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命112：“三观”太正面，只好逃避现实

贵州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出现于1886年。当时赵以炯二十九岁。据说他在参加殿试时，光绪皇帝高兴地出了个上联：东津明，西长庚，南箕北斗，谁能为摘星汉？赵以炯迅速给出下联：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愿作探花郎。看样子赵以炯不但才华横溢还雄心勃勃——“探花郎”说得貌似谦虚，其实更有志在必得的意味。 历史上的贵州是个蛮荒之地，文风不振。赵以炯之所以能横空出世，除了天资聪颖，还有相配的家庭因素。他父亲早年战死，母亲一个人抚养他们兄弟姐妹六个，其中艰辛不可想象。好在母亲娘家挺富裕，还是书香门第。赵以炯小时候被寄养在外公身边，深受三位有文化的舅舅之熏陶，倒也不至于活得悲惨。十岁开始，赵以炯与弟弟一起接受外面老师的教育，最终进入贵阳的贵山书院学习。在读书层面，他比一般孩子幸运百倍。有人翻出赵以炯孩童时代的一首诗《咏刺梨》—— 生在山间不入盆，擅妍不肯进朱门。 却和龙井酿成酒，贡上唐朝承圣恩。 ——其中至少可见，他并不为生活忧愁，内心一片光明。 但真正走进朝廷官员序列后，赵以炯渐渐淡化了幸福与激情。从1886年当状元到1900年母亲去世这十四年，其官场履看似丰富，却没什么功绩可言。这与其年轻时的壮志凌云性格似乎不符。只能推测，他置身于“酱缸”（台湾柏杨语）中，深感无力吧？他返家为母亲服丧期满，回到京城不久，就辞官了，开始在家乡的讲学生涯。如果不是对官场深感无聊甚至厌恶，一个积极于科举的人，不会如此简单地自我终结仕途。 当年赵以炯和弟弟进京参加会试，作文题目是《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他所作文章获得极高评价。由此推测赵以炯内心对“善”的认识非常深刻，也就是说，他的读书做学问经历，深刻塑造了其“三观”，并且是正面的。怀有完全正面“三观”的人，往往不能充分“融入”名利场，他最后的逃避就可以理解。 回老家当学者六年，赵以炯就病逝了。家乡人并不在乎他是不是朝廷官员，只有状元这个光环一直被人们推崇。与他同时代的贵州名贤黎庶昌，曾任中国驻日本公使，他赞美道—— ……吾黔贵阳赵君仲莹（即赵以炯），实始以状元及第魁斗天下，中外尤以为异。士在黔闻者，相以引觞称庆，有若荣宠之被其身。 ——他的荣耀被家乡每一个人视为自己的荣耀。而这是一个获得荣耀的人的最高境界。因为这种荣耀能鼓舞一方“士气”，不是个人“私产”。就好比中国人过去总喜欢拿老祖先的“四大发明”安慰自己一样。到了今天，仍然有人在研究、探寻赵以炯的故事，甚至想把他拍成电视连续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