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文学与观念史/概念史

1 我曾自立一口号：“古今之变以西方为参照，中西之争以日本为对比。”这里的“古今之变”与观念史、概念史等关系密切，“中西之争”与比较文学关系密切。鉴于古今之变与中西之争往往纠缠在一起，我们可以认为，比较文学跟观念史、概念史等，关系也非常紧密。 事实上，我讲比较文学时，有些案例就跟观念史有关系。如莎士比亚《李尔王》剧中两种对“nature”的理解的冲突，就涉及观念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又如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中“欲废儒书读墨经”一句，就必须结合清代尤其晚清盛行的“西学中源”说来理解。 进一步地说，我们讲中西比较，问题并不简单，原因之一是“中”与“西”都是流动的、变化的，比如西方中世纪的文体学绝不等同于西方今日的文体学。因而，完整的中西比较必须将“中”“西”各自的古今之变考虑在内。所以，比较文学必须与观念史、概念史等结合起来。 2 我又曾写了这样一句话：“Vico之学有两端：一曰求各族之同，二曰辨历时之异。钱锺书承其一，Auerbach承其二。”这句话其实是对钱锺书的含蓄的批评：他的著作对“历时之异”辨析不够。另外，我们从现当代文学里获得的某些文化冲突的印象，又似乎与钱锺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大判断相矛盾（当然，钱的大判断有他的合理性）。这里就涉及一些比较奥妙、不易理清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钱锺书跟Auerbach治学路数不太一样。钱锺书倒是与Curtius有一定相似性。现在想来，这种相似性并不仅仅体现在“讨论问题从哪里切入”这样的技术性的层面上，更体现在二人的立意上：钱锺书主要谈中西之间的“相通”，Curtius主要谈西方古今之间的“延续”。虽有一横一纵之别，所论却皆以共性为主。 3 只言片语，不成系统，以后继续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