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001 |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
我从小就学习历史，喜欢历史，也崇拜历史学者。在我看来，历史最关键二字在于格局，唐太宗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指学习历史对于时空格局的把握，而对于我来说，学习历史对于打开个人格局却更为亲近可感。
幼时喜欢读《三国志》看《三国演义》，迷恋三国的故事感；中学开始读《万历十五年》看《康》《雍》《乾》，迷恋秦汉唐宋明清的大一统；大学可能是因为来到南京，读《南渡北归》看《末代皇帝》，迷恋民国的离愁别绪。从小到大，无论是正史、小说还是影视作品，只要与历史有关，仿佛都更具魅力。
从夏商周秦汉跳跃至隋唐宋明清，至于魏晋南北朝，除了印象中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五胡乱华，似乎总也没重视过这一历史时期。最近看了阎步克先生《波峰与波谷》一书，感受到了这一时代别样的风采。在本篇有感中，在本着尊重历史与原作者的原则下，我将自己看完本书的见解，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将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进度比作一场游戏。
一、零和博弈的游戏
“皇帝和各色官贵构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而君权与官贵特权的权益分配则是一场零和博弈。阎步克先生以“制度史观”出发，以“政治制度、政治势力、政治文化”为叙述核心，如果把魏晋南北朝的权力分配看做一场游戏，那么，政治制度就是游戏规则，政治势力就是游戏角色，政治文化就是游戏环境。
田余庆先生与阎步克先生所提出的“变态-回归”的尺度，其实就是这场游戏的剧情，而剧情从来都是英雄救美（秦政）的情节，一切非英雄救美的篇章都被视作非主流的故事支线，而所有“变态”的支线也最终将回归“中轴”。游戏规则不过是剧情的体现，游戏角色也将按照剧本演出，游戏环境则服务于剧情的开展。
在本书中，阎步克先生用了诸多的二分法进行描述，“士-吏”、“律-令”、“爵-秩”、“吏-儒”、“法-儒”等等，都是秦汉时期游戏规则与游戏环境对立与变化的集中体现。由此种种二分对立元素发展，生发出中国独特的士大夫政治与意识形态政治，成为了中国两千年政治上空的那朵云彩。
二、士族门阀：新的游戏角色
“士族门阀是魏晋南北朝最耀眼的政治景观之一”，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不可绕过的一座山峰。而就政治势力而言，士族门阀作为新的游戏角色进入到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博弈之中（在士族门阀的大角色下又衍生出“故吏”、“门生”、“同岁”等新的副本小角色），由此，皇帝、军功集团、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士族门阀共同构成了这场游戏的五大角色，在这场零和博弈中合纵连横、此消彼长。
阎步克先生又将士族门阀按照三个场所“乡里”、“官场”、“士林”入手，划分为“豪右”、“官族”、“学门”三种类型，我将这三种类型视为“士族门阀”的三种人物皮肤。皮肤一“豪右”是依靠土地和生产力所聚集而成的；皮肤二“官族”是依靠官僚政治和文法聚集而成的；皮肤三“学门”则是依靠知识和家传教育聚集而成的。三种皮肤形态各异却又可相互勾连转换、三位一体，并拥有共同的特点——门第的利益集体化。
至于游戏规则，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按照空洞的“状”、抽象的“品”来决定居官资格，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再加上“清途”制度与之匹配，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游戏BUG，简直就是给士族门阀开挂了，阎步克先生则戏称“是送给士族的一道特色菜”。
时势改变，则权益就会出现相应的变化。东汉末年皇权黯然失色，此后外戚集团、宦官集团互相争斗，各地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五胡乱华造成华夏疆土南北两系分治。阎步克先生称魏晋南北朝动荡纷乱，是为历史的波谷期。
波谷时期，国家分裂、政治动荡，“战争摧残了社会文教，只有少数官僚家族保存着文化”，士族门阀成为了朝廷珍视的政治资源，此外，统治集团的封闭化、禅让频繁等因素也共同构成了士族门阀的兴起。魏晋士族的崛起在意识形态上又与玄学相关，玄学推崇无为而治，以清谈、沙龙为主要形式，其政治理念有一种消解、弱化和侵蚀的作用，从竹林七贤到中朝名士再到东晋八达，东晋的主要门阀都有一个“由儒入玄”的过程。
到东晋时期，士族门阀权势达到顶峰，形成了独特的士族门阀政治，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士族门阀的兴起，在获得政治权益的同时，也开始了明争暗斗（侨姓内部、侨姓与吴姓），权利的归属往往取决于各门阀士族的盛衰与平衡。
对于武将刘裕靠军权建宋代晋，开启南朝，而士族门阀却没能出皇帝，阎步克先生总结称“军人、军队和军事活动，是中国皇权的摇篮；军队和战争，是得以激活专制集权的途径之一。”南朝时期，皇权重振，开始启用寒门，门阀士族的权利也趋于衰退。
三、胡汉杂糅：新的游戏环境
除了士族门阀，魏晋南北朝的另一座耀眼的政治景观便是“胡汉杂糅”。东晋末期，五胡乱华，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部族风习异于华夏，建政后又开始直面农耕区旧有的政治文化遗产，中国北方也就成为不同政治传统交融碰撞之所了。”“出现了胡汉杂糅、胡汉分治等现象。”
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生态，从政治制度而言，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游戏环境。然而，西晋八王之乱使得北方少数民族有了可乘之机，进驻中原，纷纷在北中国建政，两个大的游戏环境发生“叠加”，随着两种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相互影响，催生出了一种新的游戏环境。
这种新的游戏环境是一种交融的产物，既包含了少数民族原始平等精神、游牧文化、主奴意识、军事主义（重军功传统）等等，也包含了华夏民族礼法之制、耕作文化、爵位制度、选官制度、集权制度等等。
在这种新的游戏环境下，游戏规则因地制宜催生出了颇具少数民族特色的统治制度，如镇-戍-护军-坞壁的军事行政设置、具有北方民族特征的官职与官名、均田制、租调制、三长制等等。在这种新的游戏环境下，游戏角色则更换成了异族皇权、部落贵族、国人武装，而与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士族门阀政治不同，十六国北朝皇权高度集中的军事独裁统治使得军功贵族、外戚集团、宦官集团这些游戏角色摇身一变，由配角逐渐走向游戏的主角。
然而游戏环境始终服务于剧情的，十六国北朝在“胡化”与“汉化”的交替中，孕育出了强大的皇权，并借助军功贵族政治，最终带动了集体官僚政治的全面复兴。
四、历史的出口——游戏第二季
北朝部族军事组织所蕴含的政治动量，逐渐被纳入轨道，在新的游戏环境下，游戏规则更新迭代，产生了“军功吏治取向”的新式政治文化，在考课、选官、文教、法律、监察、中央官制和地方控制都“青出于蓝”，北朝集权官僚政治全面复兴、蒸蒸日上。“汉唐盛世之间，魏晋南北朝是个帝国的低谷，北朝则构成了走出低谷、通向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阎步克先生提出“从政治上看，汉唐间的魏晋南北朝是两个波峰间的波谷；但从制度上看，魏晋南北朝却是汉唐制度的阶梯。”隋唐三省制的前身就奠基于魏晋时代，魏晋时代的法律礼制也较秦汉更加系统合理，魏晋时期的选官中央化与考试制度则为隋唐开辟科举制奠定了基石。魏晋南北朝“冰层下的潜流”可以被视作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游戏剧情总是跌宕起伏，但游戏规则不断被完善，Bug一个一个都被系统不断优化，随着游戏环境的变化，主旋律和英雄主义（这里是专制皇权）一定会被弘扬，历史的“回归”惯性也终将触发。
“专制君主与官僚政治的结合”是中华帝国的典型政治形态，是历史的出口，也是游戏的正版剧情。经历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与“变态”，隋唐的大一统延续了秦皇汉武的专制集权，游戏剧情重新回归到英雄救美的“常态”，筹备第二季的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