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还结婚6次，他是恶棍还是大师？

1960年，美国的巡逻警察发现了一位鲜血淋淋的女人。经过询问，确定这个女人是著名作家诺曼·梅勒的第二任妻子阿黛尔。调查中，阿黛尔表示自己受伤不过是一次意外，但事实证明，她遭受了诺曼·梅勒的暴力虐待。陷入醉醺醺的狂暴状态的梅勒用一把刀子刺伤了她的心包膜，差一厘米就要了她的命。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年1月31日－2007年11月10日），美国作家。1948年以《裸者与死者》出名。1968年和1979年凭借《夜幕下的大军》和《刽子手之歌》两度获得普利策奖。

诺曼·梅勒身上贴满了各种标签：运动迷、随笔作家、记者、文学批评家、诗人、政客、导演和社会活动家。英国《独立报》评论说，用好斗而又多产形容梅勒最贴切不过。

通常，我们很难将一位作家与“暴力”真正联系起来。但诺曼·梅勒是个从里到外都与“暴力”密不可分的人。刺妻事件只是他人生的大污点，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劣迹斑斑”，包括帮助杀人犯假释；在脱口秀节目的直播现场与另一位作家维达尔掌掴撞头，后来在派对上再次见到维达尔的时候直接用龙舌兰酒瓶砸对方的脑袋；因为自己的宠物贵宾犬受到辱骂而和纽约街头团伙大打出手……酷爱拳击的他被赋予“海明威第二”的称号。

诺曼·梅勒和第6位妻子诺里斯，结婚时梅勒52岁，诺里斯26岁。诺曼·梅勒一生结过6次婚。他认为这反而是热爱婚姻的表现，“这就好比在6个不同国家，6中不同的文化生活。因此，假如你在巴黎生活了8年，并且还打算继续搬家的话，你就别说我‘恨巴黎’。”

诺曼·梅勒到底是“海明威第二”还是“梅勒第一”，很难判断。20世纪的美国文学正是肆意拓荒的热潮年代，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凯鲁亚克，亨利·米勒……这些风格迥异的小说家难分高下。然而，假如在他们之间组织一场UFC搏击赛，那么诺曼·梅勒无疑是名列前茅的那位。

转眼间，诺曼·梅勒去世已经10年整。十年前的今天凌晨，这个肌肉强壮的男人躺在曼哈顿的家里，同那个充满竞争与肉搏的年代一起，死于缓慢的肾衰竭。

撰文 | 宫子

诺曼·梅勒的右拳

花样百出的虚构写作

诺曼·梅勒是一个行动先于思考的作家。这并非是说他总是以不那么理性的方式行事，例如贸然参加纽约市长选举以及担任电影导演等等，而是指他的写作总是在素材积累之后才生龙活虎地出现。对一个写作者而言，素材的形式有很多，包括沉积在个人体内的、以及飘荡在社会外部的碎片。

在诺曼·梅勒身上，二者同样重要，却又有些互相矛盾，一直被读者视为“非虚构写作大师”的他极为擅长变换形式，寻找新鲜题材，然而在丰富的写作题材以及漫长的创作生涯背后，诺曼·梅勒本人却并没有很多变化。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整理出美国历史的声呐图，却无法体会到梅勒本人有什么精神历程。成长，反省，自我摒弃，这些在其他作家身上经常形成的曲线到了诺曼·梅勒这里却异乎寻常地笔直。他的写作来源于意志力、冲动、对某物进行捶击的欲望，从第一本小说成型之后，再无改变。可以说，诺曼·梅勒的才华就是他成型得很早，处女作即巅峰，遗憾则是他定型得也太快，而且很难将诺曼·梅勒的定型形容为雕塑般坚实的风格。

1944年，21岁的诺曼·梅勒在战争年代成为了一名士兵。他应征入伍，参加了美军在吕宋岛的对日作战。很难得知，在太平洋战区里梅勒具体做了什么事情，日后他也不太提及自己的服役经历；但为期两年的军旅生涯对梅勒的贡献倒是很大。战争与诺曼·梅勒的天性一拍即合，澎湃的肾上腺素，直面现实的刺激感，生存与死亡的形式，还有个人暴力与集体暴力的混合。这段经历对诺曼·梅勒的写作灵魂必然有很大的刺激，仿佛戳破了什么皮囊，从此之后，便有源源不断的文字流淌而出。

美国出版社为诺曼·梅勒绘制的“拳击手”漫画。

从皮囊里脱颖而出的第一本小说，就是《裸者与死者》。这是诺曼·梅勒的出道作品，并且——有些悲哀地——成为了他最好的一部小说。小说背景和梅勒的军人经历非常相似，发生在对日作战的岛屿上，主人公是一群侦察分队的士兵。有点像电视剧《兄弟连》，不过既没有攻克据点的荣耀与欢呼，也没有士兵集体行动浴血冲锋的镜头，将所有士兵凝聚到一起并且投放在战场上的，是一股荒谬的现实感。诺曼·梅勒的荒谬效果与约瑟夫·海勒那有意塑造的黑色幽默截然不同，他是通过现实而呈现荒谬的。对此，他本人曾经说过，“我意识到事实和虚构之间有一个有趣的互反关系，这种感觉我都没办法论证和解释，就是我越尽量地描写实际情况，它就越显得虚构化”。

《裸者与死者》作者: [美] 诺曼·梅勒 译者: 蔡慧 版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年5月

《裸者与死者》中士兵的处境绝非“战争”，而是“生死”，求生的本能远远大于对胜利的渴望，除了他们的“头儿”克罗夫特，一个听起来就有点暴力倾向的人。克罗夫特是唯一想要在战争中取得一点“自我价值”的人物，在最后，他的眼里只剩下一座山，只要不惜一切代价翻过那座山就能进入日本军队的腹地。而对于如何侦查，之后如何应对等等，他却没有一点计划，他只知道要实践这个反西西弗斯的理想，为此不惜用枪口逼着战友上路。

在小说最后，克罗夫特带着其余人翻过了眼里那座“最后的山巅”，却发现在这之后是无数更险峻的山脊，毫无内容。他也不得不选择放弃，带着精疲力竭的队友返回海滩。在这次赤裸的投放中，他们有的人死亡，有的人伤痕累累，诺曼·梅勒为每个人物都构造了一份详细的档案，用这些人证明了战争的苍白与无意义。

诺曼·梅勒在《裸者与死者》中展示了独特的写作天赋与抨击极权的欲望，他的写作效果是无法摘抄的，没有多余的议论性文字，质感锋利，又不像海明威那么言简意赅，反而是采取了巴洛克式的写作法，用文字叠加出一种立体感。

这种挑战模式的写作随着素材的积累而更加鲜明，例如后来的小说《古代的夜晚》，诺曼·梅勒将古埃及神话素材灌注到每一个句子里——正如他所说的暖身运动，在行动、考察、准备大量资料之后才安下心来写作。虚构作品如此，在诺曼·梅勒的非虚构作品（严格来说，诺曼·梅勒的作品将二者的界限虚化了）中，素材和资料考察的痕迹就更加明显。事实上，诺曼·梅勒创造了大量小说，形式多样，从战场到古埃及、希特勒、梦露、耶稣圣子、侦探小说等等，他冲着各种文学题材一顿捶打，但除了那本《裸者与死者》成为世纪经典外，他最独特的力量，还是留在了非虚构。

诺曼·梅勒的左拳

激进的保守主义者

诺曼·梅勒曾悲观地认为，美国的所有价值都是“营销”，它不过是个拥有发达广告业的商业帝国，论及文学则贫穷可怜。新闻业同样是美国营销的一种形式。于是，诺曼·梅勒，以及他那一代人发起的“新新闻主义”可以视为文学对传媒营销的一次重构。

“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前提是必须要有“事件”发生。

而后，通过文字或其他形式的报道，让遥远的“事件”入侵读者的生活。20世纪的美国自然是非虚构写作的沃土，复杂的社会现象，浮躁的局势变化，以及承载这一切的广阔疆域——因此，当下的中国也拥有非虚构写作的巨大潜力，它似乎是属于大国家的特产。而谈及如何将干燥的事件、千篇一律的新闻报道变成可以进入读者生活的体验，那么文学手段是最佳选择。“新新闻主义”便是用文学手法进行报道的创作。

新新闻主义写作者杜鲁门·卡波特，曾经历时6年调查谋杀案真相并写出非虚构小说《冷血》。他还为了写作而体验监狱，与大批谋杀犯打交道，但他表示，遇见这些人并不比遇见诺曼·梅勒更可怕。

诺曼·梅勒一共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作品分别是《夜幕下的大军》和《刽子手之歌》，都是反极权思想。写第一篇的时候，梅勒本人参加了反对越战的游行示威，结果被政府抓到了监狱里；而第二部长篇纪实小说则选择了杀人犯加里·吉尔摩的生平。两次普利策奖的大获成功让梅勒在公众眼中定型为一个“非虚构作家”——事实上，这让他非常恼火。“他们就凭他们读过的几本碰巧是非虚构的书就下结论了”。

《夜幕下的大军》作者: [美] 诺曼·梅勒译者: 任绍曾 版本: 译林出版社 1998年11月

除了《夜幕下的大军》外，梅勒的其他非虚构作品不像是创作，而更像是工作，只是他工作得很精彩而已。比如玛丽莲·梦露的传记，就是梦露工作室的经纪人找到了他，拜托梅勒帮忙写一篇传记，酬金五万美元，他感觉价钱很好就应了下来。到了后来，他还创作了一部反映好莱坞虚幻梦的《鹿苑》，并将地理背景换成荒凉的沙漠道尔。

所以，可以将诺曼·梅勒的“非虚构”延伸到很广泛的形式中，包括他的小说，《我们为什么在越南》。自称为“激进左翼保守分子”的诺曼·梅勒一直勇于站在擂台上发言，攻击政府的不当行为。同样源自“越南战争”事件，《我们为什么在越南》的表现形式与《夜幕下的大军》截然不同，这本小说从情节看没有任何与越南相关的东西，但全文充满动物的隐喻，诺曼·梅勒采用混乱的电台播报形式进行叙事，人物思绪疯癫混乱，为了买枪而不惜基金变现、动用信用债券、分期偿还，最后换来了M70等一批五花八门的枪支，还雇了一架武装直升机，为的就是跑到一个地方去打猎，杀驯鹿和山羊，并且想象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与狼群战斗的英雄。这就是诺曼·梅勒给出的“为什么在越南”的理由。在晚年，他还写过政论集《论上帝》，控诉总统布什是恶魔的代言人。

虚构还是非虚构，具体的形式已经不再重要，关键的是诺曼·梅勒从来不曾改变过他的写作姿态，也不曾在自己的立场上退缩，就像他朋友描述他时所说的那样，“时刻捏着拳头，有点危险”。只要他对现实不满，他就会嚎叫，会先采取行动，面对私人问题或者集体问题时，一概如此。

他是“硬汉”还是“拳手”？

梅勒创造出文学性丰富的非虚构新闻也好，他认为自己是个虚构小说家也好，不管怎么说，他的写作与他的性格一样受制于一个非常严峻的因素：目标。无论什么方式的写作，什么样的举动，诺曼·梅勒从来不让自己陷入到“无物之阵”的孤独境地，他总是能找到施加攻击的目标。换句话说，他太喜欢竞争了。在那个笔墨横飞、口无遮拦的美国文学年代里，他依然是热爱竞争的佼佼者。他和同行竞争，和内心的理想社会道德竞争，也和生活里遇到的任何琐碎之事竞争，有时候，不光用观点和言语，还会使用拳头和武器。

“我们为什么不能互相喜欢呢？不是这么回事”，一生接受过700余次采访的诺曼·梅勒有一次这么说道，“我们竞争。你不能跟运动员说，你们争什么啊？干吗不每个人拿个球轻轻松松地跑啊？干吗非得较那么大劲？谁要是这样说就是心胸开阔的傻瓜蛋。”

“竞技场”是诺曼·梅勒遭遇的困境。他的写作毫无畏惧，充满创造力，形式多样，总能用简单的几个句子抓住读者内心的眼球，然而，竞争需要有裁判，也需要有观众；有些时候，这些周遭的声音会掩盖诺曼·梅勒自己的创造力。他十分在意评论，当有人诟病他巴洛克式的写作法时，诺曼·梅勒的反应是——这些读者太蠢了，以为我不能写简短的句子，那我就写一部风格简洁的作品给你们看看。这也是为什么他和《纽约书评》的评论家角谷美智子终生敌视的原因，这个女人总是对他的作品恶言相向，有时候书还没上市，美智子的差评已经提前出现。他则咆哮地反击美智子是一个“敌后神风特攻队员”。

迈克尔·列侬为梅勒撰写的传记《双重人生》。这本900页的书籍搜集了大量梅勒的资料，很多信件都显示梅勒是个过度关注公共评价的人，连偶像海明威也不得不给他写信，让他别管那些评论。也许在生活中，梅勒的风格是一位“硬汉”，但在文学场上，他有些可悲地成为一名竞技场上的优秀拳手。

风格多样对创作者而言是好事，但过度的多样化却像是稀释，让作者的天赋变得杂而不精。不谈电影导演和竞争纽约市长这些插曲，在小说创作中，除了成名作《裸者与死者》和偏向非虚构隐喻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描绘中情局的《巴巴里海岸》，重新定义基督见闻的《圣子福音》，侦探派小说《硬汉不跳舞》，虚构希特勒童年的最后一部小说《林中城堡》……诺曼·梅勒的创作素材极为丰富，他不断变化风格，尝试不同的招式，等待外界的喝彩与好评。但他的写作灵魂，似乎永远停滞在了意气风发的25岁。这种灵魂定格偶尔还是很有魅力，当《林中城堡》因为把希特勒描写为恶魔附身的少年而遭遇德国和犹太评论家质疑时，他很不屑地表示“如果没办法激怒大多数人，当作家又有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完全可以反过来献给诺曼·梅勒——如果没办法激怒作家，当评论家又有什么意思呢。不幸的是，梅勒总是被轻易激怒的那个人。过度热衷于谈论社会话题，也让他在后来的年代显得不合时宜，他在女权主义兴起的年代站出来大唱反调，对女性表示强烈的不屑。2007年，当诺曼·梅勒去世后，一时间跳出许多“敌人”的欢呼，他们表示这个时代终于美好了。其实，这倒不是因为一位诺曼·梅勒死去了，而是因为他所象征的那个时代结束了——那个作家们疯狂地追逐自我需求，无畏无忌，充满竞争激情与火药味的写作年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瘦弱而市民化的“纽约客”时代。美国文学告别了一位有暴力倾向的问题作家，同时也告别了一位大师级的、在任何时刻都勇于宣战的拳手。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宫子；编辑：阿东。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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