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小说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理查德-巴克斯特《圣徒永恒的安息》

作家刘以鬯想象同行海明威喝醉了酒，从十几层高的楼上摔下来，摔破了楼门口的一截遮阳棚，摔到地上，当然死了。海明威的血流了一地，他的右脸贴地，粘着沙土和血，一个女人就在旁边看着。

警察来了以后，看见十几个人远远围在那里，有那栋楼的住户，也有别家楼里的，从上海路路过的，从永昌路听了传闻赶来看热闹的。有人已在那里站了半个多钟头，等到警察来了，他们议论的声音由小变大，仿佛在无意间说着与这个摔死的男人之间的关系——那低语和沉默之中，拥有这个男人真正的秘密吗？

有人将一块旧的白色蛇皮袋盖在已经死了的海明威身上——蛇皮袋不够大，只遮了头部和半截身子，他穿了灰裤子的双脚还是摆在外面。警察腰间别着手电筒、电棒、黑盒子，俯下身子，脱掉一只手套，用白的右手轻轻调开一点蛇皮袋，看见海明威的脑袋已是一片血糊，样子十分难看。

他扫了两眼，将白色蛇皮袋合上。

人们围观死去的海明威，有人叹息着，到了吃饭时间，又不得不散去了。

警察用对讲机叫人来，搬走了成为尸体的海明威，一片血渍留在地上。抬头看时，太平洋公寓B栋二单元几个字写在一块刷成白色而已经变为灰白的木板上。木板日晒雨淋，已经有些开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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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九五八年夏日香港普通的一天上午，皮鞋匠已经在上海路和旁边的重庆南路一字摆开行头，晚起的人还倚着街边早点摊，在矮凳子上吃东西。台风刚刚过去，路上有伏倒的小树，吹断的枝丫。清洁工按习惯从远处的港英大道开始清理，又从港英大道放射状般往外面去。

上海路一片破旧的楼和窄街道，因为上坡路段多，连公交车也没有通到这里来。据说在十年前，大不列颠的新任钦差大臣奉命来到属地香港，有一个月时间到处闲逛，在上海路主持栽种过一排牙香树。牙香树有一点香气，人们用它的树脂来做肥皂，做成纸张，做成的纸美其名曰牙香纸，除了本意的香气，也说明可能亲近文人或恋爱的情侣。

而海明威倒下的地方，不远处就有那么两棵已经长成十来米高的牙香树，树上常年晾着几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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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记得，三年多前海明威从新爱尔兰号邮轮下船，岸上围着《人间》《香港晨报》《中学生周报》等报刊的新闻记者。记者们七嘴八舌提问，当日晚报印出来，有这样的消息：

美国大作家海明威表示，希望在香港小住，创作一部关于香港的小说。

这一住就是三年，有一段时间，海明威是晚报的常客，然而香港的文坛并没有随着他的到来有所改变，徐君他们的“新新鸳鸯蝴蝶派”小说很是风行，更流行的却是色情小说和花边新闻评论。香港有酒，有邮轮和歌舞伎，没有硬汉小说。

如今，沉寂多时的海明威成为新闻人物，虽然是一个“死掉了的”海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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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搓着自己的下巴，捻着胡子，提起笔在一张空白稿纸上写下一行字：

海明威，醉酒坠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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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小楼上，丝绸店老板家即将成年的少女司马丽还是缠着他，有时候又拎着半瓶洋酒来开他的玩笑，她的手腕环住他的脖子，就像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

说起这个司马丽，样子真是好看，大约十六七岁年纪，脸上白白净净，稚气未脱，学生头罩着她白净的脸。这个女孩子，胆子却极大。她说她厌倦了学校那些邋里邋遢的同龄小男生，她说她喜欢中年男人，喜欢他们身上的烟草味，他们烟黄色有细纹的脸。

她总是将带着少女香的身子朝他凑过来。她手里拿着洋酒瓶，在他面前对着瓶嘴喝一口酒。

这让刘先生哭笑不得。

他是好酒不假，他烟酒不离身，孤零零一个人，不时也有一些男性的荷尔蒙需要释放。他还有几个相好的女人，得了稿费总要去一个人那里坐坐，请她一起喝酒。多数时候，他为生计苦恼：文章还能持续发表，但写的小说没有读者，一个富商子弟朋友坚持办的文学刊物，一期只能卖出去两百份。他还是缺钱。

他如今穷是归穷的，早年的家庭生活与高等教育让他保留着一点犟脾气，不该他得的东西，他也不想要。

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他不受女文青和太太们的捐助——

他爱女人，但不沾染良家妇女。

他爱酒。

酒，当然是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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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喝着酒在茉莉餐厅和新认识的舞女杨露聊天。杨露也很年轻，十九岁的样子，有一点风尘味道——他觉得这是他喜欢的，灯红酒绿，红尘女子，大家各取所需，要开心。他喜欢杨露，本能地远离司马丽。

是司马丽未成年，或者稚气吗？也不是。司马丽的笑有一种风的放荡。这让他不安。他害怕她什么？她又不吃人。他不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竟有些害怕自己醉倒在这个长虎牙的小姑娘身上。他还有不忍见到一个家境尚可的女孩子甘于堕落的心：他有意和这个女孩子说，成人的禁果，最好不要去偷食。

连喝酒，也要找对人。不对的酒他是不爱喝的。

很少出门，正常的情况下，一天两顿饭。有时相熟的编辑来了，好心请他去下馆子，去牛马道的越南餐厅，一面吃肉，一面喝白酒。

白兰地，他喜欢和女人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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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屋里尽是烟雾和旧书，他带着这些烟雾和旧书的形状和气味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晚上亮着灯继续写各种东西，纯文学，武侠小说，千字杂文，新接的剧本。有时他在斗室中前后走动，有时整个人无不快活，写到天亮，白天到门口去应付来催稿的跑腿助理编辑。

“一根筷子飞起来，搜的一声穿过整个堂屋，不偏不倚，正好插在已经中了邪魔的空空道人太阳穴上。道人登时毙命，邻桌还没人意识到有人出手，已经悄悄杀掉了作恶的疯道人，自己不知从哪里遁走，不见了……”

武侠小说，一行一行又一行。

这是他迫不得已要写的东西。

这是他从前不屑于写的东西。

鸳鸯蝴蝶梦，新鸳鸯蝴蝶梦，新新鸳鸯蝴蝶梦，他都不喜欢。

一开始说是迫于生计，时间长了就这样一页页写下来，慢慢的竟不觉得无聊，不羞耻于自己的文才用错了地方，一页接着一页，他写得越来越顺手，心里早就没有那层隔膜，什么“五十年来最值得一读的小说”之类的话，也懒得谈了。

有天夜里，他同时写作一个武侠连载，一篇古典言情小说改编连载，一个剧本的梗概，一个东西的灵感用尽，他点根烟，接着换另一个东西继续写。

只要坐下来，摸出钢笔，两包烟在旁边放着，有酒，写作的机器就照常运转。

他几次和那富商子弟朋友闲时吃饭，说着上面的话。

新武侠热。

新鸳鸯蝴蝶梦热。

报纸热销。

邻居的信箱里尽是些离奇故事。

武侠小说走红，各家报纸都在连载，月刊登半部，季刊干脆一次性将整部武侠小说头条推出！读者看得热闹，卖字卖文的人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这时谁有天眼，大概就能看到此时沉迷于通俗写作的刘以鬯后来有一个预言：

五十年后，我的一部小说被香港知名导演改编成电影。我的家属替我拿到第一笔电影版权稿酬。

电影业方兴未艾，武侠热苗头已露。四月，《文艺伴侣》武侠小说催得紧，电话打过来，将他叫去，一个月要赶出一个大中篇来，相当于半本长篇小说。

到了五月，《文艺伴侣》的空缺果然已经写好。这一差算是对付过去，手上拿回一个信封，信封里头伍佰元港币已经到手：三个月房租是不用愁了，还可以出去吃饭，请杨露小姐喝洋酒——白兰地，要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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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到这里，他当晚果然就约了杨小姐，照例在茉莉餐厅，点了几个菜，叫一瓶三十元的白兰地。

杨小姐青春的身体在对面坐着，单手支在甜美的下巴。她浅浅地笑，问他是不是又接了新的稿约。她啊，有微微上翘的唇，抹着介于粉色和红色之间的口红，说话的时候，每一刻的好看。男人们喜欢她，请她跳舞，请她喝酒，他不去问。

他说，比稿约还好，已经拿到大笔稿费。他拍着自己的左胸示意，一个男人的快意写在脸上，映着餐厅的霓虹灯。杨小姐听了，也跟着他笑，一面为他打开瓶盖，各自倒了半杯酒。

餐厅的侍者将半熟的牛排端上来，将白水煮的锡兰芥菜端上来，将鸡肉卷也端上来……一人一份，就着酒，就着眼前的当下的愉悦，度过好时光。侍者因为认识杨露，态度也总是很和悦，他们用着精美的西餐，不是家里，胜似家里。

喝到五六成醉状时，他问她，可有什么生活的打算。

这是个意外的问题，不论清醒与否，他从不与人谈。

打算啊——没有。杨露端着酒杯，停住酒，笑笑说着。

继续跳舞啊，我还年轻，可以多跳几年。恰恰，快三，慢四，探戈，吉巴特，不厌倦……

继续着，觥筹交错。

晚上在附近开房间睡觉，他在杨露身上做着武侠小说里的英雄，白床单上飞檐走壁，大汗淋漓，她也很快乐。

年轻就是好啊！

年轻的女人，身上有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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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刘先生书桌上放着一小瓶半斤装洋酒。

六月的某天下午，他在房间里摇着扇子写稿，房东敲门进来，告诉他有他一封信。

他请房东将信放在门前的小桌子上，并说了声感谢。等到傍晚时分，要出门吃饭，才信手将那封信拿来看。一封英文书信，只在信封上用小学生般的字体歪歪斜斜写着“刘以鬯先生亲启”几个中文字。正文用英文写成，现在为方便，翻译成中文，大意是：

“亲爱的司各特：

明天我们去庞朴罗纳。在这里钓鱼呢。你好吗？泽尔达好吗？

我最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自我离开巴黎之后除了葡萄酒，别的什么酒也没喝。上帝啊，这儿乡野真美好。不过，你不喜欢乡野。好吧，免去对乡野的描述。我不知道你对天堂怎么看——一个美丽的真空，富裕的一夫一妻人群，能耐都大得很，都是名门望族的成员，一醉到死。地狱大概是丑陋的真空，满是穷人，群婚群居，没有酒或者都有慢性胃病，他们称之为”秘密的忧伤“。

对我来讲，天堂就是一个大斗牛场，我拥有两个前排座位；场外有一条鲑鳟鱼小溪，别人不许在里面垂钓；城里有两座可爱的房子： 一座住我老婆和孩子，一夫一妻制，好好地珍爱他们；另一座安置九个美丽的情妇在九层楼的每一层；一座房子里点缀有《戴尔》的专藏本，印在软餐巾纸上，每层厕所里储放；另一座房子我们用《美利坚墨丘利》和《新共和》。另外，庞朴罗纳有个不错的教堂之类，我可以去，一路从这座房子忏悔到那座房子。我可以和儿子骑马到我养斗牛的牧场，名字是哈先达？哈德莱。沿路我向住在两旁的所有的私生子投掷硬币。我在哈先达牧场写作，并派我儿子去给情妇们上贞洁带，因为有人骑马来报信说看见臭名昭著的一夫一妻主张者菲茨杰拉德一路骑来，朝着晃荡喝酒的人群聚首的小城而去。

明天一早我们终究是要进城的。写信给我到西班牙庞朴罗纳昆塔那旅馆。

你或者不喜欢写信？我喜欢写信，因为写信让我感觉不在工作而又没有无所事事，很醉人。

再见。我们俩问候泽尔达。

你的，

欧内斯特”

（以上部分用大写字母写成）

如上，尊敬的刘以鬯先生，这是我于1925年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一封信。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比您现在的年纪要小。我爱喝酒，司各特也喜欢喝酒，那年他刚刚写出你们称之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小说。说实话，我对那小说不以为然——但我们都爱喝酒，也爱漂亮的小妞，和您一样。

早想写一封信给您，一来因为您在香港文学界的贡献和作品，值得我早早写信给您，并求得登门拜访的机会，二来，我经人帮忙，也读到了您那篇十分幽默的关于“海明威之死”的文章——不知那位海明威先生是否是我本人，或者别的一位……总之，我也听到一些议论，觉得很有趣，想要认识这位文章的作者，也就是您，鼎鼎大名的刘先生。

我仍在维多利亚的秘密附近小住，近期还不打算离开。这里有我几位朋友，一位作家，也许您认识，叫做杰克。另外，我的一位远房亲戚也住在这里，他提供我的食宿，照料我客住的生活，我很感激。

我们同处在一种时代平静的躁动中。对于我的国家，战争已经过去十年，新的一代人出生了。而您的母国——我这样试过合适吗？（听说您本是上海人）——正在进行着不可思议的社会主义建设，而香港或许将是新世界的熔炉。所以我来看看，并且带来了鱼竿。

您的其他作品，我也找来读了一些。

这是我写信给您的原因：希望在您有空时，我们见上一面，聊一聊文学或是生活。

如果您不介意，我希望去一家街边小馆，我将带上我的马爹利。

祝好！

敬重您的朋友

欧内斯特·海明威

……

“这位海明威先生……爱开玩笑”。

他轻轻一笑，将信放下，出门吃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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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海明威果真在香港去世，享年六十二岁。据说他非醉酒，也不是死于落寞。

2017-08-12 02:06:14 初稿

2017年11月22日再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