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必向这个世界证明什么》读书笔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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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而活不是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起责任。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爱谁都是假的;一个不对自己负责的人,肩膀上也扛不起任何责任。
最终,你的人生过得好不好,不是看别人的评价,而是夜深人静时你跟自己的对话;而是弥留之际回顾一生时,看能不能做到无怨无悔,此心光明。
就像乔布斯所说的那样: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最真实的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罗马思想家奧古斯丁说过:“同样的痛苦,对善者是证实、洗礼和净化,对恶者是诅咒、浩劫和毁灭。”与此类似,同样的身外之福,例如财产,对善者可以助成闲适、知足和慷慨的心情,对恶者却是烦恼、绳索和负担。
当你知道一段感情走到了尽头,却不得不装作若无其事,等待时机摊牌——那种看着对方蒙在鼓里,一脸昔在今在永在的感觉,令人心塞。
人类社会未来的矛盾当不在专制和民主之间。前者已像天花病毒,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只剩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还在负隅顽抗。取而代之的核心冲突在消费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繁荣不再,实业空心,中产阶级人人自危,贫富分化愈演愈烈,资本回报远超劳动收入,天道酬勤成为无稽之谈。只需不断优化配置中心城市的房产便可永保富贵,自由市场经济正遭遇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信任危机。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共同想象编织而成的虚构故事。《汉漠拉比法典》说,人生来就处于不同的阶级;《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可剥夺。
二者都声称自己代表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只要大多数人相信,就可以作为政治实体一直存在下去。因为人们相信某种秩序,并非由于它是客观现实,而是可以安全地身处其中,实现个人意志,打造美好社会。
20世纪人类见证了各种乌托邦的破产,21世纪“天赋人权”的观念也将遭遇重大挑战。因为它不过是比“君权神授”和“王道仁政”更理想化一些的政治口号,人人生而不平等才是亘古不变的现实。
文明的演变本质上是人类一次次推翻原本信以为真的东西,发现它只是一时一地的局限。可每一回我们以为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了自由的远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座更大的监狱而已。
彼时,你会怀念那个为了游戏机和心上人铤而走险的孩子吗?你会想起晚唐诗人韦庄的“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吗?
这首《思帝乡》中的女子相信她是自己的主人,听从内心的选择。敢于拥抱最好的,也甘愿承受最坏的——这种坦然面对命运无常,迎难而上的自尊无畏,令人感动。因为她身上有当代女子所缺乏的果断从容,活得更像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人不是机器。汽车坏了送到修理厂不难修好,而面对人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化学公式有的时候就是会失效。
死亡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惜大多数国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正视过这一命题。我们的教育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的信念是“勤劳致富,出人头地”,所以当天命降临时,输不起的人便归罪于医生。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是猫奴,有的人是狗奴,但大部分人都是欲望的奴隶,一辈子都在想办法伺候和满足欲望。这是因为人首先是动物,其次是灵长类动物,最后才是人。动物的核心需求是生存和繁衍,所以女人看重男人的身高和财富,这是生存价值;男人看重女人的年轻和漂亮,这是繁衍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人都只是传递基因的载具。许多动物寿命不长,一旦完成繁衍的使命就自动死去,以节省有限的资源,让族群可持续发展。
我们读诗、写诗并不是因为它们好玩,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
绝对的道德社会和绝对的欲望社会都不可持续,尤其当制度还不完善,规则还不公平时,太多的人想成功,成功的机会又太少,撕裂就会发生。
社会达尔文主义把人还原为动物。人群分化,自私冷漠,信奉黑暗森林法则。阶层固化,威权强化,成功的标准只剩下钱。强者戾气深重,弱者野蛮挣扎,社会秩序不堪一击。免于恐惧的自由尚且没有,何谈幸福?
当资本的回报远远超过劳动所得时,渴求物质的社会大多数终其一生都将生活在“求不得”的绝望之中。这个时候其实就该跳出旧有的价值排序,站在更高的维度用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问题。
商业和技术是中性的,既可以为善,也可能作恶,没有必要夸大其作用,也无须贬低其价值。赚钱就说赚钱,不要造概念、扯情怀。当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一大帮记者前去采访,非要让哥俩说些惊世骇俗的话,结果哥哥只说了一句:“据我所知,鸟类中最会说话的是鹦鹉,而鹦鹉永远都飞不高。”
“成功”是当下唯一的政治正确,道德甚至法律有时候都要让步。但我想说的是,“不成功”也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除了出入头地。人这辈子还有很多事可做,值得一做。
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每个人一生的故事都是不同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正因如此,才会发出耀眼的光芒。
王阳明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
其实,把“智慧”拆开来看,智是通过做加法得来的,知道的越多,应变能力越强,急中生智的可能性就越高;而慧是做减法,去除盖在真相上面的东西,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
因此,智和慧的区别在于,前者只看到事物的不同,而后者却看到了事物的相同。
世事如棋局局新。在信息爆炸、难辨真假的当下,面对无限细分的学科、庞杂的知识体系、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总是关注不同,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累死。
而只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把握了人性深处共通的需求,那不管你做多少件事,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
康德认为,只有当你的立场、动机和行为完全一致时,才能称作绝对命令。
绝对命令就是知行合一,即“因为某件事本身是正确的,不是因为它有用或能带来其他的便利而去做它”。
你必须投入到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新媒体带来的信息爆炸并没有使“我”和世界的关系更平等、更融合。人们无法在喧嚣的社交媒体上找到一条独立思考的路径,更多的是成为情绪的奴隶和偏见的附庸。人们轻易地看到了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并在内心与之比较。人性的丑恶被空前放大,但这激起的不是悔改与反思,而是更多的人内心的阴暗。
就像《死神永生》中所说的那样,死亡是唯一一座永远亮着的灯塔,不管你向哪里航行,最终都得转向它指引的方向。
一切都会消逝,只有死神永生。
然而,人之为人,在这座亘古悠远的黑暗森林中如果还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囊萤之光,那便是“意义”。
所有的图书馆,都保存着人类为熵减做出的最大努力;所有的真爱,都铭刻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纯洁的善意;所有的艺术,都寄托着人类对美好事物最真挚的憧憬——不求昔在永在,唯愿曾经拥有。这样,在一个人临死的时候,面对意识的消亡和意义的消散所带来的巨大恐惧,至少能多一丝宽心,少一分遗憾。
天意从来高难问。很多时候,就算倾尽全力,付出一切,结果也未必尽如人意。这就是命运。所谓人定胜天,有时只是芸芸众生的奢望。可即便如此,即便世间有那么多人力无法战胜的东西,至少每个人还可做到永不妥协,念念不忘。
每个人都有逃避别人的时候,可是永远都没有一个人能逃避自己。古龙说过,歌女的歌,舞者的舞,剑客的剑,文人的笔,英雄的斗志-只孽不死,就不能放弃。
因为这是人对天命最后的致意。
唯一一个创建了两家世界500强公司的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将人的资质分为三等。深沉厚重是第一等,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李海鹏的那句话:“倘若人们默认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去追求的,那么这种腔调还真是天下无敌。”
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
在命运的迷宮中赶路,有悲伤、有感动,有等待戈多的憧憬,有曾经沧海的回忆。他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很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但每次都发现没什么特别之处。渐渐地,他明白了,似水流年才是一个人的一切,其余的只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终于,如村上春树所说,他领教了世界是何等凶顽,又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
于是他顿悟了:既然那些远在天边的终极目的看起来遥不可及,那么,何不终其一生逗留在理想不灭的路上呢,
误解几乎成为人们普遍的习惯被散布到四面八方。没有哪一个人会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生活的目标。因此,彼此尊重,彼此理解就像真空里的一句笑话。
托尔斯泰的预言也是精确的:以暴制暴并不能解决问题。其“非暴力”的思想在生前未能被历史理解,在身后却于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获得世人的认同——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实践了他的理想。其中,甘地是与托尔斯泰通过信的学生,马丁,路德金从托翁的著作中获取灵感,曼德拉最喜欢的小说是《战争与和平》。
“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廝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样的时代将不可阻挡地到来,因为所有人的灵魂里植入的都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尽我所能,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
两千年的君主专制,耗尽了国人的爱国热情。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中国一样,如此高调地宣传忠君思想。但也没有一个国家如它一般,随时准备推翻君主。
“彼可取而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乡土为存在单位的中国人,一旦离开其土生土长的县域,就会感觉很陌生。事实上,秦汉以降,中央政权是靠政治强力而非情感认同把臣民归拢到一起的,基层仍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存在,用孙中山的话讲就是“一盘散沙”。
这样的人民,可能有私德,而鲜少有公德。要么做稳了奴才得过且过,要么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在契约和法洽的框架内伸张权利的公民意识则几不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