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天才枪手》泼点凉水：“美国梦”与青春想象
文|李小飞（南京）
编|Liz（太原）
在国内诸多评论中，《天才枪手》都被定义为“一部多元类型糅杂的青春电影”，与国内常见的流产、堕胎、车祸等极端叙事元素不同的是，《天才枪手》因其强烈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批判价值与国内诸多青春影像拉开了距离，亦或说，在国内舆论的造神效应中，《天才枪手》因其对类型元素的创新性运用与社会现实的锋利审视而再度成为国内青春影像的“模范标本”。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对片中青春梦的利益驱动力进行分析的话，其实可以发现这场泰国打造的“青春梦”其实与国内诸多青春影像分享着相似的“终极想象”——美国梦，对于以美国为主导的第一世界先进文明的想象在《天才枪手》中恰恰是造成片中“穷孩子、富孩子”共同青春悲剧的根源。
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来看，《天才枪手》与国内《致青春》《中国合伙人》《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之所以分享着相似的“美国梦”，就在于全球化时代以美国文化霸权为主导的他者想象始终是诱导中国、泰国此类“第三世界”追求现代化的动力，对于西方文化信仰的皈依与中产生活的憧憬已然成为中国、泰国为代表的亚洲后发国家标榜自我优越身份的标志。也正是在对全球化、现代化文明的无限崇尚，《天才枪手》中的“考场舞弊案”才最终内爆为社会阶层内部的贫富混战。在《天才枪手》结尾，对西方先进文明的想象尽管以底层自我牺牲的悲剧告终，宣告着“依靠不正当手段前往美国”想象的最终失效，但实际上影片对全球化文明的批判仍然停滞在了表层：为何“美国梦”成为拯救底层青年小琳、班克的唯一途径？难道国内的社会环境已经无法为这群底层青春提供梦想实现的丰沃土壤了吗？
在《天才枪手》结尾，同样作为底层天才少年的班克的“黑化”之所以遭遇舆论非议的最大原因在于文化想象的错位——创造者本身在意识到“美国梦”幻景为青春带来悲剧的同时，却没有对这种文化想象内部的病症根源进行审视与批判，而是将悲剧归咎于底层自身品质道德的问题：“美国梦”的最终幻灭并非其自身文化霸权的倾轧与蛊惑，而是因为以班克为首的后发国家的底层对金钱无限度的盲从所致，这无疑是一项隐秘的意识形态置换术，意识置换背后暴露的是以中国、泰国为首的“后发世界”在全球化时代遭遇西方现代文明时始终未曾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民族主体位置，亦或说，片中小琳、班克的青春悲剧也是第三世界后发国家遭遇现代化时文明失落的缩影。在“美国梦”的魔幻催剂下，后发世界的一切阶层断裂、贫富差距与城乡矛盾等诸多问题被遮蔽于自由主义盛景下，民主自由与个人奋斗再次成为拯救青春梦的强效药剂。
如果天才少女小琳不满国内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只身前往美国，是否就一定能够实现青春梦呢？创作者并没有给予我们答案，但是我们从美国本土同样以天才少年为题材的《决胜21点》可以预知小琳未来的遭遇。一心向往哈佛大学的数学天才本·坎贝尔为了赚取充足学费，加入了罗萨教授领导的“特殊团队”，这群由天才少年组成的团队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无往不胜，在游戏“21点”中创造了辉煌战绩。然而，随着涉世渐深，本渐渐发现“美国梦”自由灿景下残酷的利益争斗与资源掠夺，少年也在资本至上的世界谙熟智力资源的价值所在。
因此，《决胜21点》中所暴露出的在“美国梦”覆盖下的残酷利益交换法则显然是《天才枪手》无法言述的“前史”——对“美国梦”文化价值深度辨析的缺失实际上是泰国民族文化自信活力的衰竭。片中，以“美国梦”为主导的成功学效应不仅仅作用在小琳、班克这样的年轻一代，更重要的价值导向在于富二代阿派富足华丽的中产之家正是“美国梦”的现实投影：阿派的父亲毕业于美国高校，他希望阿派与葛瑞丝能够延续“美国梦”所带来的巨大成功效应，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继续成就着泰国阶层社会中中产之家的富足神话。
也正是在西方文明的想象诱导下，小琳一家将前往新加坡（“亚洲四小龙”之一的资本文明成果的展示橱窗）作为逃离落后国家的唯一途径。在新加坡梦破碎之后，小琳才与班克联手创造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跨国舞弊案。小琳与班克的现代遭遇其实不仅在泰国发生，在全球化时代笼罩于西方霸权阴影中的后发国家都伴随着主体失陷的阵痛，讲述一则完满青春故事关键在于成长之外的社会是否拥有健全的文化自信。
在大国崛起、现代化已逐渐宣布终结的今天，对西方文明的皈依与身份渴求在当下国产青春影像中已逐渐沦为80一代的文化废墟，80年代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由《北京人在纽约》所引发的“千万里，我追寻着你”的现代潮流在90一代逐渐成长为中国电影市场消费主力的今天已然失去了神话讲述的土壤，这也是《天才枪手》结尾将焦灼的文化想象转化为底层道德问题遭遇舆论非议的原因所在。在国内经济迅猛腾飞、个人成长需要已渐趋多元化的当下，《天才枪手》结尾的“底层道德”显然暴露出创作者思维本身的“滞后性”，《致青春》中所呈现的80年代出国热潮下陈孝正的“镀金神话”在当下时代已经彰显出文化崇拜的盲目性与教育消费的冲动欲。
《致青春》结尾，留守在国内成长的郑薇一代已经开始接受80年代重新询唤的主流意识，并已娴熟地运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话语对抗并消解现代中国一度狂热的西方情结：“我们都爱自己，胜过爱爱情，现在我知道，其实爱一个人应该像爱祖国、山川、河流。”
有学者认为，这种借助国家主义、民族话语重新缝合青春阵痛、将80年代一度呼唤个人主义的分裂的主流意识形态再度整合为“崇高道德体”虽然无益于真正缓解商品经济时代青春成长的焦灼与失落，但为现代中国褪去西方崇拜情结、确立自我民族主体位置提供了新的起点，在80年代“美国梦”光环中成长的郑薇一代对西方文化的警惕与民族身份的认同显然标志着现代中国主流意识成功的文化实践，这种实践在《中国合伙人》中得到了更深层展现，彼时无所不能的“美国梦”已然失去了神话效力，亦或说“美国梦”的本质仍是资本社会畅通无阻的“富人游戏”。
与陈孝正同代出国的孟晓骏显然没有成就“造福神话”，而是在美国餐馆的泔水与熏气中充分感受到了资本世界的残酷，他的财富传奇也是在国内才最终开启。孟晓骏的经历显然暴露出了一度被媒体遮蔽的“美国梦”的资本暗影,与郑薇的民族信仰一起，孟晓骏的梦想幻灭都为新时期以来狂飙发展的中国提供了主流重塑的契机与可能，这也充分展现了在大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国内青春影像对民族主体意识的即时共振，文化自信与民族身份的良性建构也使青春故事之外的“讲述神话的年代”最终跨越了80年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的现代化动员，在文化阴影下的流产、堕胎、车祸等一系列青春惨剧也随着文化自信的崛起失去了情感共识。
一个最醒目的标志正是国内暑期档《闪光少女》的上映，与《天才枪手》中小琳遭遇相同文化身份认同困境的“扬琴少女”不再像陈孝正一代盲目艳羡西方之光，而是借助青春主体能量的释放获得社会认同，从而建构起一种文化身份自信力。尽管在暑期档强者如林的大片倾轧下《闪光少女》并非“闪光”，但这部完全以90视角展现的青春故事显然褪去了80后梦想幻灭的悲情，而是为当下青春影像在遭遇现代化时提供了一份鲜活生动的民族情感。
但是中国的“闪光少女”与泰国的“天才枪手”尽管逃离了“美国梦”的虚妄崇拜而更强调个体价值的努力，但他们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一则在第三世界的青春世界中始终悬而未决的命题：在全球化时代，尽管多元文化需要与个性表达已成为社会共识，但当直面西方文明的冲击与侵蚀时，“少女”与“枪手”们因年轻显然无法真正承担起重塑民族主体的重任，对于“美国梦”，他们的态度固然鲜明却依旧难以真正寻求一种文化身份的平等与平衡，激烈的青春抗争显然无法彻底消弥文化霸权的创痕。
在《天才枪手》中，小琳为了躲避西方监考官的一幕充满了迅猛的节奏感与力量性，在这种借鉴《谍影重重》动作类型的透明化剪辑序列中，其实潜藏着一种不同文明间的强势的驯化/囚禁的关系。正如电影中的西方监考官始终被呈现于一种仰视的阶级视角中，而在人群中疯狂逃跑的小琳则在快速变焦的平视镜头中被限定于压迫的窥伺空间。在《闪光少女》中，中西方两种音乐的抗衡张力在眩晕的旋转镜头中获得了一种极致展现，直至民乐班中唢呐的陡然出场，才使持续旋转的动感获得暂停，在大卫·波德维尔意义上的“凝像作结”的镜头定格力量的统摄下民乐获得了想象性胜利。
但是，在“少女”胜利的背后，西洋乐所潜藏的文明身份优越感与霸权主义仍未曾改变，这种短暂平衡一旦再度遭遇西方文明冲击，将很快暴露出文化内部的价值空洞，亦或说，这场由民乐班取得的胜利因始终未曾建立在民乐与西洋乐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而缺乏真正平衡的可能。尽管片尾西洋乐的同学成功帮助了民乐同学登台表演，但两者并未在舞台上有过片刻交流，当一方开始表演时，另一方则隐于舞台之后处于“视而不见”的主体位置，两种文明形态的错位与断裂实质上并不能为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体意识的重建提供一份坚实的心理认同。
在《天才枪手》中，班克被“美国梦”永远拒绝的个人悲剧被归咎于个人品质的缺陷，而小琳则在父亲帮助下，在西方他者镜头的“监视”中坦诚交代了自己的过失——表面上看上去“美国梦”的信仰价值仍然有效，个体通过道德忏悔、认同西方遴选机制的权威而再度树立了“美国梦”牢不可破的价值霸权，但实际上“枪手”忏悔与“少女”胜利一样，因为缺乏一种真实、恳切的文化对话而始终难以建立起真正的国族认同。在小琳忏悔之外，仍然有数以万计的学子梦想通过考试成功实现华丽“美国梦”，而一度失落的民族信心显然不是凭借认同西方权威就能获得赦免的，片中所暴露出的泰国内部在“美国梦”现代化潮流影响下的教育资源不平衡、教育机制过度商业化等病症也在小琳的忏悔中被再度遮蔽，沦为“美国梦”下无法言述也难以疗愈的社会创痕。
所以，班克的“黑化”也可视作是“美国梦”在当下泰国社会中一种文明崇拜情结的扭曲与异化——作为自由主义神话巅峰的“美国梦”在后发世界竟被开发为资本链条中蕴藏着巨大商机的营销热点，这本身就是关于“美国梦”的最为赤裸裸的嘲讽与批判。虽然创作者在结尾并没有意识到班克“黑化”所无意识暴露出的“美国梦”的信仰危机，但这种个体信仰危机已经逐渐演变为文化霸权殖民时代下第三世界的生存寓言。
在近些年的欧洲影像中，如何在后冷战时代将失败者的逻辑重新整合入资本文明语境中成为西方世界在对抗难民潮、种族冲突、右翼崛起、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全球问题时的霸权重构的关键，而在后冷战阴影中成长的青春一代在昔日胜利者成功学的感召下与国族决裂的故事在第69届戛纳影展获奖作品《毕业会考》中也同样上演。与《天才枪手》中的小琳相同的是，《毕业会考》中的女儿同样在父亲的鼓动下怀揣着热切的“英国梦”——一块逃离罗马尼亚落后、混乱的社会秩序，拥有温馨宁静的中产生活的文明飞地。然而，与小琳底层身份不同的是，即使是在罗马尼亚享有阶级身份的中产之家想要逃离第三世界、实现“英国梦”也并非易事，甚至寻梦本身就已成为中产之家逐步走向失控、混乱的社会噩梦的开始。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与泰国《天才枪手》中充斥着大量对西方文明的极致想象不同的是，同样作为“第三世界青春寓言”的《毕业会考》与中国《致青春》《中国合伙人》一样，对西方他者开始保持着一份审视与批判。如果说中国《致青春》《中国合伙人》是借助80年代以来的国家主义、民族情绪对抗“河殇”引发的蓝色文明再殖民危机的话，那么《毕业会考》显然通过暴露西方资本世界的血色规则来赋予银幕之外的“自由公民”广阔开放的文化选择权利—影片末尾的女儿究竟是认同父亲的冷战逻辑亦或是坚守自我的民族身份仍然是一份悬而未决的未知数，这份来自罗马尼亚的中产之家的困惑也再度向全球化时代暴露出第三世界命运抉择的困境。在逃离与回归之间，始终横亘的是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信心重建的问题。
正如片中女儿的母亲与祖母并不认同西方文明的美好，冷战终结后的文化等级意识其实仍然明确一样，第三世界对西方文明的想象仍然是以胜利者的逻辑来评判的，小琳与班克没有意识到的是，无论美国亦或英国的优质资源其本质仍然是一种阶级秩序再生产的方式，“美国梦”、“英国梦”真正的实践方式仍需要通过一系列金钱的推动与特权的堆积才能抵达，因此班克的“黑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这种最普世的资本实用主义辩护。
正如80年代中国大量的警方提示广告中将中年妇女虚妄的发财梦与妇女失业的遭遇联系起来一样，“失业”使得妇女“发财受骗”理所应当，这显然是一种以道德话语转化/遮蔽社会阶层矛盾的隐秘叙述。班克通过消费梦想发了财，那么在电影之外的第三世界的班克们在“会考”的煎熬中又承受了多少苦痛呢？
在全球化时代，青春故事成功讲述的关键在于青春背后的社会土壤能否提供一份成长的自信与批判的认同。幸运的是，相较于泰国《天才枪手》通过大肆揭露本国教育的黑暗以重新维护“美国梦”信仰权威的浅尝辄止的微妙讽刺不同，《闪光少女》的出现为当下中国青春影像重新树立健康、真实的成长心理做出了有益尝试，尽管这种尝试仍然暴露出一种文化想象的肤浅性与童稚化，但这相较于《致青春》中80一代被架构于国家主义、民族立场之上的虚浮青春信仰来说已经彰显出大国崛起时代的文化信心与情感凝聚。
《天才枪手》结尾，小琳在西方他者视觉的监控中主动袒露民族伤痕。《闪光少女》在民乐短暂的胜利之后，陈奕迅扮演的介乎于传统/现代之间的资本掌控者为学校带来了一批新学员，在少女以文化胜利者自居的倨傲目光中，新学员拎着现代消费文明的符号LV皮箱进入了中西方平衡的校园环境中。正如深焦的作者W所指出的，“满是LOGO和象征，中西方文化在消费时代达成了某种和谐”。
在这片由鲍德里亚“拟象符号”所建构的消费和谐的表象之下，其实仍是中国“闪光少女”面对西方他者莫衷一是的暧昧态度，这种远观瞭望的姿态与小琳在镜头前的忏悔一样，都是第三世界在遭遇西方文明冲击时迷惘焦虑、被迫凝视的孤岛景观的再现，再加上《毕业会考》中女儿之于父辈冷战思维的困惑抉择，这三份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信仰却共同属于后发世界的青春目光在全球化时代彼此交织又激撞，共同书写兼容全球文化共识的成长铭文：与青春一道漂泊的国家/民族始终无法赋予青春真切的文化坐标。
在现代国家主体稳步建构、民族意识尚在询唤的转型时刻，《闪光少女》与《天才枪手》尽管分娩于迥异的文化母体，却皆为最纤细敏感的青春呼应时代主题的症候性体现，寻求文化身份的平等与民族话语的平衡也是关系到不同地域中的青年人抛弃西方幻想、真正独立成长的关键。或许对于这群诞生于西方文明/民族信仰彼此交织的后冷战雾障间的“少女”与“枪手”们来说，摆脱父辈封闭经验的规训，重新洞开历史记忆，“想象不可能之事，似乎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戴锦华），也是青春一代开辟崭新的文化想象、真正成长为“闪光一族”的时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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