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与吃瓜群众之怒：偏狭但亢奋的正义感，不仅廉价而且有害

                
                
昨天有读者微信上留言，要有病君谈谈江歌案。
案件本身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大家对案子都有个大概的了解，就无需多讲了。
有病君唯一想聊的，是这几天的中文网络上，无论是微博、微信、还是今日头条上，对刘鑫一家的声讨几乎要冲破屏幕了，这个是不正常的。
 
平静的生活没有乐趣，每个人也懒得思考问题，因为我们的表达很难产生影响力，而思考与表达如果没有即时的利益，就只是少数人才能享乐的事。
网络就是街头，聚合着无数人，但这些人还没有形成一个群体，一旦某个事件激起大家的兴致，他们就从旁观者变成了行动者。
他们搭建自己的街垒、法庭、断头台，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他们就开始变得不理性，野蛮。
 《乌合之众》所描述的暴力行为，在今天的中文网络上，正以一种古怪的方式繁衍，裂变着。
不单单是江歌案，从“野生动物园老虎咬人”到王宝强马蓉离婚事件，网络事件总是不缺的，中国网民的道德敏感度又很高，亢奋情绪于是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但这种情绪最后总是发泄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
 
一个局外人（比如有病君），发表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也会立刻被划到某个阵营里去。如果你的观点恰巧顺应了网民的情绪，大家就鼓掌而呼，说你正气凛然；如果与网民情绪相悖，大家就骂你立场错误，缺乏正义感。
民众这种来势汹汹的正义感，有病君一时找不到精确的词，就姑且称之为“偏狭的正义感”吧。
 
如何理解“偏狭的正义感”呢？举个例子。
1945年，纳粹德国被赶出法国后，抵抗组织游击队重掌政权。一些法国民众被德国侵略者压抑多时的爱国情绪，突然爆发了。
 
他们干了件豪迈英勇的事情，将战争时期投靠德国人的法国女人强行剃成光头，扒光衣服，在全身涂满焦油，然后游街示众，这些照片现在还能看到，有一张照片里一个被剃光了头的法国女人，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大概是和德国人生的，但她没有遗弃这个孩子，这很触动我，边上一群法国民众在羞辱她。
 
我不知道今天的法国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但我觉得那些女人虽然有值得批评的地方，也许她们不够坚强勇敢，道德上不完美，却罪不至此。那照片里，扒光人家衣服，在人家身上涂沥青的法国的男人们，我既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也许受了很多德国人的气，他们也许有亲人死在德国人手中，现在德国人跑了，只剩下这些投身德国人的法国女人，还不可气么？
 
但又有些替他们感到难过，在战争时期没能力保护自己的土地和女人，却在战后拿同样是受害者的姐妹同胞出气，以表现自己的正义感，这样就体现了法兰西民族尊严么？
这些女人又有多大的罪呢？
这样的正义感，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类似的正义感在中国同样存在。
曾经的温州，有个“弹弓队”，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上街砸日本车，号称“抵制日货”。你问他们干嘛要这样？他脖子一耿，我爱国！你能说爱国错了么？
 
爱国没有错，但用这种伤害同胞的方式，我是很鄙视。中国有很多政府用车和军车都是进口车，日本车，德国车居多，为什么这些“爱国者”们不去砸呢？
 
我都很痛恨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买进口车，全世界都少有这么不检点的。人家一个工薪阶层，也许是图省油，买了个日本车，又有什么罪呢？
 
一个看到官员坐纳税人的钱买的日本进口车只会羡慕的人，也许他可能是无能为力，那不怪他，但看到普通同胞驾驶日本车却要上去踢一脚，丝毫算不上勇敢。
缺乏耻辱感的人民，当有朝一日有发泄的机会，只会有残暴，而不会有真正的勇敢和尊严。
 
但这种畸形的正义感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认为内在机制是社会中压抑情绪的积累和转移有很大关系。
 
我们都熟悉这样的情况，一个男人，在工作上受了老板的气，老板给他穿小鞋，扣他奖金，他还得陪着笑脸，回到家里，老婆给他做饭，把饭烧得不合口味，就大发雷霆，打老婆。
 
你问他为什么打老婆，他会说，这婆娘尽惹我生气，把饭烧焦了，就是该打。而实际上他是把工作中积累的怒气发泄到了老婆身上。他老婆是他唯一能主宰的弱势群体，也就成了他情绪的发泄口。
 
中国这几十年以来，中国民间的怨气逐年累积，已经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力量。
今日的互联网上，他们对待江歌案中的刘鑫，完全就像是工作上受气但忍气吞声的老公，回家通过打老婆来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面对这种偏狭的正义感，有两种选择，中文互联网已经做了选择：
一种是迎合公众的情绪，理不直但气壮地充当意见领袖；比如咪蒙。比如混球时报。
 
另一种是努力去平衡过激的社会情绪，即使面临着自己受伤害的危险。这样的人，这样的媒体，在今日的中文互联网，少之又少。
 
我知道这篇文章发出来，一定会有骂我，说我居然不支持他们的正义诉求，没良知！
但我觉得偏狭但是亢奋的正义感，是廉价而且有害的。
我只能我手写我心。
 
圣经上有段故事，似乎也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
故事是这样的，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将一个被捉奸在床的妇女带到耶稣面前说，这女人犯了通奸罪，按照摩西律法，当被乱石打死，就像现在塔利班搞得石刑，问耶稣，你说应该怎么办？
 
耶稣却弯着腰在地上写字，不理他们。但他们还是不断追问，耶稣就直起身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说完就接着弯下腰在地上写字。听到这句话，大家一个一个全走了，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妇人。
这时耶稣直起身来对她说，你走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我看这段故事，就是对“偏狭的正义感”最好的诠释。
让我感动的不止是耶稣的情怀，包括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表现出了一个文明的人、有教养的人，应有的自省意识，耶稣一点就知道羞愧了，这叫响鼓不用重锤敲。
 
当时那一群人，没人说耶稣缺乏正义感，没人骂耶稣，你为什么护着这个女人？你肯定是这个女人的奸夫吧？要是今天的中国网民，就会有人这么说。
 
耶稣在众人走后，跟那个女人说不要再犯罪，说明他不是没有是非观。但他反对大家狂暴地宣泄正义感。耶稣的选择不仅代表了真正的正义感，而且也包含了很高的智慧。
 
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呢？
我担心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耶稣说谁没有罪，谁就去扔石头。
结果是大家争先恐后地向那女人砸石头。
为什么呢？好表明自己道德立场，以示划清界限。
 
这是不是很荒唐？但这种荒唐，就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在文革中表现得最为彻底。
 
那个时代，有一个人，整天在他全国各地的别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看西方电影，读《金瓶梅》，和文工团的女孩跳舞，没人敢说什么。
 
社会上却人们以清教徒式的道德洁癖疯狂地批斗某个所谓“地主”，“走资派”，原因可能只是他被揭发一顿吃了两只鸡，或者在家里雇了个保姆。
 
这种“正义感”的背后是一种焦虑和恐惧情绪，每个人都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和正直，才证明自己不是走资派。
那个时代表面上看起来，每个中国人，道德都很亢奋，但在我眼里，那个时代的道德最为堕落。
我在今天的中国又看到了这种倾向。
 
中国有句古语，叫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种行为听起来好像说咱们中华民族人民群众很有正义感，但我却觉得很心酸，并为这个民族感到可悲，专制把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格被扭曲了。
 
人人都喊打是因为过街的是弱小的老鼠啊。若是老虎过街，又有谁敢表达一下态度呢？每个人都明哲保身了。
 
中国还有个成语叫嫉恶如仇，听着也是正义感十足，但最可怕的是，如今中国的民众通常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嫉恶如仇”，而是“嫉小恶如仇”。
 
越是抓住一个小问题，大家越是暴跳如雷，显出自己道德的高洁，恨不得将人生吞活剥；但面对真正大奸大恶，每个人都异常地沉默，你若是说几句话，人家反倒说你太偏激。
 
当然，也不能简单的说他们暴戾又道德敏感度奇高 ，而要追问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制度和成长经验，把他们的性格、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成这个样子。
 
要当一个意见领袖是很容易的事，学学咪蒙老师，学学混球时报，只需火上浇油，表现得比民众更亢奋，不用讲道理，迎合他们热烈的情绪即可，煽动他们的仇恨暴戾来壮大自己。
 
以江歌案来说，江歌遇害当时，那扇紧闭的门到底是不是刘鑫故意反锁的，而刘鑫是不是清楚江歌是为她而死的，目前双方还是各执一词，其中细节至今依然不够清晰。
 
不要说汹涌的舆论，已经夹杂着太多背离法治轨道的做法，这些大V借此中情绪，煽动仇恨，制造冲突，不仅与现代文明和法治精神相去甚远，更重要的还是，暴虐之气是会反噬，更会裹挟整个国家民族的。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无数遍，这样做只会祸害这个国家，并引起社会道德水平的大倒退，是在造孽！
今日你们勾引撩拨的暴民之怒，就是他日埋葬你们的黄土之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