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写的→档案与幻觉：互动纪录片的两种未来

摘要

互动纪录片是新出现的纪录片形式，文章从互动本身的定义入手，分门别类讨论互动纪录片与传统纪录片的一系列差异引发的值得讨论的概念：被动、碎片、导演角色、观看角色、开放性、叙事变革、技术与现实的关系、纪录片本体。为未来两种形态互动纪录片指明方向：回归文献或空间叙事。

互动纪录片简介

互动纪录片是新的纪录片形式。从观看者角度，传统纪录片由不同景别、场次构建的影像叙事构成，与电影一脉相承，构建故事，植入悬念，带给人丰富的、跌宕起伏的感受。而互动纪录片在各个方面打破了原有叙事方式，带来了一系列的变革，其体验与传统纪录片差别极大。从传播方面，传统纪录片经历了从线下到线上的变化，该变化对内容几乎无影响，然而互动纪录片的线上、线下可能会导致其内容不同。集中体现在线下互动纪录片的操作、体验的丰富，也进而导致其传播的难度远超过传统纪录片。再从功能来看，传统纪录片更加偏重信息的传达，互动纪录片因其进行点选，与游戏类似，增添了娱乐的功能。

互动纪录片定义

首先，已出现的运用于纪录片中的互动有以下几种可能性:一是导演要求故事中的人持摄相机，进行自我拍摄和互相拍摄；二是在纪录片分成多集连续播出或边拍摄边进行剪辑播放时，观众在播出平台留言、参与投票、报名成为图形设计、影片拍摄编辑者；第三是一些作品请观众边观看边输入非结构化的文字感受，这些文字会有即时的分析显示，也对之后的剧情造成一定影响；第四种就是在观看过程有诸多节点供观众点选。

其中供观众点选可算是最为常见的种类，观众根据给出的几个选择向纵向的下一步剧情或横向的其他连接点进行跳转，分别基于时间顺序变化和空间的转移。这种也作为狭义的、当下的互动纪录片。

其次，随着“互动”产生，纪录片本身的定义也受到了极大挑战。传统纪录片发育于电影，用影像的形态、故事的形态保留珍贵的文化存在，用生动的讲述保存、呈现文献。互动纪录片一旦依赖于点选，就跳出了其作为一部完整影片的定义，可以用网页、现场装置甚至虚拟现实技术作为承载。因此，就以网页举例，互动纪录片与一个层次纷繁、内容丰富，包含声音、静态图像、动态画面的网站的界限其实已经消融。那么，将两种纪录片相连的唯一线索就是纪录片与现实的关系。

也即是说，广义来讲，一切反映现实的多媒体产物，都是互动纪录片。

被动与主动

与传统纪录片的被动接受，营造气氛，让人浸润其中相比，互动纪录片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它更强调观众在自我知觉的情况下主动介入。然而介入与浸润差异极大。有人认为互动会使得用户更加容易浸入故事中，这是非常荒谬的。比较中肯的说法是，传统纪录片是认知的交互，互动纪录片只是物理层面（A Gifreu, 2011）。

传统纪录片，或者说电影，动用景别之间的转换，费尽心思让观众在两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不仅不感到厌烦，还能跟随主人公的一颦一笑，让人至少在观赏的过程中相信这些故事正在真真切切发生。这种身在其中的感受是影像叙事的特权。

与之相反，互动纪录片依赖用户的点选等操作，来呈现故事发展或者传递所有信息，用户在这一过程中越是主动，就越是能够意识到屏幕内外是两个世界；越是发现自己的操作在改变自己说看到的内容，就越难进入相应的情境，永远保持着对自己和对屏幕上内容的区隔的清醒。因此，这种意义上的互动纪录片并不适合创造让观众情绪随剧情起伏的故事，这一点在后面几点还会继续描述。当用户做出某种行动，触发屏幕内容的变化，也可能是纪录片内部的反馈。比如为纪念柏林墙的倒塌，在多地呈现了针对柏林墙的互动装置，当距离柏林墙过近时，会有警察过来盘问，或者被突然限制了行动，然后被放入另一个陌生地点，需要自己走出该区域（Thiel T, Reuter T，2010）。再比如有关肥胖与健康饮食的互动纪录片，通过用户在网页上的点选，纪录片会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这两者之间可能有逻辑上的对比或承接的联系，也可能只是随意的（或者说是纯粹基于观众兴趣的）地点跳转。

碎片化

“碎片化”一词常被用作描述互动纪录片，因为其采纳了相当多的不同场景片段素材来组织同一主题下需要进行对比或者联系的部分。比如澳大利亚电视台针对难民儿童的互动纪录片，拍摄了不同地区分布、不同年龄段的难民儿童，和相应地区、年龄的澳大利亚孩子。难民儿童被问及自己的遭遇，澳大利亚孩子被问及对这些故事和难民的态度，比如“如果让难民小朋友住进你家，你是否愿意”，通过对比和互相映照，呈现一种代表性和真实感。

这个词在传统纪录片或者传统电影中也使用频繁。因为传统电影进行影像叙事时，常使用蒙太奇手法，这就决定了在影片的体量下，每一段镜头或者每一个场景都可以成为碎片，影片就可看做碎片的集合。

在此意义上，两种纪录片中“碎片化”一词所指的差别在于何处呢？正是镜头的同质性。

如果我们将一切静止的、运动的互动纪录片中的视觉素材都纳入“镜头”之下进行考量，（抛开游戏式全景探索类型的互动纪录片不谈，因为其内容呈现完全操控在用户手里，无法讨论）会发现它们景别相似，有的甚至场景单一。这一特征在以结构化方式组织材料，并试图在材料之间建立直接的逻辑关系的案例中尤其多见（比如刚才提及的澳大利亚拍摄难民儿童的例子）。而这种典型的结构化的影片带来的观看体验势必与传统纪录片大相径庭。

传统纪录片因为依赖于不同景别构造故事，传达氛围和感情则与之相反。从这一点也可映照互动纪录片在视听语言方向上的全新传达方式，它激进地打破了原有的套路，甚至直接使用照片和现场声打造新的真实感。

注意、体验与兴趣

值得再次强调，互动纪录片无论以图像、声音组合把人放入真实现场，还是创设虚拟的空间模仿、抄录现实，它带给人的真实感与浸入的体验是不同的，与电影中氛围的营造也是不同的。浸入的体验非常直观，它完整地占用了人的注意力，更将观看者的情感稳稳攥在手中。但真实感更偏向理性的传达，即便观看过程暂时中断，也不影响观看的感受。但互动纪录片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可点选的观看形式直接带来的注意力短暂。有研究成果称（Yeykelis, Leo，2004），电脑上的每次平均跳转间时长只有19秒，既然互动纪录片丧失了浸入体验，又倚重于用户自己的选择，如何保证纪录片内容能够传达给观众？又能传达成什么样效果？

简单来说，从内容上，互动纪录片的形态要求观众对片中的话题本身就相当感兴趣，有强烈的好奇心，否则就会在盲目、快速的点选中丧失继续探索的兴致，选择离开。从内部结构上，如果希望引发观众兴趣，过于结构化的安排就是极不明智的，它本身就不符合人获取、储存信息规律，可能会使得本来有兴趣的观众放弃观看。在技术条件上说，最有吸引人的潜力的技术必然是极高清晰度的播放条件以及虚拟现实技术。它们目前仍然再被一切希望尝试新鲜事物的纪录片制作者积极探索着，由于“新”，也的确可以吸引到同样有好奇心的一批观众。如此一来，新技术首先回应的就是视听的极致享受，只作用于当时的片刻，对人的内心与对世界的认识没有回应。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技术走向成熟，它们在市场上会越来越红火。后文将探讨除了止步于此之外的可能性。

导演权力弱化？

仍然要从电影说起。传统纪录片的导演有着毋庸置疑的大权，他使尽浑身解数除了将观众带入情境，营造稳定、灵活的气氛之外，就要传达自己的观点了。他通过剧情逻辑和影像传递的氛围使得一切顺理成章，也就把观众送进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体系固可以被反思、剥离，观众也有不同意的机会和选择权；但这不妨碍我们强调它的强大和（当观众处于影片之中时的）不容分说。

至于互动纪录片，许多人认为导演的权力被弱化了，以为中心思想的建立会基于点选的结果（M Whitelaw, 2002）。也即是说，人的选择决定了自己能看到的东西，闭合的自我认同的系统绕了一个圈，对人的立场没有影响，只增加了符合自己观点的知识储备，或者获取了更多信息。这种情况发生的基础是，点选可决定下一步的发展，并且不同点选（基于偏好甚至立场）可以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导演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存在的。甚至有人说，“如果蒙太奇是电影的核心，选择权交给用户之后，电影制作者就把最重要的目的抛弃了——即是表达观点”。此时，“生产互动电影就成了生产一堆电影素材、摆上去一些路径了”（Almeida A, Alvelos H，2010）。

但是，导演的“不在场”不能作为互动纪录片的一大属性，还有另外的情况：许多互动纪录片整体上有集中讨论的议题，材料都是围绕这种观点展开的，也即是观点和态度仍然包含在影片中，只不过是分散到了每一条素材里。观众的点选对于理解、认识没有直接的干预。对于这样类型的互动纪录片，我们理所应当地认为，如果在材料组织上如果有新意，让人感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么仍然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市面上也有一些此类纪录片，仍然是结构化或者略显生硬的供人点选，观众很容易在点击几次之后就意识到之后内容的走向，或许会失去耐心，直接选择离开。

与此相连的问题是，互动纪录片是否仍有“中心思想”的存在。一般意义上，人的理解和解读依赖于文本完整性（Spierling U, Hoffmann S，2010），但有人认为，互动纪录片不可能必营造观念上的结束，而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创造在场感上。如果导演没有必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不希望表达，互动纪录片就可以是开放的，不具有本身的观点。除了传统电影的开放结局的方式之外，互动纪录片肯定可以有新的方式。比如有人认为，甚至不应把互动纪录片看做一个故事，而是可以像电子游戏，供玩家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地长期使用（Almeida A, Alvelos H，2010）。显然，能够达成这一效果的游戏基本上基于用户角色扮演，而互动纪录片可以做得更多，因为虚拟现实技术一定可为之提供创设新的世界的张力。

被限制的观看权力

传统电影乃至摄影等视觉产物都会受到作者的掌控进而影响观众的观看，比如镜头景别、时长、拍摄角度会自然地干涉观感。这种情形除了中性地理解为导演的手法和表达方式，也可以反过来看成观看权力的施加，也即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控制。

在互动纪录片中，此种控制被大大弱化，许多人认为这带有民主化的色彩，观众似乎获得了更多自己来进行决定的机会。

然而，做选择的过程也不是总是自由的，任人发挥的（交互影像作品的互动性研究）列举了理由：一是受个人经历影响，并非全然天马行空；二是操作时可能存在的他人在场效应（shared experience），有道德约束。同时他也给出了一条仍可获得自由的方案：替身或许让人自由（Korpilahti T，2010）。虚拟现实技术中的替身是人在虚拟世界中的角色，可以按照人的指令、点选做出反应，或者与人的身体相连，可以实现感官感受和用户所见内容的交互。很明显，这些都要依赖于虚拟现实技术的高度发展和传播了。而目前的探讨只能隔靴搔痒，用想象极尽发展的限度。

私人与公开之变

传统纪录片的观看无疑是具有公开性的。无论是影院还是电视、电脑屏幕，保有公开性的不是在于观看的场所，而是在于观看的技术。换句话说，是技术提供了可能性。互动纪录片因为技术不同，封锁了这一公开的可能。

互动纪录片将私人化的体验变为绝对的了。就像Christoph Blasé在1995年写道，唱片出现之后，音乐表演变成了一个人的音乐聆听体验。除了音质、回声等硬件感受变化，他人在场的氛围也随之变化了。互动纪录片彻底封闭了他人在场的可能，因为一切结果都是独立由个人的选择产生的。在这种意义上，电视和电影院的体验方式是及其类似的。然而，互动纪录片有仿造他人在场的可能吗？答案却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将互动纪录片游戏化，让用户以个人身份登录；或者再进一步，借助虚拟现实的替身。虽然这种方式从理论上来讲仍与物理地肉身共同在场有差异，但谁又知道若干年后的人类是否将虚拟身份的共处看做与真实的共处别无二致呢？

技术一旦产生倾向，就可能会一直将这个方向推到极致。回应音乐体验方式的变化，在每个人戴着耳机听音乐的时代到来之前，人是手持着自己的私人设备，任音乐向外播放的。也即是说，私人化的倾向在几十年前早已显露，并通过一步步地革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但人们倾向于忘记。因此，在此时讨论未来的极致改变或许并不超前。

叙事方式变革

很难不承认，互动纪录片中，传统的视听语言面临着被废除。这种废除的根源也与新的媒介形式脱不开干系。面对单一的屏幕，视听语言、影像叙事是区别于讲述且用影像呈现故事、观点的唯一方式。所以才要在屏幕内部自成世界和整体，保证观众能够理解屏幕上表达事件的基本手法。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表达方式在改变，观众也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适应能力，可以说表达方式与观众是共同生长的。而自从新的可交互设备出现，就注定了原有生产方式会被改变，营造独立银幕内世界不再是必需的，完全可以让两个世界勾连，或者让新的世界取代旧的世界。产生了交互就一定会侵蚀老的遗存。互动纪录片没有必要再沿用固定镜头的语法，这是新技术的召唤。

在畅想新的形态之前，我们尤其不该忘记，电影的生产方式是与舞台相承的。因为有舞台，台下是观众，观看的视角只有一面。电影银幕也是一个面，虽然人在其中是活动的，可以转身、可以背向屏幕，但电影的镜头调度和演员活动设计都是基于单面。否则，就不会出现轴线，不会因为跳轴使得观众有不适感受。再次，新技术出现，一切不同了。虽然虚拟现实技术还在发育，但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作品探索着观看的角度，有些在网页使用静态画面和声音，比如？；也有的采用了虚拟现实，观众带上头盔可以转动头部，看到各个方位的图像。而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应用的作品中，拍摄的角度是360度的，观看的方向也就是全角度的。因此，适合使用虚拟现实技术的作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以及适用这类作品的新的语法就是非常有趣的问题。

技术与现实的关系

互动纪录片目前的发展和探索很多时候是一种技术上的“尝鲜”，用老旧的内容加上一丁点新技术，就可以趁着技术还不成熟的时候获得不少关注。然而，新技术不再新之后，互动纪录片如何真正地变革才能不被遗忘呢（M Whitelaw，2002）？Mitchell Whitelaw给出了两点准则，一是为了纪录片本身的观看体验和市场的回应，不要在没必要使用技术的时候随意拼凑，以至于过于互动，而且要注意使用新技术之后的传播方式；二是在组织素材的方式上进行创造，首先要少用结构化的方式，避免单一乏味，另外，惯用的时间顺序（时间线）、空间顺序（地图）也少用为妙（Almeida A, Alvelos H，2010），还是要相信，在题材特殊的情况下一定会有非常新颖的组织方式与内容有机地结合。

本体与可能性

回应最开始已经提到的，纪录片的定义已经被互动纪录片的出现改写，一切可反映真实的多媒体内容都可以成为互动纪录片。对定义的回顾不光是提醒我们纪录片与一些非纪录片的记录内容的界限消失，更是激发了问题——纪录片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也为互动纪录片的未来发展扫除了不该有的条条框框和常人难以避免的思维定式。安德烈巴赞也对此早有想法：电影的本体和纪录片的本体是不是可以不一样。因此，我希望以“档案”和“幻觉”作为未来互动纪录片的两种发展方向。

对于档案，传统意义上是将一系列相关事件和观点综合起来，因其内容重要或年代久远，被长时间保存。作为档案的互动纪录片将会充分采其“保存”“广泛收集”的含义，材料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在其中带有制作者自己的观点。一方面，选取一个材料就是一种态度的展现和表达，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来源的材料构成集合，将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有说服力的效果，让人切实感受到这种观点的无处不在，并且在许多方面都相通。这种方式对于互动纪录片来说，虽然不倚重技术，但这也是它的好处，让观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内容本身，并跟随材料的组织者积极思考。这将是一种稳健，并且真正创造历史、对正在发生的当下有所回应的记录方式，这才是对纪录片的本体回应。

“幻觉”则毫无悬念地指向未来。有虚拟现实技术之前，档案式的互动纪录片可以凭借它的思辨性带给人大量的信息和想法，相比对技术盲目跟风也显得更加稳健、有价值。待技术成熟、不再有“新”的天然合理性之后，互动纪录片也将依靠它创造屏幕（或其他设备）之内的另一个世界。我们有理由期待，如果人可以在另一个虚拟空间有“身临其境”之感，不光是借助视觉听觉或者综合其他感受，提供惊艳的迷幻效果，在内容上，我们也就可以探讨空间叙事的可能性，从而将纪录片原有的语言一一打破，甚至可以是彻底“反屏幕”的。同一个空间之内可以同时发生多个事件，就如Lev Manovich所描述的，一个人可以一眼望去看到全场的所有场景。在这种被人完全构造、完全掌控环境里，充斥着现实不可能存在的建筑，却可搭建对现实的隐喻，包括许多历史语境与许多美学维度。建构的空间将成为同质性的文化实践、图像和观点的集合，成为对非现实的现实表达（Korpilahti T，2010）。

参考文献

Almeida A, Alvelos H. An interactive documentary manifesto[M]//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0: 123-128.

Caffé C, Hikiji R S G. Film as shared ethnography[J].

Gifreu A. The interactive multimedia documentary as a discourse on interactive non-fiction: for a proposal of the definition and categorisation of the emerging genre[J]. Hipertext. net, 2011, 9.

Korpilahti T. From Physical to Non-material Art–Design Choices of the Digital Artist[M]//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0: 141-146.

Nack F, El Ali A, Van Kemenade P, et al. A story to go, please[M]//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0: 74-85.

Spierling U, Hoffmann S. Exploring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adaptation for interactive story creation[M]//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0: 50-61.

Thiel T, Reuter T. Rhetorics of the Interactive 3D Installation “Virtuelle Mauer/ReConstructing the Wall”[M]//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0: 129-140.

Whitelaw M. Playing games with reality: Only fish shall visit and interactive documentary[J]. Bunt, B. Halfeti: Only Fish Shall Visit,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