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感悟：学术的意义？
最近两天都在做“重访黄金时代：媒介社会学经典再诠释”工作坊的会务。有一些小感触想谈。我们这个会议的初衷，是想通过重读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闻社会学的经典作品，挖掘出能够启迪当下研究的理论资源；也即是说，在时代语境中，怀揣着理论“再出发”，而非刻板地“原地踏步”。
抱着上述目的，听了第一天上午的分享，感觉略失望。这是我读研来，第二回产生了“学术有时真的脱离实际”的想法。尤其是当我看到了老师们神神叨叨的论文标题，没有带着问题意识写作以致对自己问题的无力阐释。
so what?写这篇文章是想解决一个怎样的问题？就算弄明白经典作品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后，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些老师抱着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的概念不放，并不在意布尔迪厄提出这些概念的特定时间节点、特定场域（那时，人们对大众媒体，如报纸、电视的依赖比我们现在要深），仍然将这些工具性的、大而空洞的概念，搬运到21世纪来。
以塔克曼的《做新闻》为例，《做新闻》这本书告诉我们，“新闻惯例”有利于提高新闻生产效率，却也使得新闻业可能被权威消息源“驯化”（不知这个词语的程度是否过重）。然而，即便如此，下一步呢？塔克曼早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解答的问题，我们为何还要不停地在当下印证“塔克曼的理论是对的”？
以前，听到不少学者聊以自慰的话：学界和业界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现在看来，多多少少有些学者独有的清高和幼稚。这样毫无意义的重复，同层次的研究，这类封闭的学术场域让我感到害怕。有点学术界自说自话的味道。更可怕的是，学者们已经贻笑于大方之家，却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
“不能局限在社会科学已给的逻辑中，在里面打转，这是不够的。”这是黄旦老师对参会所有老师提出的批评。
至少从我看来，不少参会学者仍然是从框架到框架，使用自己最舒适最熟练的“学术惯例”，生产文章，视野不宽，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匮乏，我想，我同样可以拿“惯例”来批评一套程式化的学术生产。
这使我再次清醒地认识到，不要把读书和学术看作自己的避难所。这项如此需要问题意识及想象力创造力的工作是一场苦修；更不要自以为是地认为学术研究是在解答疑问，因为有时，你的问题根本不成为问题，不值得解答。
抱着上述目的，听了第一天上午的分享，感觉略失望。这是我读研来，第二回产生了“学术有时真的脱离实际”的想法。尤其是当我看到了老师们神神叨叨的论文标题，没有带着问题意识写作以致对自己问题的无力阐释。
so what?写这篇文章是想解决一个怎样的问题？就算弄明白经典作品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后，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些老师抱着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的概念不放，并不在意布尔迪厄提出这些概念的特定时间节点、特定场域（那时，人们对大众媒体，如报纸、电视的依赖比我们现在要深），仍然将这些工具性的、大而空洞的概念，搬运到21世纪来。
以塔克曼的《做新闻》为例，《做新闻》这本书告诉我们，“新闻惯例”有利于提高新闻生产效率，却也使得新闻业可能被权威消息源“驯化”（不知这个词语的程度是否过重）。然而，即便如此，下一步呢？塔克曼早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解答的问题，我们为何还要不停地在当下印证“塔克曼的理论是对的”？
以前，听到不少学者聊以自慰的话：学界和业界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现在看来，多多少少有些学者独有的清高和幼稚。这样毫无意义的重复，同层次的研究，这类封闭的学术场域让我感到害怕。有点学术界自说自话的味道。更可怕的是，学者们已经贻笑于大方之家，却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
“不能局限在社会科学已给的逻辑中，在里面打转，这是不够的。”这是黄旦老师对参会所有老师提出的批评。
至少从我看来，不少参会学者仍然是从框架到框架，使用自己最舒适最熟练的“学术惯例”，生产文章，视野不宽，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匮乏，我想，我同样可以拿“惯例”来批评一套程式化的学术生产。
这使我再次清醒地认识到，不要把读书和学术看作自己的避难所。这项如此需要问题意识及想象力创造力的工作是一场苦修；更不要自以为是地认为学术研究是在解答疑问，因为有时，你的问题根本不成为问题，不值得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