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出版业120周年：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2017年，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也是著名出版人、商务印书馆前董事长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对出版人和读书人而言，商务印书馆和张元济都是绕不开的文化高标，他们深刻影响了中国百年的精神文化格局。

张元济（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字筱斋，号菊生，浙江嘉兴海盐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积极投身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清廷革职。1901年起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以此为终身事业。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一家手工印刷厂的基础上建立，不久后，翰林张元济弃政从商，投资商务印书馆。从此，先后延请高梦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实力迅速壮大。

张元济被称为“中国出版史上的第一人”，不只是因为时间最早，更因为他的诸多开创性工作，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教育和文化生态，为内忧外患中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方精神园地。

张元济先生晚年有一副名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出版人既是做书人，也是读书人。出色的出版人从来都是时代精神的引领者和文明的守望者，文明在一代代出版人手中薪火相传，永不止息。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李妍

1949年9月，82岁的张元济重游北京故宫，在保和殿前拍了一张合影。五十七年前，尚是清光绪年间，他正是在这里参加殿试，以二甲第二十四名的成绩成为新科进士。

将近一个甲子过去，初涉官场的青年才俊已是耄耋老者。张元济此番自上海来北京，是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出席了新中国开国大典。几十年间，他目睹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亲历了戊戌变法的风云，更不必说此后的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抗日战火……他先后见过中国几位“头号人物”——光绪帝、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或许没有第二个人做到。

和几乎所有近现代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张元济心中始终激荡着救国与强国的情怀。但不同的人在时代大潮之中会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张元济选择了出版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主持商务印书馆五十年，那些印行几千万次的中小学课本、引进译介的外国名著、顺应潮流的刊物杂志、整理校勘的古籍史书，无不寄托着他“昌明教育”的心愿和努力。

10月25日，是张元济先生150周年诞辰。我们回顾他的一生，看到的是他作为出版大家的胆识与成绩，是他为人做事的境界和情怀，还有那一代学人心系国家、勉力求索的身影。

一九四五年秋，张元济与孙子张人凤摄于上海上方花园寓所。

考中进士，却从大梦醒来

1867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二十八，祖籍浙江海盐的张元济出生在广东。他十四岁才随母亲回到老家，父亲却病逝在广东任上。海盐张家乃是当地望族、世代读书。所以尽管少年丧父，但张元济的读书、科举之路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他十七岁应县试，二十二岁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光绪十八年（1892）春，张元济赶赴北京参加壬辰科会试，并顺利考中进士，这时他的年纪只有二十五岁。和他同科考中进士的，还有同样来自浙江的蔡元培，两人的交往和友情正是从此时开始，并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在科举功名这条中国传统文人的进身之路上，年纪轻轻就金榜题名的张元济无疑是幸运的。但个人的命运如何，终归要显影在时代与国家的大背景之上。张元济们所要面对的一切，和他们的前辈学人大不一样了。

得中进士之后，张元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乃是明清两代储备、培养高级文职官吏的部门，相当于官员的预备役；之后，他被授以刑部六品主事的官衔。而正是这时，甲午中日战争战败的消息传来。败于日本给中国士大夫阶层造成的震动和耻辱感，是前所未有的，用梁启超的话说，唤醒的是“吾国四千余年大梦”。张元济在1949年接受采访时也依然感慨万千，那时候“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

1936年9月13日，高梦旦追悼会后张元济（右二）与蔡元培（左二）。

醒过来了做什么？几乎所有有识之士都将目光投向了西方。他们意识到，想要维新，要强国，读书人应该学习的东西变了。张元济和许多年轻官员常在北京陶然亭雅集，谈论朝政，交流观点，还和几位朋友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学习社团“健社”。1896年，29岁的张元济开始学习英文，因为这才是新的“有用之学”。

他学英文的进展很快，在当年6月致友人汪康年的书信中，张元济提及自己“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但想要探求强国之道，提升自己当然远远不够，他们在“健社”的基础上发起了“通艺学堂”，张元济为之出力最多。学堂在总理衙门备了案，招收的学生主要是年轻官员和官员子弟。为了办好通艺学堂，张元济筹措资金、寻觅教师、托人购买英文书籍。他心之所系的，是“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

他的努力，在不久之后换来了来自上方的回应。1898年农历四月二十三，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五天之后，经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光绪帝先后召见了康有为和张元济，向张元济询问了通艺学堂的情况。皇帝的破格接见，是莫大的赏识，多年之后，即便张元济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了新的认识，也依然感念光绪帝的知遇之恩

革职离京，一生事业转折

我们都清楚那场变法运动的结果——区区百日，以慈禧太后发起的政变和“戊戌六君子”的殉难结束。但在当时，光绪帝的行动点燃了一批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希望和热情。在那次召见之后，康有为在百日之内上了几十个奏折，性格沉稳的张元济虽然要慎重冷静得多，但也在谢恩奏折中用近乎七千字陈述了自己作为建议的五条总纲、四十条细目。

很快，政变发生，康梁出逃，张元济作为变革派的成员，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不得不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以传统的眼光看，这是对一个官员仕途的毁灭性打击；但在晚清大厦将倾的动荡时局中，岂不又是莫大的机遇？新的事业正在前方等着他。

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张元济一到上海，就进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负责筹办译书院。译书的重要性已经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共识，在主管南洋书院译书院期间，张元济重视的是政治、法律、商务等社科理论著作。他专门向更熟悉西学的严复请教：这几个类别该如何选书？是否应先翻译专门字典？将翻译外包应如何给费用？有哪些推荐的译者？

张元济本想邀请严复来南洋公学译书院担任总校，虽然未果，但是1901年，严复将自己的译著《原富》交给南洋公学出版。为了这部译稿，南洋公学支付给严复2000元的稿酬，并给出20%的版税——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但无论是翻译的水准还是选书的眼光，严复都是一流的，这部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著作，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先进又深具现实意义的。初涉出版界的张元济，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魄力。

1901年，张元济接任了南洋公学代总理，在译书院之外，又要负责教学方面的事务。但因为人事上的不和，他在几个月后就辞去了职务。同年秋天，张元济做出了一个很容易令人不解的选择，投资并加入了上海的一家小印刷厂——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的加入，彻底改变了这家小厂的命运。而从此引领了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也在最大限度上承载了张元济在国民教育上的情怀与理想。

清朝末年，商务印书馆总厂印刷车间。

投身书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进士、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即便被革职处分，也依然是受人敬仰的士大夫。而创办之初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家亲属合营的小印刷厂，经理夏瑞芳的文化程度相当于中学，初始资本也只有三千多元。虽然因为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有了印刷业务上的往来，但两人能够合作，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张元济说自己与夏瑞芳认识之后，“意气相合”，这自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大概是，张元济对自己所看重的教育事业，有了和从前不一样的认识。1902年1月，三十五岁的张元济写下了一篇《答友人问学堂事书》，第一条就是“勿存培植人才之见”，他看到了学堂教育面向少数精英的局限性，转而追求真正普及的初等教育，所谓“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少无长，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而想要接近这一理想，借助新生的民间力量比在官办学堂更有可为。

1952年初，八十五岁的张元济写下一首《别商务印书馆同人》，其中第一句是“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这是他终身未忘的初心。论推动教育的发展，出版的力量并不弱于办学堂。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时便与夏瑞芳约定，商务不能只追求盈利，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设立编译所，译印了大量西方社科著作，并在1901年组织编纂了《最新小学国语教科书》。

1901年起出版的商务版《最新国文教科书》。

无论是内容、观念，还是体例、插图，这本教材的水准都明显高于市面上已有的教材，于是面世后一炮而红，三四天就销完了首印4000册。很快，商务版《最新教科书》系列占据了全国课本供应量的80%。蔡元培在1914年回顾这套课本的影响时说，“于是印刷之业始影响普通之教育……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

中小学教科书成了商务印书馆的招牌。出版教科书的意义，在于向最广泛的学龄人群传送新的常识，在整个社会重建常识。除了在经济上创造了可观的利润，更能让张元济欣慰的，大约是商务因此在实质上成为了重要“教育机关”。

民国元年，商务又编纂了《共和国教科书》，推崇爱国、平等、自由、权利、义务等理念，紧跟时势。《共和国教科书》出版后十年间，销量达七八千万册之多。2012年，《共和国教科书》之小学《国文》和《修身》，还由“读库”再度影印出版，这似乎在证明，好的教科书不只能推动历史，还能跨越时间。

商务印书馆自1912年开始发行的《共和国教科书》。

不保守不激进，立足于中西文明

张元济是温和的革新派，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在乱世中做出版，大概最需要这样的掌舵人。从晚清到民国的几十年间，商务印书馆一直求新求变，但从来不走极端，并和政治有意保持距离。

与激进的弄潮者相比，这样的姿态显得有些保守，但真正扎实的文化工作毕竟需要沉下心去，而不能只有振臂一呼。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汇集了一批一流的学者型编辑，比如担任理化部主任的杜亚泉，出任国文部主任的高梦旦。商务编译所集中和培养的知识分子之多，除了几所著名大学，没有其他机构可以比肩。

但也有不少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或来了又走，或延而不至。作家、新闻人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回忆商务编译部的工作场景，以及自己的不适应：

我觉得这一个编译所，像一个学校里的课堂。张菊老似一位老师，端坐在那里，批阅文稿，也难得开口；编译员似许多学生，埋头写作，寂静无哗，真比了课堂，还要严肃。我却一向习于松散，自从出了书房门，又当教书匠，以及现在的记者生涯，都是不大受束缚的。而最大的原因，自顾才力疏陋，学殖荒落，商务编译所正多通才博学，珠玉在前，自惭形秽。大约还不到一年，我患了一个头痛之病，却就借病辞职了。

可也只有这样寂静认真的编译所，才能编出通行最广的教科书；才能耗八年之功，编纂完成中国第一部现代综合性辞书《辞源》；才能以文化建设上的实绩，和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北京大学一样，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思想、教育、学术的发展。

1926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改组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

科举出身的张元济，在教育思想上却没有一分毫的因循守旧，他讲求西学，反对小学生读四书五经，认为“强令诵习，徒耗丧脑力而已”。但同时，张元济又极重视古籍善本的收藏和刊印，为的是“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1926年，年满六十的张元济进入半退休状态，他转而花极大精力用于古籍的影印校勘，陆续推出了影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等。站高行远，像张元济这样既有爱国强国之心，又具超越中西文化的眼光，才能做到知新温故，不保守亦不偏废。

同样是1926年，在张元济的提议下，商务印书馆将自己的藏书楼涵芬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东方图书馆几年之间惠及数万读者，直到1932年焚毁于“一二八事变”的战火。张元济因此又多了一层身份——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推进者。

一生做事，终身关切教育和启蒙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商务印书馆曾想邀请这场运动的旗手人物胡适来担任编译部主任，几番力劝之后，胡适答应在1921年夏天到上海看看。他在商务考察了一个月，但最终婉拒了这一邀请。在日记中胡适写下：“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我现在所以迟疑，只因为我是三十岁的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

张元济几乎将毕生精力都用在了“完全为人的事”。相对于著书立说、为官从政，出版是位居幕后的工种，更何况张元济后来历任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监理、董事长，要处理纷繁的事务性工作。年轻时曾受到张元济资助的罗家伦，在给他的信中对比过“做事”与“求学”，说自己选择致力于求学，除了天性合适，还因为“做事时精力所费，多在不经济的旁支曲节上”“做事不免牺牲我率真的天性”。但这两点，对谁又不是如此呢？

商务印书馆给胡适的版税单。

我们无法揣测如果张元济选择了另外的事业，会做出怎样的成绩，但他在古籍历史方面的学养，获得了普遍的肯定。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多年的茅盾在文章中说，张元济“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涉园丛刻》各书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这些跋文让他在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但张元济好像没有想过以作品的方式为自己留名。2007年以来，十卷本《张元济全集》陆续整理出版，其中有三卷书信，两卷日记，两卷诗文，三卷古籍校勘的笔记序跋，几乎都是应用性、交际性的文字。

一个人选择了“做事”，就很难在学术上再有专门成就。张元济的精力和智识耗散在了商务印书馆的内内外外，向着他终身关切的教育和启蒙事业，润物无声。

他曾被清廷“官复原衔”，但只回北京就职不足半年，拒绝了诸多职务；他还曾有机会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但还是婉拒辞谢。张元济一生没有离开商务印书馆，这是他完全自觉的选择。惟是如此，他的事业才得以绵延最久。从晚清到民国，经战乱至和平，中国的政权几易其主，但商务印书馆却持之以恒。也许张元济早已看清，动荡年代任何官位都是虚名，立足民间培植现代文化才是根本所系。

《中华民族的人格》作者：张元济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7年5月

张元济唯一一本自己格外看重的作品，是1937年春天他所编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彼时正是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中选取了《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荆轲》等8篇故事，适当删节并译成白话文，又在每篇后面加以评点。“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他曾将这本书寄给蒋介石，1949年来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之时，还携带多本赠予他人。这本小书所贯注的，是张元济毕生所信奉的爱国与唤醒民众之义，更是他勤勉一生的内在灵魂。

晚年的张元济备受尊崇、桃李天下，而曾经志同道合、砥砺前行的老友，却一位位告别了人世。1949年来北京期间，张元济两次专程探望藏书家傅增湘，这位曾与他互通书信无数的老朋友已是病困交加、晚景凄凉。他还走访了北京大学校园，见议事厅中悬有蔡元培的画像，“徘徊久之”。当时他在想些什么呢？他们这一代学人历尽沧桑，各有各的求索，最终都汇入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

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50年代初完成了公有化，主体迁至北京。而张元济本人在1959年8月14日晚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病逝于上海，终年九十三岁。公祭会上，他的灵前悬挂着他先行写下的自挽联：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 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本文整理自新京报书评周刊B01-03版。作者：李妍；编辑：徐学勤、张畅、张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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