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孩子出没，鲁迅、周作人和张天翼怎样对付？

熊孩子。熊孩子翻箱倒柜，涂花护照，摔烂屏幕，搞破坏。而到了公共场所，他们叫喊哭闹声更是不停，经常回荡在饭馆、超市、火车、飞机，还有地铁。

你是不是遇到过？是不是烦过？

可见“熊孩子”这一流行于互联网的词不只指可爱的小孩，更多时候，还指破坏秩序且令人讨厌的小孩。近些年，随着围绕“熊孩子”的讨论兴起，倒有一种声音愈来愈来清晰：不再粗糙地责怪孩子，而是归因于父母的素养和教育等层面。这一观点认为，儿童和成年人是两种世界，“童言无忌”，孩子无错。

值得玩味的是，二十世纪早期，“熊孩子”在中国是另外一番景象，而其中的“儿童崇拜”甚至影响了文艺的书写。那时候，所谓“赤子之心”和“天真纯洁”等词汇，往往是定义儿童的关键词。

说来有趣。鲁迅、周作人、张天翼，这些叱咤于中国文坛的作家，就遇上了“熊孩子”。他们喊出“救救孩子”的同时，也记录着熊孩子的耍弄，甚至自己就是一脸精怪相的“熊孩子”。

撰文 | 董穷途

近年，网络上有一股“恐童症”的潜流，年轻人嫌恶公共空间里的小童吵嚷嚷，直斥为“熊孩子”，又责备“熊家长”管教不周。不过，遥想那些步入或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独生子女，身为熊孩子的当年勇，恐怕不相上下吧。

《蜡笔小新》（1994）剧照。

回想当年孩提时看的动画片，大受欢迎的角色也都是典型的可恶熊孩子。《蜡笔小新》里色眯眯的5岁小男孩野原新之助，总因搞不清楚状况而搞出麻烦或惹人发怒。《樱桃小丸子》的小丸子也是任性坏小孩，过生日时既要买小红马溜溜车，还要同花轮去高级寿司店用餐——一下子把爷爷的老人年金花精光！国产动画《邋遢大王奇遇记》里的邋遢男孩更是不爱干净又贪玩的小无赖。有意思的是，熊孩子的调皮在今天不大惹人发笑，反因令人吃不消而招致痛恨了——年轻人宁做爱猫狗的丁宠族，也不愿与现实生活中的三维儿童有什么关联。

《邋遢大王奇遇记》（2012）剧照。

倘若追溯历史，熊孩子在二十世纪初期却不是今天惹人嫌的光景，“儿童崇拜”一度对文艺界影响深远，儿童的“赤子之心”和“天真纯洁”备受推崇。值得一提的是，儿童是一个现代概念，在西方不过四五百年的历史；至于向来“尊老”更甚于“爱幼”的中国，是一百多年前才重新“发现”了儿童，转而将他们视为民族国家的希望。

自然地，中国现代作家儿童书写或是儿童文学之中，就不乏熊孩子的身影——鲁迅、周作人两兄弟或以痛切之心为之发声，或饶有趣味地记叙熊孩子的耍弄，至于童话大王张天翼，干脆自己就是一脸精怪相的“熊孩子”。今天我们就来瞧一瞧，当“熊孩子”遭遇中国现代作家是何种光景？

希腊神话中的维纳斯，正在用玫瑰或树枝来抽打“熊孩子”丘比特（ Jan van Bijlert ，1628）。

鲁迅

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被熊孩子耍弄

鲁迅喊出“救救孩子”这句著名口号，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代表了五四新文化人有关“救救中国的未来”之呼声。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家和思想家。

不过，未及而立之年的鲁迅，却曾在自己的课堂上遭遇过一场熊孩子为之设计的历险。1925年5月的《京报》副刊，孙福熙记录了这间小事。鲁迅从日本回国之后，一度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老师。某天，他做氢气点燃实验，忘了带火柴，回去拿，又叮嘱学生千万别碰氢气瓶，否则漏进空气会有危险。

创刊于1918年10月5日的《京报》。

回来点燃氢气瓶，爆炸——显然是混进了空气！鲁迅双手炸伤都是血。再抬头看，学生们早避开前两排了：原来这帮熊孩子故意放了空气进去，躲到后面看热闹去了。

鲁迅的《野草》集子中有一篇同样写于1925年的散文《风筝》，追忆了自己还是熊孩子时欺负小弟的一段往事：“我”见弟弟偷偷躲在尘封的什物堆中糊纸风筝，于是伸手抓断蝴蝶风筝的一支翅骨，掷风轮在地下一脚踏扁——跟那些乐于欺负小弟的大哥是一样一样的做派。

据周作人讲, 文中“弟弟”应是喜爱且善糊风筝的周建人, 但践踏风筝一事“乃属于诗的部分”。不过，鲁迅却为他童年时的熊孩子做派附上了更为严肃的批判因由：少年老成的“我”信奉朱熹《童蒙须知》式的教育理念：“凡子弟须要早起晏眠。凡喧閧斗争之处不可近。无益之事不可为, 诸如赌博、笼养、打毬、踢毬、放风筝等。”他见弟弟如此耽溺玩具不成器，于是将风筝践踏而毁。

直至中年，鲁迅看到外国讲儿童的书才知“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当他为自己曾虐杀幼小之精神而忏悔和自责时，作为“受害人”的弟弟却已全然不记得这一回事了。

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封面。

其实，早在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上，鲁迅已发表了他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提出一种“以孩子为本位”的观念：“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 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大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熊孩子的教育作为议题，其实是在探讨如何改革家庭乃至更大的民族命运了。

周作人

推崇“小野蛮”的儿童美学观

写熊孩子作怪一脸宠溺

与兄长鲁迅相似，周作人在《我的杂学》一文中也提出“儿童本位”。他觉得人们对儿童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一来将儿童当做“小形的成人”，期待他们少年老成；二来将儿童视为“不完全的小人”，什么都不懂。这两个误区全未将熊孩子视作一个“完全的个体”来对待。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作家、翻译家，鲁迅之弟。

周作人不愿将儿童文学视作成人趣味的缩小版，亦不必过早地“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因此对于舒白香《游山日记》、史震林《西青散记》、沈三白《浮生六记》、方濬颐《梦园从说》这些传统文人的儿时生活记，难免就有不满，认为那种书写缺失了“童心自有天真处”的位置，更像是大人写给大人看的文字。

1947年，周作人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读到英国诗人利亚（Edward Lear）的诙谐诗，顿觉妙语天成，于是仿其意趣，在酷暑之中写下48首七言四句的“儿戏趁韵诗”，总题曰《儿童杂事诗》。周作人试图以儿童视觉恢复故乡风物与幼时记忆，此时熊孩子的心理世界就成为了真正的画卷中心。报馆更邀丰子恺为之配画，一派生趣：

《压岁钱》 昨夜新收压岁钱，板方一百枕头边。 大街玩具商量买，先要金鱼三脚蟾。 《书房》 书房小鬼忒顽皮，扫帚拖来当马骑。 额角撞墙梅子大，挥鞭依旧笑嘻嘻。 《带得茶壶》 带得茶壶上学堂，生书未熟水精光。 后园往复无停趾，底事今朝小便长。

收得压岁钱后得意洋洋想要置办玩具的熊孩子，或是书房里不捧书读却作哈利波特状骑扫帚的小鬼，今天看来仍旧眼熟。而学堂生活之中，学渣小童背书背不出就拼命喝水，于是反反复复去后园解手的狡黠模样，也被他惟妙惟肖地戏谑一番。

周作人笔下最为恶劣的熊孩子，当属赵家小孩了。《赵伯公》一首写道：“小孩淘气平常有，唯独赵家最出奇。祖父肚脐种李子，几乎急杀老头儿。”肚脐种李的胡搅蛮缠绝不输今天的熊孩子。另有“雄黄额上书王字，喜听人称老虎头”、 “喜得居然称长大，今年独自坐山兜”的成长模样，熊孩子系于生活点滴的喜乐无不见诸笔尖。

其实，写作《儿童杂事诗》之前，周作人早对熊孩子多有论述了。比如在上世纪20年代，他已批评中国缺乏儿童诗，推崇安徒生的童话；他还称颂一种“小野蛮”的儿童美学观。这个概念是从戈斯（Gosse）对安徒生的评传中提炼出来的：“他能用诗人的观察，小儿的言语，写出原人——文明国的小儿，便是系统发生上的小野蛮——的思想。”这是一派淘气活泼的气象。

二十世纪初的儿童。作者未知。

童话大王张天翼

曾是熊孩子

也写熊孩子

除了周氏兄弟，素称童话大王的张天翼也是写作熊孩子的高手。他往往被视为中国现代童话创作史上继叶圣陶之后的一个高峰，更要命的是，他自己还是熊孩子时，已有相当惊人的捣蛋之举。因上房揭瓦、顺杆爬墙之类的出格事迹，幼年张天翼一度被唤做“蛮牛”、“野牛”、“小热昏”。这股熊劲儿后来流淌入笔尖，被他用在了童话写作上。在《自叙小传》中，张天翼自白正是通过鲁迅的指点和自己的模仿，才有趋于老练成熟的文字创作。

张天翼（1906年9月26日—1985年4月28日），作家，代表作有童话《大林与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秃秃大王》等。

1906年生于湘乡泉井坳一字庠的望族张家，张天翼其父是个相当诙谐的清末“经济特科”进士，其母也颇有文采，在有名望的周刊上发表署假名的短文，评议男女问题。十几位兄弟姐妹之中，幼年张天翼绝非规矩小孩，据说时常拿棍子在敲别人的门口，别人不说他还好，若说，“X弟，别敲吧。”他就要跟人杠上，一连敲上两三个钟头。因喜爱轮船火车，还在家中以粉笔画、以火柴盒作站台，拟定站名：妈妈站到爹爹站，到姐姐站，到姑妈站，再到厨房站。边开边叫：“哆——轰轰轰轰，轰轰轰轰！”

在学校，张天翼更如周作人笔下学堂小童一般规矩全无：“功课没一样行，和同学打架、说故事最拿手”。他与同学借《岳传》、《三国》、《水浒》来看，却因为二人频繁打架而不断借还，还要调解人来做讲和。和解的方式，竟是一本正经地学样“江湖规矩”来写和约、画花押。

张天翼童话作品《大林和小林》1956年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封面。

1932年，张天翼发表了第一部童话作品《大林和小林》，第二年创作《秃秃大王》，真正开始与童话结缘。实际上，张天翼早在十六七岁时，就以“张无净”的笔名发表文章，颇有鸳鸯蝴蝶派的风格，写讽刺“五分钟”热度的“爱国者”小说、侦探小说、人物速写、笑话等。后受鲁迅鼓励、建议和推介，他才署真名“张天翼”来写作。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热血青年写作正热时，遭逢上海的白色恐怖。左联很多作者被迫害，作品动辄被查禁，张天翼的写作于是从成人世界转向了儿童领域。

不同于周作人的主张，张天翼的童话虽充满大胆奇特的环境与童心童趣，却往往是以成人视角来组织，具有宣传教化目的。故事之中既有他肯定的人物，诸如小林、四喜子、乔乔等，也有他所不待见的“熊孩子”受到抨击否定——比如四四格、叭哈、皮皮等等，就具有某种典型的脸谱化的剥削阶级的形象。

张天翼1930年代的童话，重在以儿童易接受的形式来帮助他们认清现实，鼓舞反抗斗志；50年代的童话，则倾向于为少年儿童梳理榜样，引导其观念思想，以塑造为合乎社会主义新人期待的“新型儿童”。这显然是某种顺应时代感召的选择。

中国香港电影《旋风小子》（1994）。

回顾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古灵精怪的熊孩子，我们可以发现1900到1950年代这半个多世纪中，除却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周作人追求的童心“小野蛮”，以及张天翼的儿童文学，还有冰心的《寄小读者》系列以及诸多外国童话的译介颇为流行。期间，熊孩子的故事不只有孩子阅读，拥有“童心”的成年读者也作为一个崭新的读者群而出现了。

不论如何，这些有关“熊孩子”的不同故事，构成了“儿童”在历史中的特殊形象，建构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全新形貌。在熊孩子变得臭名昭著的今日，在童年普遍消逝的媒介时代，我们又拥有怎样的儿童书写与儿童文学呢？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董穷途；编辑：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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