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马克，幸运的青铜器

雷马克，幸运的青铜器
云也退
                
                
“那条船正在为出航作准备——如同洪水时代的方舟一样。它确实是一条方舟。在1942年的那几个月里，每一艘离开欧洲的船都是方舟。亚拉腊山（《圣经》中挪亚方舟停泊的地方）乃是美国，而洪水还在一天天上涨。”
雷马克最喜欢的比喻之一，就是方舟。挪亚一家躲在方舟内，船上动物们一对一对，安安静静的，狼和羊、鸡与狗一时间都能相安无事。外边的景象吓坏了他们，禽兽之属，都知道活下来是眼前最大的需要。纳粹在德国发着淫威、欧陆各国景从的时代，驶离欧洲、满载移民的船只都被以“方舟”喻之，不过，如果你只是读一本雷马克的小说如《里斯本之夜》这样的，你怕是难以真正看清难民们所面对的绝境。
“那天下午，我到埃斯图里尔赌场去赌钱。我还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他们便让我进去了。这是向命运讹诈的孤注一掷。”《里斯本之夜》里的“我”，距离上船就差一张有效的护照，此外，他们夫妇两个也没有钱买船票。在别的作家那里，流亡中最大的危险在于生命安全，但在雷马克这里，最大的危险似乎无非缺钱而已。而且，读他的书的时候，你总会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个已经上岸的人在气定神闲地温习之前的周折——谋钱的周折，托人找关系办护照弄签证的周折。不论他如何渲染扣人心弦的气氛，字句之间总有一丝丝淡定，一丝丝因坚信自己会有好运气而来的从容不迫。
什么样的经历造就什么样的性格。雷马克30岁凭《西线无战事》红透半边天，这本写几名德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和命运的小说，不仅让德国人看了心有戚戚，也打动了英法等战胜国的读者。小说出版后，1930年，据此改编的电影就问世了，可以这样讲，在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香水》之前，德国小说里销量最高、名声最大的就是《西线无战事》了。它脚踩两头，坐拥严肃文学的境界，又喜获流行小说的销量。
关于这本书，说的已经很多了，后世的战争文学，不管是诺曼•梅勒写二战的《裸者与死者》，还是最近两年一本颇走红的小说——书写海军陆战队士兵中东亲历记的《重新派遣》，都绕不开同《西线无战事》的对比。只想说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西线无战事》里，对战场见闻和心情的描写，与休假回乡时的描写，文笔上有着突兀的差异。前者极尽艺术手段，被弹片削掉脑袋的肉体，捧着肠子在担架上呻吟的伤兵，在毒气攻击下堆积在弹坑里的尸体……写得既惊心动魄又很见克制的功力，后者却有不少平实的记录，句子貌似不假思索地写下，好像作者一下子卸下了全副装备：
“啊，母亲，母亲呀！为什么我不能拥抱你，我们一起死去呢。我们是怎样的可怜虫啊！
“‘是的，妈妈，我会小心的。’
“‘我将每天为你祈祷，保罗。’
“啊，母亲，母亲啊！让我们站起来，离开这里，穿过逝去的岁月，回到我们再也不会遭受所有这些苦难的时光，回到只有你和我的地方，妈妈！”
这些直白的抒情深深击中人心，更让人憎恶战争的残忍。母亲正患着癌症，但不久后，这位士兵结束休假，又上了战场，这样做，究竟是恐惧军规处置，还是受着责任心的驱使，读者便不得而知了。读者只是看到：战争吞进一个人后，不把他弄到半死不活是不会放他出去的。
                
                
然而，《西线无战事》里的大悲大喜大恐怖，算不上雷马克本人的亲历，他连其中的一半都没体验到。事实是，1916年，他只在前线待了六个星期，就因为在帕琛达勒战役里挂彩而退出战场，再没回去过。他这本书的成功，一半归功于作家对士兵心态的感受力，还有对画面和情绪之间的张力的精巧维持。
而他的运气也是非常之好。《西线无战事》为他赢得了一切，包括随后而来的“迫害”：纳粹党在1930年强势崛起，当然不会欢迎这么一本反战小说，在戈培尔等人的组织下，以学生为主力的焚书运动，把它与亨利希•曼、托马斯•曼等德语文学界重镇的作品一律视为大毒草，毁之而后快。
但是，雷马克此时已有足够雄厚的物质和名誉资本来躲开可能的威胁。他卷铺盖走人，到瑞士买了一栋豪华别墅住下，后来又跑到了布鲁塞尔、巴黎、伦敦，再后来去了美国，再后来，1947年后，他加入了美国籍，彻底不再考虑回德国了。
纳粹把一大批德国和德语圈的知识精英都逼去了美国，但名满欧洲的雷马克，在其中却算不上一个显赫的名字，像托马斯•曼、布莱希特这路巨匠，也都不把他视为自己那个流亡圈子里的一员。托马斯•曼是个内敛而敏感的人，总觉得雷马克蔑视他所代表的那种经典、高雅、老派的德国文学，因而故意显耀自己的功成名就兼长袖善舞（一个巧合：托马斯•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西线无战事》出版致雷马克成名都在1929年），至于布莱希特，他在1941年的一则日记，关注雷马克的人都会注意到。日记里提到，雷马克出席了一场名流云集的平安夜派对，他
“穿着一件晚礼服，看着好像汉斯•海因茨•尤尔斯（一个臭名昭著的纳粹御用作家）；我惊奇地发现他脸上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也许是一副单片眼镜吧。”
                
                
布莱希特爱说尖刻话，特别瞧不起那些在美国混得很好的德国流亡者，而雷马克却能与美国的大众文化产业特别合拍。他不费什么力气就写出了极受欢迎的电影剧本，从一个悲天悯人的“反战作家”变成了好莱坞的显达之士。再看他盛年时的相貌：面部轮廓分明，表情刚毅，剑眉高耸，眼神冷峻，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只需礼帽和香烟配合，活脱脱一个《卡萨布兰卡》里的亨弗莱•鲍嘉。所以，以无产阶级艺术家自居、一年只洗一次澡的布莱希特，当然要暗暗啐他是个改头换面的纳粹了。
不过，除了不如人家那么有钱，布莱希特并没什么可嫉妒雷马克的。最起码，这两个人都是猎艳场上的好手。拒绝洗澡的布莱希特情妇成群，雷马克在欧洲时就揽得玛琳•黛德丽做情人，来到美国，他的身边一会儿是葛丽泰•嘉宝，一会儿是露佩•贝雷斯，1958年后，才和小自己12岁的影星宝莱特•戈达德正式结婚。当然了，人情练达如他，也不曾因为找到了第二故乡就淡忘了落魄的母国同胞，他像一个联络大使一样，把其他新到美国的德国文化人引介给好莱坞，帮他们进入圈子，或至少能得到一份差事。
因此，雷马克总能把受迫害、落难、流亡写成自传体的浪漫故事，就一点都不奇怪了：那些经历无非是给个人增添传奇色彩的资本罢了，说不客气点，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卖出电影改编权，“主角光环”在故事里永远有效。不过，《里斯本之夜》始终没被改编成电影，倒是有点奇怪的——也许是美国人对“颠沛流离中有情人不离不弃”的雷氏套路也审美疲劳了吧。雷马克在1964年发表了这本书，一直到六年去世，再没出过新作。
但是1971年，宝莱特•戈达德拿了一份用英语写的小说遗稿给美国出版商，它又是一个典型的雷氏好莱坞故事，没什么情节，全靠一对俊男靓女之间貌似花哨的对白支撑。故事没有写完，出版时定名为《天堂里的影子》，销售业绩也很一般，差可证明作家五六十岁后声名已大不如前，连他的去世也不能刺激销量了。不过，又过了二十七年，又有一部雷马克的小说手稿《应许之地》见了天日，这次是用德语写的，虽然也没有结尾，却比《天堂里的影子》要强很多。
                
                
和《里斯本之夜》的开头一样，《应许之地》也以绝境中的人们开头：一群难民，都是从里斯本下船逃离欧洲的，如今，1944年夏，被暂时扣在埃利斯岛上的拘留营里，等待纽约这边的身份核审官“过堂”。他们都很紧张，好不容易搭着“方舟”来此，万一被拒绝入境，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如何是好？
雷马克写道，岛上的人精神濒临崩溃，夜夜有人大哭；小说的基调似乎是忧伤的，书中的主角“我”也是难民的一员，他说，“这座近在咫尺而又难以企及的城市变为一种酷刑，”“它折磨人、引诱人，许诺而又食言。有时它仅仅是个面目不清的怪物……夜深时，它又变换成一片惨白的月光笼罩之地，拒人于千里之外。”
但是，雷马克的绝境总是很难长久的，因此也总是言不由衷的。“我”能自安于别人的焦虑之外，身上带着区区那一点美元，他却似乎对自己能够登陆纽约以及登陆后的生存胸有成竹，甚至还拥有随时随地坐下冥想的技能，可摆脱眼下的危机。他好像就是为流亡而生的——像犹太人，对了，他所用的假身份都来自他的一个犹太朋友，叫做路德维希•索默，而真实名姓压根就没有出现。
接下来，轻松地过关，轻松地走在纽约的街头，轻松地学习美式英语，在无法与美国人对话的情况下，他能得到其他先一步到达的流亡者的援助：获得一个临时的住所，一份临时的工作，一位暂济一时的情人，如此等等。虽然没必要总是把小说里的时间同作者本人的时间对应起来，但你依然会忍不住想，1944年夏天，雷马克自己是怎样的一副如鱼得水的光景：他焉能写一个容貌不太出色、交际能力不太强的主角，在纽约街头感受举目无亲的悲凉呢？
路德维希•索默见到的许多流亡者都有过走投无路的时候，而现在，在小说的时间里，他们所爱做的就是重温那些时刻，互相说着，如果那时寻了短见，就没有今天的相逢了。其中的一个犹太流亡者，罗伯特•希尔施，说到他想死时被一盘菜给救了：
“人无缘无故自杀，我也经历过那种时候。我决定在死之前还要吃一份洋葱炒鸡肝，这道菜还没做好，我还需要等。我还要了一杯啤酒，但它不够凉，我等着它被冰镇到一定温度。其间我跟别人聊天。我很饿，又等着第二份洋葱炒鸡肝。这么左等右等，我就恢复了正常，不想自杀了。”
而自杀成功的人则往往得不偿失。路德维希认识一个自杀的朋友，叫哈森克勒费尔，他被那时绥靖的法国人抓住，关进了拘留营，然后德军步步逼近，听到消息的哈森克勒费尔承受不住压力，自杀了。“可德国军队却出乎意料地未能抵达，在最后一刻，他们接到命令从旁边绕过去了。拘留营没有受到盖世太保的搜查。”这个米兰•昆德拉式的情节，能让人想起战时自杀的德国难民中最著名的一位：瓦尔特•本雅明，他是在翻越法国—西班牙边境时因被扣留而自杀的，结果，跟他一起被扣的人都给放了。
既然爱写这些，足见雷马克身上具备的幸运儿的“自雄心”。既然一战那样的考验都过来了，那么，对一个人来说，就再也没有什么危险算得上真正的危险了，更何况他还那么有钱。他所能道出的最大的人生经验，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换一个不太猥琐的说法：珍惜生命，永远相信时间会给努力活着的人以回报。
                
                
重温，追忆，是雷马克的小说里最寻常的一个动作。追忆常常是一个人心态趋老的表现，《西线无战事》里，就连十八九岁的男孩子都被战争迅速“催熟”了，一场鏖战过后，主人公当夜轮值站岗，眼望着远方升起的照明弹，那霎时的光明如同魔法一般召唤出童年的景象：
“一个夏日夜晚，我正在大教堂的十字形回廊里，望着小十字形花园中央盛开着的高高的玫瑰花灌木丛，花园里埋葬着大教堂的圣职人员。大教堂四周都是耶稣受难的石刻图像。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一种无边的寂静笼罩着这盛开着玫瑰花的四方形院子，太阳光把厚重的灰白石头照得暖融融的……”
战场有多喧嚣，回忆就有多宁谧。又一颗照明弹升起，这次唤出的景象是“在我们城市后面的几片草地之间有一条小溪，小溪旁耸立着一行老白杨树……虽然它们只长在小溪的一侧，却还是叫做白杨树大道。我们还是儿童时，就非常喜欢这些老白杨树，它们莫名其妙地把我们吸引过去。”孩子们倾听着它的簌簌作响——想到这些，主人公的心都在激烈地搏动：这样的事，这样的画面，他们再也无法理解。
追忆并不一定是悲伤的，这要看追忆时的处境如何。在《应许之地》里，路德维希•索默在在纽约的一家古玩店里看到青铜器，就回忆起自己当初在布鲁塞尔流亡时跟青铜器的一段不解之缘。好心的馆长收留他避难，只许夜里出来在馆内走动，于是，一个个月夜，索默就隔着橱窗玻璃与这些不会说话的古老器物对话：
“它们像玉石或浅绿、浅蓝的丝绸般散发着一种幽光，上面的铜锈也因光线不同而发生变化。在那几个月中，我学会了必须长时间审视这些物件，直到它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历史。我在绝望中学习和了解它们，只是为了战胜自己的恐惧。很长一段时间，我这样做都不外乎是一种人为的自我逃避，直到某天夜里——是夜，半月洒下青光，春季风暴强烈吹拂——我突然发现自己首次把逃亡的事忘到九霄云外……”
                
                
我想起布鲁斯•查特文在小说《乌兹》中写过一个传奇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国家相继沦陷于德国人和苏联人之手时，他一心跟他收藏的瓷器相伴，逃避外物。路德维希•索默的情况如出一辙，但是，瓷器虽冷，却是被拥入怀的，瓷器的主人不敢流亡，他和他的爱物一样脆弱；而青铜器的冷却拒人身外，它只是用来注视、对话，用来让一个心神不宁的人入神。
更重要的是，追忆青铜器还象征着对欧洲的眷恋。作家在暗示，在流亡者的心里，纽约除了安全之外，比起欧洲是大大低一个档次的。躲避战乱的德国人，怎么也放不下那股子文化优越感：他在布鲁塞尔修炼成的行家眼光审视这家古玩店里的青铜器收藏，对各种赝品、廉价品评头品足。商业主义的美国焉能与古老而神圣的欧洲相提并论？自从在博物馆里避难，他便“常常可以逃离自我，达到一种忘我境界”——看看，单是艺术收藏就足以把我留在欧洲了，来美国，实在是情非得已啊。
                
                
别的作家苦于写出一本书来无人问津，雷马克这辈子，苦于被太多人读，以至于很难取悦“严肃文学”的圈子。《三个伙伴》、《凯旋门》、《黑色方尖碑》，一本本书出来都卖得不错，但说到文学价值，则不能跟《西线无战事》相比，以至于后来一些文学论者，为了证明雷马克并非“一本书作家”，索性搜罗了一些证据之后宣布：《西线无战事》其实也没那么好，也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流行读物”罢了。
那么《应许之地》一书能否稍稍改变人们的偏见呢？或许，当看到流亡者感慨“再也不会遇到生死攸关的事了”的时候，读者能感觉到这本小说的不同一般。罗伯特•希尔施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此地无战事。没有废墟，没有危险，没有轰炸……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事事的等待导致的彻底绝望。”——虽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他内心的失落可是不假。远离欧洲战场，人的存在感都一下子归零了。
可是，远离欧洲战场，雷马克也写不出真正的痛苦和绝望，只能写写轻轻地浮在情绪表层的失落。它们很容易被驱散，被爱情驱散，被一笔新进账的钱驱散，被酒精和大麻驱散。尽管走到哪里都春风得意，可雷马克保不准也曾生出过类似的失落感。自由在欧洲是稀缺的，到了美国，又成了“廉价”的。固然，流亡者们可以利用安全与自由来重建他们对故乡的记忆，那记忆黑暗而破碎，却依然有着复苏的必要，对此，一个像雷马克这样的世界公民，会不会为他太容易转换的身份以及太轻松切换的语言而感到遗憾呢？
                
                
青铜器虽然珍贵（只要是真品），却可以“属于”任何地方——在布鲁塞尔，在巴黎，在纽约。来到美国，它就是美国的了。雷马克给布鲁塞尔的那一场绝境设计了这样的结尾：博物馆馆长的女儿偷偷爱上了小伙子，给他送饭，为他通报外面的信息，“她到博物馆替他取邮件时，常给我带来裹在羊皮纸中的黄油面包，那是她藏在双乳间带进来的。”半年后的一天，馆长的女儿急匆匆地跑来，让他赶紧转移，于是英俊的主角胜利地踏上了流亡之路，带走了姑娘绵绵不尽的爱与祝福……故事还很长，但读者至此已该明白，还是一样的配方，还是一样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