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道德之门是否也该将刘鑫拒之门外？

2016年11月3日，青岛女留学生江歌在日本租住的公寓门前被杀害。凶手是室友刘鑫的前男友，凶案发生时，刘鑫先江歌一步进门得以幸存，江歌在门口被杀害。江歌遇害后的300多天里，她生前最亲密的两个人，她的母亲和室友，却在隔空的网络沟通中隔膜不断加重，甚至让悲剧带给彼此的伤害越来越深。
    
刘鑫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在于她的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凶案发生的时候，把室友江歌关在了门外，这让她有了见死不救的嫌疑。尤其是，这凶手是她引来的，而江歌则是为了救她。如果说当时极度的恐惧让她忘记了救人还能让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那么她在事后的态度，则彻底激怒了网友。作家咪蒙总结说，事后，刘鑫“迅速地把她妈妈拉黑，欢天喜地地烫头发，买新的包，和朋友去吃饭，自拍发朋友圈。如果她妈妈找上门来，就骂她女儿短命，撇清所有关系”。这种冷漠也刺激着江歌母亲的言行越来越激烈。最终把刘鑫送上了道德的审判台。
    
不过舆论的声音也并不是一边倒地站在江歌母亲这边，在我的朋友圈里，很多善良的朋友提出了疑问：逝者已矣，我们是否能对生者保有一分宽容？是否能让舆论不那么戾气纵横？
这件事让我想起10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一场枪击案，一位韩国留学生因为个人心理问题杀害了很多无辜的同学，然后举枪自尽。这件事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在哀悼活动中，人们也为这个凶手点燃了一支蜡烛。这支蜡烛表达了人们的宽恕。中国人的文明进程难道还没有到也为凶手点燃一支蜡烛的地步吗？
    
其实仔细想想，这两件事并不相同。当那位韩国留学生举枪自尽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尘埃落定，首先犯罪或者说伤害终止了，而这个留学生自杀无论是出于绝望还是忏悔，他已经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这让人们可以用相对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人和他所犯下的罪行，同时也看到了他自身被伤害的部分。
    
但是在江歌遇害之后，刘鑫的所作所为对江歌母亲而言，是赤裸裸的二次伤害。用作家张佳玮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事后的精神迫害。如果不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我想刘鑫恐怕还不会谋求和解，这伤害也就不会终止。而在她的言行中，我们也实在看不到她的真诚忏悔。视频里，刘鑫的那条红裤子看上去是如此扎眼。
    
当人们看不到伤害的终止和真诚的忏悔，而法律又对道德问题无能为力时，舆论的大棒就忍不住挥舞起来。这种本能的反应，或许可以看做是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纠错机制。作家维舟解读说：“按照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观点，流言飞语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制裁手段，几乎比法律制裁还要有效，它对敢于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施以嘲讽、议论、诋毁、谩骂、指责、孤立，使之最终不得不屈服并回归到稳定的规范模式上来。由于社会控制的过程深深嵌入在社会生活中，这种非正式的途径能极其有效地让大多数人安分守己，伦理习惯约束能对逃脱规范的行为进行‘全社会制裁’。”
    
孔子曾经说过：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话的意思就是，对坏人的宽容就是对好人的伤害。而睚眦必报的鲁迅更是在他的遗书里写道：“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以牙还牙的传统价值观，看上去冷酷无情，甚至可能引发“人言可畏”的悲剧，但也的确形成了法律之外的约束力量，对那些并不违法的恶意施加惩罚。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价值观正在被更宽容的价值观所取代，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强调多元和宽容的时代。美国主流价值观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欧洲国家对中东难民的接纳，无不展示着这一变化。曾经有一对德国老夫妇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希望法律能够对杀害他们儿子的凶手网开一面，这宽容的力量令人动容。
    
然而当宽容突破了某些传统价值观的底线时，我们也目睹了社会的撕裂，被政治正确压得透不过气的美国民众，毅然把特朗普选上了台。而中东难民对欧洲带来的持续伤害——犯罪以及恐怖威胁，也让默克尔的政策遭受了质疑，英国更是决定脱欧。这就是两种价值观念的碰撞。很难讲哪一种更正确，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性格以及他所处的立场。
    
但我想即使作为一个持保守价值观的人，对主张宽容的人们也该心存敬意，这毕竟是一种良善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的世界，恐怕只会变得更糟糕。但我们仍然需要强调一个底线，就是当我们选择谅解的时候，要看看对方是不是值得谅解，伤害是否终止了，良知是否觉醒了，心灵是否忏悔了。否则的话，我们的谅解就不是宽容，而是纵容。而刘鑫，显然不值得原谅，我的一位朋友评价说：惹上这样一个愚蠢而自私的人真是倒霉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