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在作者看来，就是我们常在新闻中传记里看到或读到的那些人，在中国他们是马云、马化腾、王健林、王石…，在美国他们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杰夫·贝佐斯、沃伦·巴菲特…。我们通常会习惯性的给他们一个统称——成功人士。

“异类”在作者看来，就是我们常在新闻中传记里看到或读到的那些人，在中国他们是马云、马化腾、王健林、王石…，在美国他们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杰夫·贝佐斯、沃伦·巴菲特…。我们通常会习惯性的给他们一个统称——成功人士。 作者之所以称他们为异类，我想还是因为这些人相对于芸芸众生来说，人数极少并且其成功的原因也各有特点，无数的机缘巧合使得他们成为茫茫人海中独特的“异类”。 而关于成功人士，我们往往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个性？他们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具有怎样的天赋？他们的心智和思维模式与普通人有哪些不同？ 新闻里或者个人传记总是不厌其烦的重申一个论调，这些成功人士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他们天赋异禀又不懈努力。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先熟悉一个概念 马太效应——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常用的术语，反映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取自《圣经·马太福音》“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老子》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优势累积 加拿大有项全民运动——冰球。冰球运动在这个国家的地位相当于橄榄球之于美国，乒乓球之于中国。而加拿大对于冰球运动员的选拔也是不遗余力的，那真的是从娃娃抓起。如果将加拿大的冰球队员个人简历梳理一遍，会有个令人费解的发现。这个国家几支冰球强队中优秀选手的生日大都集中在每一年的1、2、3这三个月。难道这几个星座的孩子才有冰球天赋？事实上冰球运动员的选拔是按照年龄分组的，而分组选拔依据的分界线是1月1日，即1月1日——12月31日之间出生的球员被分在同一组。我们可以假设同一个年龄组的孩子里，有1月1日出生的也有12月31日出生的，明摆着年头出生的比年尾出生的实际年龄要大出一整岁。而分在同一年龄组的小队员中，大出一整岁就意味着在心智和身体发育上占有了非常大的优势，有了这样的身体优势，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们很容易就在同一组中脱颖而出。加拿大的冰球教练们每年会在全国的冰球队中挑选出各小组中表现突出的，年龄为9到10岁的孩子，组合成“巡回赛小组”，也就是全明星阵容。不用说，这些优中选优的孩子又能获得更多优秀教练指导的资源倾斜，再配合高强度的连续性的训练，一个个未来之星也就呼之欲出了。 这就是马太效应的概念，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强者恒强，弱者愈弱。 而我要说，这也可以看作是成功的复利现象。各种优势不断累积，如同山顶滚雪球一般，越到后面势能越强。 冰球队的故事中其实还隐藏着一个10000小时法则，也就是说那些因为在同一小组中占据年龄优势的孩子们，经过挑选进入到“巡回赛小组”之中后，除了会有全国知名的教练亲自指导之外，他们还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强化训练。若得不到强化训练，他们就很难达到10000小时的训练时间，从而无法在职业青年队选拔的时候入围。没有这10000小时训练作为基础，他们根本不能掌握进入顶级球队所需的足够技能。 我们通常有种误解，真正的天才都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事情做好的本领，其实这样的说法是把问题给简单化了。 社会学领域，定义所谓成功就是“优势累积”的结果。冰球运动员一开始只是比最初所在球队的队友多一点点优势，然后这看似微小的优势带来了其他的机遇，拉开了他和其他队友的差距，随后差距与机遇交替作用，细微的差距最终累积为巨大的优势。 作者同时也反思，类似加拿大冰球运动员选拔这样的看似公平的制度，实际上忽视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努力，甚至过早的将一部分人划入了失败者的行列，阻碍了这些人成才。他建议将这种一年一刀切的选拔模式改为一年分组选为两次或者三次，分组越细致越能消除制度性的不公平现象，同时也能促进各个球队之间的竞争。 反观中国的学前教育和小学入学，也是这种一刀切的方法，分界的时间就是9月1日之前和之后，这种方式是不是也有些欠妥呢？ 智商高就是天才？ 2008年，美国智力竞猜电视节目《以一敌百》有位擂主克里斯托弗·兰根。据主持人说，经智商测试，爱因斯坦为150，而兰根的智商为195。目前他正致力于宇宙万物的理论研究。 在过去的10多年中，克里斯托弗·兰根从寂寂无名到声名鹊起，进而成为美国天才的代言人，“异类”中的名流。（如果不是这本书的介绍，我永远都只知道爱因斯坦而不知道这个家伙，至于他的研究课题宇宙万物，这是不是太宽泛了？） 兰根自小家庭贫困，他的母亲有过四次短暂的婚姻，而兰根的亲生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失踪了。他的继父常年酗酒，酒后便对孩子们动粗。中学毕业时兰根获得了两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一个是俄勒冈的里德学院，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他最终选择了里德学院，而之后他始终都认为这是个错误的选择。 在里德学院，他完全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这一方面有家庭条件的因素，另一方面应该也是个性的缘故。 有一年在申请奖学金时，他的母亲忘了填上父母经济状况一项，致使申请表格不完整，学校没有为兰根发放新学年的奖学金。在与学校沟通无果后，兰根提前离校了，走的时候他的成绩是F，而他入学登记的成绩是A。 之后他陆续打过几份短工，一年半以后他考上了蒙大拿州立大学学习哲学和数学。他一直梦想成为大学教授，也相信自己能够成功。直到现实又一次击碎他的梦想。在蒙大拿州立大学学习时，他因为车子坏了却没钱修车，于是和导师协商将原本定在早上的课程调至下午。但这一要求遭到导师的拒绝。 兰根再次退学。这一次的经历让他彻底对高校教育失望了，他发誓要自学。 由于没有学位，兰根一直在现实生活中苦苦挣扎。他在建筑工地做过苦力、水手、低级文员、酒吧保镖... 所有这些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期间他一直在研究哲学、数学和物理，目前正在酝酿一部规模庞大的理论著作，他称之为——宇宙的理论认知模型。 作者在书中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同样也是一位天才的故事。罗伯特·奥本海默——二战期间著名的物理学家，原子弹项目“曼哈顿计划”的牵头人。 据说，奥本海默的智商和兰根一样高，他的父母也很早就认识到他是个神童。他的一位老师回忆说：“他能近乎完美地理解所学的一切东西。” 奥本海默从哈佛毕业后到剑桥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在那，他经历了一生中最失意最消沉的一段日子。他的兴趣点是理论物理，而他的导师帕特里克·布莱克特（1948年诺奖获得者）却要求他在最讨厌的实验物理上下功夫。奥本海默变得越来越暴躁，最后竟然从实验室偷出化学制剂准备毒死他的导师。 事情败露，奥本海默接受校方聆讯。经过长时间协商，奥本海默被判缓刑，同时必须接受定期的心理治疗。 之后奥本海默得知格罗夫少将负责挑选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于是展开一系列魅力攻势，充分显示自己的才干与天分，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赢得格罗夫少将的青睐，获得了首席科学家的职位。 是不是很难想象？一个谋杀老师未遂的学生，有着严重前科的人应聘这样重要的职位居然成功了。 决定兰根与奥本海默之间差异的究竟是什么？他们同属天才，但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他们想要继续学业都要与校方进行协商，而兰根在与学校沟通失败时选择的是退学，奥本海默选择的则是妥协。 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致力于研究“实践心智”，他认为所谓“实践心智就是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向什么人说什么话，同时怎样说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很明显，兰根缺乏实践心智的学习。 实践智力除了一部分来自于基因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家庭，例如社交常识。这一系列的常识也是一门学问，是后天可以习得的。作者还援引了心理学家安妮特·拉里奥的研究结果。拉里奥选定了12个家庭的孩子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孩子有黑人也有白人，有来自于富裕家庭的也有来自于贫困家庭的。他们对这些孩子进行常年的跟踪走访，以期得出一些真实又有参考价值的结果。 在多数人既有的观念中，教育孩子无非是以下几种相对的方法：对孩子严格；对孩子宽松；常与孩子互动；在孩子面前保持威严等。 然后，拉里奥的研究结果却发现，只有两种教育孩子的方式，这两种教育方式是通过所处阶级状况区分的。家庭富裕的父母教育孩子是一种方式，家境贫寒的父母对待孩子则是另一种方式。 家境富裕的父母总是让孩子一刻也不闲着，孩子不停的穿梭于各种活动之间，或是锻炼社交能力，或是学习领导能力。这些孩子的父母会听取孩子对老师、教练或是队友的评价。（这点倒很像中国现行的教育方式，就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穷人家的孩子生活节奏完全没有这么紧张密集的安排，他们基本上是和亲戚或者邻居的孩子在外面玩耍。 中产阶级父母总是和孩子商量事情，晓之以理，他们不会硬性下达命令。他们希望孩子提出反对意见甚至讨价还价，并且站在成人的角度问他们问题。 富裕家庭的孩子在父母的培养下，有很强的“权利”意识。他们认为孩子有权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有权参与制度互动。当遇到有异议时他们也应该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相反的，贫困家庭的家长总是慑于权威，行事消极，畏缩不前。无论在什么情境下，他们都不知道如何为达到良好的愿望“制定策略”。这些孩子的性格就呈现出“疏离，疑虑且有强迫症”的状态来。 拉里奥把中产阶级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风格称为“协同培养”，倾向于发掘孩子的天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技能。而将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方法称为“自然成长”。这些家长只把抚养子女长大成人看作自己的责任，至于孩子的成长与发展是孩子自己的事。 前面提到的奥本海默就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协同培养”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服装商人，母亲是画家。他的父母就经常鼓励儿子平等的与成人与对话，接受荣誉和挑战。而前面也提到过兰根的童年家庭环境，这些都是对他人生轨迹造成深刻影响的教育因素。 由此可见，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和谐的、宽松的、平等的教育环境有多么重要，培养孩子敢于对权威提出质疑积极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不断强化的权利意识能使他们在未来更好的适应社会。 纽约的大律师都是犹太裔的？ 很多年前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长头发的刘欢配唱主题歌《千万次的问》。当时这首主题歌的影响力一点也不比后来的“路见不平一声吼”差。剧中的主要人物王起明带着艺术的梦想到了纽约，可现实不同于理想，王起明无奈之下只得做起了服装生意。 书中讲到的一个故事也有类似的情节。波吉尼特夫妇是1889年从波兰到美国犹太裔移民，刚到纽约时他们什么都干，卖炸鱼卖毛巾卖香蕉卖袜子，没有一样让他们赚到钱。直到有一天波吉尼特发现一种女孩子穿的小围裙很好卖，于是便买了些布料回家和妻子做起围裙来。幸好在移民美国前他们就从事服装相关的行业的经验，也幸好刚到美国时他们就买了一台老式缝纫机，正是这台缝纫机发挥了巨大的价值。他们每天没日没夜的缝制围裙，就为了一早可以拿去集市上卖掉。 和电视剧里的王起明一样，他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大主顾”。波吉尼特夫妇直接找到了原材料供应商，这使得他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围裙。很快，他们就招了20多个女工并且将经营范围扩大到了成人围裙衬裙再接着是女装。 渐渐地，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同期也有从爱尔兰和意大利来的移民，他们就不具备波吉尼特夫妇这些优势。移民前，他们多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当建筑工人或佣人，缺乏从事城市经济产业的专项技能。移民后，他们依然干的是繁重的体力活，他们只是换个地方干体力活而已。 与他们相类似的还有从墨西哥移民到加州的农民。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换个地方种地而已。 说白一点，他们离市场很远。 相比于整日辛勤耕种的农民而言，服装厂的工作也很辛苦，但这些服装制造商正在投身于工业时代初期的大规模陌生人群体协作中。波吉尼特夫妇从事的服装加工业具有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这些显著的特点。服装厂的工作相较于种地或干苦力，工作量越大收获越多。而土地产出是有上限的，即使你没日没夜的干活。 1982年社会学研究者路易斯·法卡斯找到很多和波吉尼特夫妇一样早期移民，对他们每一个受访家庭都建立起了族谱，记录下每一代人从事的职业。让人惊讶的现象出现了。 如第18号受访者家族，第一代移民裁为缝/制衣工人——第二代为制衣工人——第三代为律师另一个自波兰到美国的移民家族，第一代制革工人——第二代皮包制造商——第三代医生/律师 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家庭，第一代小杂货铺——第二代超市——医生/律师 很奇怪的现象，一群在本国属于下层的移民到了美国后，通过自身的吃苦耐劳，竟然带领家族摆脱贫困，甚至让后代跻身上流社会。这些人看似卑微的家族出身并没有阻挡他们称为医生和律师，恰恰相反，他们能够成为专业人士正是因为他们出身卑微。 再仔细推演这些家族的发迹史，会有更为惊人的发现。这些医生/律师大都出生在1930年代时期，这个年份出生的人到了1970年正好40岁，此时正值纽约法律界面临变革，以前的老牌律所不愿意接的企业并购案都被犹太裔律师包圆儿了。 如果你想成为这一时期的纽约大律师，而你刚好生在30年代、你的父母从事一些直接接触市场的工作，你家祖上没有人当过律师。凑够这三条，再加上你个人的聪明才智。基本上新的大律师就没跑了。 文化传承有多重要？ 前面一部分讨论的主要是成功所需依赖的优势累积模式：何时何地出生，父母做何营生，成长环境如何决定了决定了你在社会中是否能取得成功。接下来则会讨论从祖先那继承来的传统和行为模式，是否也在个人发展道路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荣誉文化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巴斯克山区这些地方，因为土地贫瘠无法耕种，只能依靠传统的放牧业维持日常生活。与传统农耕不同的是，土地耕种需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作，而放牧则仅靠自己就够了。可是农民不用担心田地里的作物被一夜偷走，牧民却有这种忧虑。如果他们的牲口被盗，接下来的日子就将始终笼罩在饿肚子的阴影下。所以山区牧民就长期养成了好勇斗狠的性情：必须通过力量证明自己不好惹，如果有人敢质疑自己的勇气和个人以及家族名誉，他们将会予以毫不留情的反击。这个是“荣誉文化”的含义，游牧文化存在的地方，男性的荣誉感更为强烈。 荣誉文化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美国南方的犯罪率特别是凶杀案为何高于北方地区。作者援引一个心理学家做的测试，选取了数量相等的来自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志愿者进行行为测试。在受试者不知情的情况，通过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刺激受试者的情绪，再通过脑电波的波动来观察测试对象的表现。例如侮辱性的语言、肢体的接触甚至是胆小鬼游戏（两辆高速对向行驶的汽车相撞，看谁会在最后一刻打偏方向。）结果出人意料，来自南方地区的受试者普遍情绪激动，甚至有撸袖打架的冲动。而来自北方的受试者情绪则相对平静一些，也没有发生直接摩擦的意愿。 从空难事件看文化影响 1997年8月6日凌晨，一架大韩航空的波音747飞机自首尔飞往关岛，准备降落时撞到了机场附近的尼米兹山，随机引发大火，机上228人罹难。 这只是大韩航空十几起空难中一起而已，在这次空难之后大韩航空又陆续发生了5起空难，甚至还有在上海工业开发区失事的记录。大韩航空的飞机失事率是美国联合航空的17倍之多。 因为事故频发，国际上多家航空公司都终止了与大韩航空的合作关系，连时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都说“大韩航空的问题已经连带影响到了韩国的国家形象”。 针对频发的空难事故，有人在细加剖析之后发现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内因，而这个内因放在航空业上就是致命的。 权力距离 权利距离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荷兰的霍夫斯泰德教授提出的。他在IBM公司任职期间针对旗下11.6万名员工进行了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在报告中他提出了这一概念，并且对权力距离指数做出了评分。这个概念指的是人们在对待比自己更高等级阶层的态度，特别是对于权威的尊重和服从程度。 换句话说，权力距离指数高的国家，更看重等级秩序，更强调下级对于上级的尊重与服从；权力距离指数低的国家更尊重个人意志，更讲求个人之间的平等。 很不幸，韩国在权力距离排行榜的排名上很靠前。在针对不同国家飞行员做的权力距离指数调查，同时结合空难发生频率，得分最高的5个国家分别是： 1.巴西 2.韩国 3.摩洛哥 4.墨西哥 5.菲律宾 权力距离指数得分最低的5个国家分别是： 15.美国 16.爱尔兰 17.南非 18.澳大利亚 19.新西兰 大韩航空有个惯例，在飞行中途逗留期间，副机长应该服侍机长，请机长吃饭或者给机长买些小礼物。 也就是说，在韩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下，极为强调上下等级秩序，副机长作为机长的副手，是没有太多话语权的，所能做的只能是服侍与服从。即使发现机长有操作不当的地方也不敢直接指出。 事实上，关岛的这次空难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副机长和随机工程师已经发觉有异常情况，但处在这样一种强调等级秩序的文化背景下，他们只能是通过不断地暗示提醒机长情况不太妙。例如，当副机长发觉天气非常糟糕，降落条件不好时。他暗示机长：“你有没有觉得雨下得更大了？在这个地方？” 当距离机场只有20英里时，随机工程师通过气象雷达发觉天气情况很不妙，再次暗示机长：“机长，气象雷达发挥了不小作用。” （看到这里我也表示无语，事关数百人生死的情况下居然还用这种模糊不清的暗示，难道直接告诉机长要采用备选方案进行降落有那么难吗？也许没有处在他们的文化背景下我真的无法理解吧） 然而机长并没有准确接收到他们发出的暗示，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 在经过之后的数次空难后，大韩航空终于痛定思痛，下决心进行全面整顿。他们请来达美航空的大卫·格林伯格协助公司改革。 在对韩国传统文化做了深入了解后，格林伯格拿出的方案是：全体机组人员在工作中改说英语。他的逻辑是，英语是世界航空界的通用语言，无论是工作清单检查还是与机场塔台联络，使用的都是英语。韩国飞行员受困于本土文化的角色定位，飞行操作时需要通过语言打破原先的文化背景，破除等级森严的尊卑秩序。在母语的语境下，他们可以含蓄的暗示，但使用英语后传统文化的控制就被减弱了，有什么事只能直来直去的说。 这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美国南部的荣誉文化还是韩国的尊卑秩序，其内因都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传承导致的。文化传承，或者说民族性遗传，对于每个个人和国家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就像大韩航空的例子，每次的语言暗示带来的错误，最终都是触目惊心的生命作为代价铸就的。 教育意识的传统 作者在书中给读者提了个问题：大声读出4、8、5、3、9、7、6这一串数字，然后花20秒记下并且背出来。我觉得这也太小儿科了，我们平时背18位的身份证号码都好不费事，7个数字算什么。 可是，如果换到英语的语境下，恐怕就没这么容易了。连作者都认为，只有中国人能完整无误的背下来。 其实呢，不单是作者说的中国人读数字速度快，就是日常会话，汉语也可以很快。汉语里也许有很多音字，但每个字对应的只有一个音节。 我们常在新闻里听到，中国的学生到了欧美国家学习后，往往都是学校里的高分专业户，尤其是数学方面。作者研究认为，这也正是因为汉语语言结构的差异，使得中国的孩子学习数学比美国的孩子要快。国外孩子在用英语做算术题时必须先把文字转换成数字，然后在计算结果。而我们的计公式就嵌在语句中，无需转换就能直接计算。他还举了个例子，让中国和美国的孩子心算37（thirty-seven）+22（twenty-two），美国的孩子要先要有个转换的过程再算出结果来，这就比中国孩子慢了很多。 这个现象其实与大韩航空的例子是一个道理，不论是教育学习还是实际工作，背后都是文化传承在起作用。 他的研究发现，中国因为自古处在农耕文化的环境中，历来讲求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而这整个过程都离不开祖祖辈辈的辛勤劳作，这样的工作习惯反过来孕育出坚韧不懈顽强不屈的民族性格。而这样的性格特征也是达成成功的必要因素。 作者通过对美国本土的华裔调查认为，中国南方人最好的诠释了他眼中的传统中国人的既聪明好学又吃苦耐劳的形象，他称这种文化形态为：稻田文明。 我倒认为，作者的结论有盲人摸象的味道。他针对的是在美国参加TIMSS考试的学生，发现这些学生中南方的居多，进而认定南方人具有这些性格特征。其实这个结论不难解释，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还是以南方地区的居多。放眼整个中国版图，改革开放以前，农业自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尤其是中原内陆和北方地区，因为不靠海，只能土里求食。而南方则不同，不会种地可以打渔，不会打渔还可以出海谋生。如同地缘政治学里说的“海洋文明”一样，靠海的地区经济形态更为多元，人的心态也就更为开放。很多逃港的或是移民的，南方人居多就不奇怪了。 而因为移民群体中南方人居多，调查显示南方人会做算术题，看似就是很明显的结果。这其实也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 作者分析，自从90年代中期，纽约开始试行KIPP学校项目以来，接受这个教育计划培养的孩子，成绩提升非常明显。而这个计划主要针对的就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这些孩子通过这样的教育最终都改变了个人命运，或考取大学或找到了不错的工作。要我说呢，这就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方法。 这些接受KIPP教育计划的孩子们，每周上课六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7：25分开始上课，直到下午5点结束。晚上回家还有大量的家庭作业，很多孩子一直要到晚上11点才能结束一天的学习。而KIPP承诺会给予这些孩子摆脱贫困的机会。KIPP意思就是知识就是力量。（看到这段，我仿佛看见了美国版的“毛坦厂中学”） 之所以设计这样的教学方案，也正是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发现，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孩子除了民族性的文化优势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孩子不像美国的孩子放3个月的暑假，他们的时间都拿来学习了。可美国学生年平均在校时间仅为180天。先天的文化优势加上后天大量刻意训练，自然进一步拉开了亚裔学生与美国学生的考分差距。 记得之前有一期节目，万维钢借罗胖之口提到美国现行的教育制度，特别是在针对底层的贫困家庭和一些黑人社区的孩子时，采用的也是类似于中国的填鸭式教育。不管你能不能学会，学校都准备了一大堆的题目和测试，从早到晚将这些孩子的时间占得满满当当，孩子们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想着去玩去游荡，这样也能避免孩子们学坏。而这些孩子一旦接受了基础教育甚至完成了高中学习，出去后最差也能找个糊口的工作，这样也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过去常听到一些公知和大V批评中国现行教育制度扼杀创新埋没人才，限制了孩子们的想象力的。当时感觉似乎挺有道理，甚至暗自思忖，很有可能连我自己都是这种畸形制度下的千篇一律的产物呢。 可再一反思，真的是这样吗？一个制度的好坏，如果只用当时当地的眼光与尺度去衡量，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可是放眼更大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来看，事情就是另一幅模样。无论我们怎样诟病中国的教育制度，但是有一点无法否认，正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中国大面积的扫除了文盲，无数个在这种强制性地克隆式的教育模式下，受到简单的初级教育的人至少也能凭着基本的识文断字去找份工作了，而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教育，他们很有可能会祖祖辈辈一直处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无限循环中。也正是因为这个教育制度，中国才能储备大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并且在西方国家进行产业转型时，顺利的接过他们不愿意做的制造业加工业，一举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型为制造业大国。而正是这一转变才为今天中国能够积极投身于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积蓄了力量。 也许，一个个人、家庭或者国家，在创业初期时需要的就是通过这样最基础的看似“最笨”的教育方法改变命运，慢慢地一步步打通向上爬的管道。如果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纽约的顶级律所也就不会都被犹太人所把持。 再回头来看，“异类”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是那些获得特殊机遇的人——他们始终耐心等待，当机遇出现就抓住不放。对于冰球运动员来说，机遇就是生在1月份；对于犹太裔律师来说，机遇就是生在30年代，有一对勤勉工作的父母；对于大韩航空来说，机遇就是有人帮助飞行员摆脱传统文化的禁锢，从而降低空难事故率。 结语： 这些“异类”他们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是机遇与积累的结晶。他们处在优势与文化传承的网络中央，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则是后天养成的；有些是自己争取的，有些则仅仅靠运气——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到底，所谓“异类”从来就不是什么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