，鲁迅在虚构作品时其实也不乏拼凑的策略，或者借一点因由生发点染，而并非循规蹈矩，对史实进行邯郸学步的。可以理解，追随鲁迅多年的许广平其实也深谙此道。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传统现实主义解读作品的局限性，虽然不无争议，我们还是可以将B等同于许广平，G等同于鲁迅，但作为独幕剧，《魔祟》更多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虚构叙事文体实践，至少“魔”的角色和意义的复杂性可以说明这一点。即使退一步，我们可以认同其中的主人公是鲁迅和许广平，但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事情、场景、情节都等同于现实。
从此角度说，《魔祟》中地点的描写很可能是相对虚写或拼凑的产物，它何以就变成信誓旦旦的北京或上海了呢？倪墨炎在论证过程中对虚构技巧所产生的细节与现实推测的缝隙一再归结为作者的疏忽或错漏，但问题在于，一个并未以实名署具，只以字母代号书写的作品，我们为何要将其发生地点锁定到现实场域中去呢？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论争忽略了《魔祟》中的关键词“魔”。陈漱渝指出，“‘魔祟’象征一种与理智（intellect）相对立的本能（instinct），它在相爱的人中间制造精神与肉体的障碍”。[22]在我看来，这里的魔明显更多是象征或隐喻，它既可以是B，说话，又可以对G起作用，在结尾处，他又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全知视角功能的观察者，同时又是B想政府的对象，“魔 在那帐顶上狰狞发笑，G是长叹，B不知用什么法打进（按疑为尽——编者）那魔。”这样的一个角色显然是纪实作品难以解释和统摄的。而首次解读此文的林溪也指出了魔的形象似乎前后不统一。[23]
同样，将这篇作品解读为鲁迅和许广平的同居，乃至初次性爱场景的记录也是对这个文本的世俗窄化处理，它完全可以变成一个描写人与人思想交流困难的剧本，可以变成在爱情与责任、隔阂之间艰难徘徊的心境的书写。在注释和解读一个文本归属信息残缺的作品时，过于偏重其现实性、世俗性，而不考虑其多元性和超越性本身就是一种可能的偏执，而相反的，我们为了能够对其解读可能性一网打尽，本来更需要发散性的思维和应对策略。
 
三 与广州的纠缠
尽管对《魔祟》的性质不无怀疑，比如指出，“我宁愿相信，它是寓言，是象征，而不是纪实”，王锡荣却还是重蹈倪墨炎们的覆辙，在纪实的前提下，探讨故事的场景发生地。[24]
（一）广州浮现。
王锡荣就8个疑点开始反驳倪墨炎认定的疏漏和缝隙，指出其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吊诡的是，王也是从细节的真实性入手，尽管明知道这个剧本不过是虚构的产物，事件亦不无虚构元素。
同时，王又从3点细节质疑并推翻了陈漱渝的上海说，比如，房屋格局、相应要求的玻璃以及木地板等要素都不符合剧本的描述。在质疑别人观点的基础上，王趁势推出了广州说，理由如次：1房屋格局不无可能；2电灯、玻璃等场景相似；3鲁迅和许广平生活的便利与可能，1927年6月初，许寿裳已经搬离广州白云楼，所以，相比之下，如果说这是写实，或以何处为依据的话，王宁愿相信这里写的是广州白云楼。——但也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证。[25]
反思上面的几种观点，包括王锡荣的广州说，其实都不无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将《魔祟》视为虚构的象征剧/现代剧，他们辛辛苦苦所作的煞有介事的考据一如海滩的沙堡面临大浪的冲洗，虽然有刹那的亮丽与辉煌，但归根结底只是昙花一现。即使我们视《魔祟》为纪实作品，他们的考证亦不乏推测之处，并无直接和真正有效的证据勾连文本与其结论。
整体而言，个人认为，我们应当淡化具体的地域比照，毕竟如果这是许广平写于上海时期的作品，其发生环境很可能纠结/混杂了北京、广州、上海三地的地域特征，而实际上，这三个城市也是许广平所熟悉的据点；同时，如果考虑到其为了营造故事发生的背景的典型性或普泛性，同样也不会拘泥于基本的地域规定。
（二）爱的中间物：《魔祟》定位。
如果不过分坐实《魔祟》中的人物、情节、场景，而视之为一个象征剧或现代剧的话，它其实更是鲁迅、许广平爱的中间物与见证。
1互爱的灵思。鲁迅在他的名作《死》中，曾经涉及了有关对直系亲属，尤其是配偶的忠告，“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鲁迅这种对爱的曲折表达被一向喜欢以犀利言辞吸引眼球的朱大可相当隔膜的总结为“鲁迅利用这个言说时机进行了最后的审判--判处这个肮脏的殖民地乌托邦和自己一起死亡。由于这份‘遗言’的出现，一种我称之为‘仇恨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诞生了，并对中国的二十世纪政治运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把鲁迅的第四句话总结为“彻底否认夫妻情感”。[26]
其实，这当然是一种偏执的误读，是对复杂爱情样式缺乏风情和体验的片面归纳，在鲁迅表面的决绝下却呈现出他对爱人的深厚的爱，在爱的层面上也要生存、温饱、发展，不要过分执着于已逝的过去。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鲁迅对许广平倾诉衷肠并希望她更能展翅翱翔的深厚爱意的独特表达方式之一。
反过来，许广平对鲁迅的爱也是有着自己的方式的。无独有偶，参与论争的陈漱渝与倪墨炎不约而同提及许广平的坦直率真。如陈所言的，“心胸之开阔，思想之前卫”；如倪所言，“许广平先生真正是一位超越尘世的大无畏的女性；她和鲁迅一样，敢做事敢于让人知道，让后代知道，光明磊落，襟怀坦白”。[27]在爱情上，许广平的确也表现出类似的一面，如前面所述的《风子是我的爱……》中，就不乏对美好爱情成功掌握的得意、欢欣与率真。
但《魔祟》中却表现出另样的许广平，她同样也有其坦率的一面：B和G的爱抚、亲吻，她写得毫不忸怩，但同时，她同样有其相对矜持的一面，B在魔控制之中的过分反弹，G在睡中难以真正回应B的爱抚都象征了他们之间的精神差异、可能隔阂，而其表达出的真爱却又是对鲁迅的一种深切回应。在我看来，《魔祟》就是许广平对二人相濡以沫、求同存异的真爱的致敬、思念。
2写在广州之外。通过《魔祟》解读出它是鲁迅、许广平首次性爱的记录自然这是论者的自由，某种意义上，也是探求学术真实与客观的产物，但若从学理的角度看，仍然不乏臆测之处；当然，如果考虑到《魔祟》的虚构性，其观点更加难以立足。
当然，跳出此种论争单纯论述鲁迅和许广平的可能同居，则广州无疑也是更天时、地利、人和的场域，他们无论从名义上、感情上、工作上、革命的共同历练上都有着太多的交叉与结合，而1926年6月初，他们共居于白云楼，似乎同居显得水到渠成，唯一的担忧或压力则可能是来自许家迫于世俗压力的反对和抵触情绪。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逝者的意愿，而将许、鲁的同居时间定义为1927年10月。
将鲁迅、许广平的首次性爱提前至1926年的初夏5月，从道德层面上讲，对于避居鲁迅处的许广平和身为人师的鲁迅有不利之处，毕竟有趁人之危之感，其自由结合的光辉会因此受损，何况他们的同居毕竟属于隐私问题？但从一个追求真爱的女人角度看，当她决定最终“伴君仗剑走天涯”的时候，以身相许则是一个必然的合理合情选择，个人认为，过分着重其时间刻度对于学术的意义并不大。
反过来思考，如果许、鲁二人的确是在1926年5月初次性爱，那么之后1926-1927年初的《两地书》主体部分，高长虹事件及其中的爱情波折联系起来阅读，因此显然有太多的做作之感，这似乎和倪墨炎所强调的许广平的率真性格不太吻合而因此自相矛盾。所以，从各个层面看，《魔祟》不能狭隘的坐实为许、鲁二人的初次性爱的记录，在我看来，它更是二人爱的见证，是十年相濡以沫、同舟共济的爱的“中间物”。
 
结语：《魔祟》作为许广平逝世后才发表的作品，其实有其独特价值。其身份的模糊性让它具有了文本的开放性，我们当然可以众声喧哗、多元并存。但将一个极具虚构元素的现代独幕剧坐实为许鲁二人初次性爱的记录，而将发生时间、地点煞有介事的具体化，这固然是学术自由的表现之一，但只在这样的传统现实主义视野内兜圈，无疑是偏执的、褊狭的，本文认为，《魔祟》呈现出爱与责的纠结，表达/再现了许广平对鲁迅的思念/纪念，它更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剧本，是许鲁二人爱的“中间物”。
 
附录：
魔祟（独幕剧）
人物：
    睡魔——简称魔
    睡的人——睡
    睡的人的爱者——爱
时期：一个初夏的良宵，暗漆黑的夜，当中悬一弯娥眉般的月。
地点：一间小巧的寝室，旁通一门，另一间是书房。
 
睡 寝室的电灯熄灭着，月亮是暗暗的，死一般静寂，只有微微的呼吸，以判别床中睡的人还是活着；隔壁书房的灯光，从木门的上面的横式长方的玻璃上透射些光照过来。睡着的B一点也不动，约莫有三个钟头罢！如常的死般睡着。
爱 书房中，她的爱者G，在书桌前收拾他照例做完的工作，伸个懒腰，静默的长伸出两腿来，似乎躺在帆布椅样的把身子放在坐的藤椅上，口吸着烟卷，想从这里温习他一天的课业，又似乎宁静百无所思似的，待烟吸完了，轻轻踱进寝室，先把未关好的窗门收起来，想是要放轻些，勿致惊醒B的好梦，不想反而不自然地铿的一声，窗关了的声响，魔被挑拨其蛮性，发为不清澈而反抗的声：“什么？把窗子弄的那样响！”爱听不清魔说的甚么，只放轻脚步走到床前，扒开帐口，把手抱住B的脖子，小声的喊着B，继而俯下头向B亲吻，头几下B没有动，后来身子先动了两下，嘴也能动了，能应G的叫声了，眼睛闭着，B的手也围住G的颈项，坐了起来。B不久重又睡下，这时床上多添了一个G。
魔 你那么大声关窗子，把我弄醒了。
    G，声并不大
    B，以后由我关好了，我先关窗再睡。
    G，不用，你睡了醒透再关就好了。
……
死一般静寂来到，没有别的话语，直至良久。但B时时闭着眼，用手抚摩G的脸，继又吻他，总是手，吻，继续的在G的身子上。经过多少时，G说，我起来喝点茶，又吸一枝烟，重又躺在B旁，仍没有话说。待烟都变成灰，已经散布在床前地下，G说，大约有两点钟了，我们灭灯睡罢！寝室暗黑，这时有些少光从正面的窗外射进来，B是静静的，G老是叹气，B没敢问，陪了经过好久时间，有点鼾声从G那里发出，B放心睡下。偶然G动了动，B赶快曲着身子来抱他，但总觉得他是被睡魔缠扰般不能自主地回抱。
魔 在那帐顶上狰狞发笑，G是长叹，B不知用什么法打进（按疑为尽——编者）那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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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广平著《许广平文集》（第一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页370-371。
[2] 具体可参葛涛主编《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世纪之初的鲁迅论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3] 倪墨炎、陈九英著《鲁迅与许广平》（上海：上海书店，2001），页62。
[4] 倪墨炎、陈九英著《鲁迅与许广平》（上海：上海书店，2001），序二页7。
[5] 倪墨炎、陈九英著《鲁迅与许广平》（上海：上海书店，2009），序二页6-7。
[6] 具体可参裘真《着了魔的心理分析——读序有感》，《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3期，页51-52。
[7] 倪墨炎《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的几个问题》，《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4月28日第1版。
[8] 周海婴《关于<魔祟>答倪墨炎先生》，《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7期，页60-61。
[9] 张芳、苏濛《<魔祟>与鲁、许之恋——与“记录说”、“缅怀说”商榷》，《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0卷第5期，页90。
[10] 苏濛《<魔祟>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暗合》，《语文学刊》（高教版）2006年第5期，页34-35转99。
[11] 具体可参裘真《着了魔的心理分析——读序有感》，《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3期，页52。
[12] 景宋《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颜汀编选《大先生鲁迅》（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页180-181。
[13] 新华网《研究发现人们对创伤事件记忆更牢》，渥太华2007年2月22日电。具体内容可参如下网址：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7-02/23/content_5764738.htm。
[14] 林溪《关于<魔祟>》，《鲁迅研究月刊》1985年第1期，页9-10。
[15] 陈漱渝《血的蒸气 真的声音——许广平三篇遗稿读后》，《鲁迅研究月刊》1985年第1期，页8。
[16] 倪墨炎《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的几个问题》，《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4月28日第1版。
[17] 具体可参倪墨炎《从<鲁迅与许广平>谈到<魔祟>》，葛涛主编《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世纪之初的鲁迅论争》页69-71。
[18] 许广平《鲁迅先生的香烟——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许广平文集》（第二卷），页134。
[19] 具体可参裘真《着了魔的心理分析——读序有感》，《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3期，页52。
[20] R?韦勒克著，高建为译《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刘象愚选编《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页250。
[21] 鲁迅著《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527。
[22] 陈漱渝《血的蒸气 真的声音——许广平三篇遗稿读后》，《鲁迅研究月刊》1985年第1期，页8。
[23] 林溪《关于<魔祟>》，《鲁迅研究月刊》1985年第1期，页10。
[24] 王锡荣《我看<鲁迅与许广平>争论》，《鲁迅世界》（广州）2002年第3期，页13-18。
[25] 王锡荣《我看<鲁迅与许广平>争论》，《鲁迅世界》（广州）2002年第3期。
[26] 具体可参朱大可《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书屋》2001年第5期。
[27] 倪墨炎《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的几个问题》，《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4月28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