癞头僧

我终于能够承认我是大众的一员，是平凡者。我开始觉得，你的思考并不使你成为一个“特别”的人。尽管你想了那么多身边的人不去想的问题，像你这么做的人也只是人群中的极少部分，但是这不意味着你是觉醒的。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所有人，隶属于同一个物种，使用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生理系统。用同样的腺体分泌物去感动、仇恨、欢笑和愤怒。真的没什么不同的。每一个人都在很认真地活着，兴许他们比正沉浸在思绪里的我更理所当然地活着。
就像在我认识到生命的无意义之后——如果这个认识是对的话——我总是止不住地去寻找到一点点能赋予我生命以意义的东西。但是一只在阳光下酣睡的猫，在草叶另一面晃着触须的昆虫，它们不需要这一套过程，生命的意义那么充分，那么自然地指示着它们继续生活。这样根深蒂固的认知堪称一种与生俱来的信仰。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免于思考这一苦刑的权利，而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就可以叫做高贵吗。
许多人这么活着，不知道为什么也不需要去知道，他们认真地去行走，去奋斗，去怯懦去畏缩。他们不屑于去看一眼世界，因为世界没有他们此刻用筷子夹起的几片菜叶更加重要。
在剥离了我怀揣了这么多年的嘲讽和羡慕以后，我对他们只剩下了敬佩。
也许这和铁房子的寓言隐隐相似，但是这并不绝望，这是生活。
如果说你信仰真理之光，你认为世界上存在着真理的标准，你以此来界定自己的优越，那么这究竟是事实，还是你作为受刑之人的自我安慰。
我曾经写过很多故事。
独自一人在路灯下对着无人的黑夜唱哑了嗓子的歌者，拒绝宿命而杀死神使的牧羊人，像恶犬一样忠诚而残忍的孤儿，在寒冷荒夜中独行而迷失的刺杀者，在雨季潮湿的灯光下抽烟的女人……也许这么说会过于俗套，他们全部都是我，看着红灯跳绿的我，看着窗外停下笔的我，看着屏幕夹着烟蒂的我。这是主观的说法，客观定义我也早就在某个地方写过。
作者只能写出自己的感受，读者也只能看见自己的经验和人生，因此作品一旦写成。在最后一个字收笔加上句号的时候，它已经成为客观事实独立存在了。
一种独立而高贵的存在，任凭你们随意解读，她也不动如山。即使你撕碎、焚烧、改写，她还是在那儿，冷漠地看着你，居高临下。
我曾把写作当做改变世界的镰刀，后来我把它当做生命的意义，再后来我把它当做生活的组成部分，现在我把它当成一样获取快感的工具。
因为写作这件事并不是多么伟大的东西，一个文人的地位没必要捧得那么高，这个时代里谁还不会发两句朋友圈呢。现代文学的老师说，作家的作用只是去创造美，提出问题，这就够了，你不能指望他提出救国之道。我像个被老师表扬了的小学生一样自豪地笑了出来，可算是有人帮我把我想说的说出来了。
文学也一样，它无疑是美好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欣赏和热爱。但他绝对是无用的，除了精神上的愉悦。他也许能够改变一个人，但是能什么东西都能改变一个人，因为人的认知本来就是流动的，如果把这种改变当做事实依据去说文学能够塑造人、提升人，未免太过自负了——是谁规定了这个改变的方向就是向上的呢。
也许这也是《心念的奇迹》里最后的隐喻：“这本书所说的一切/也有可能是错的”。
我说这些，是因为我终于放下了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所有自负和骄傲，并且终于明白并没有在从事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这个消费和生产的时代里，我们这些人从事着文字和概念的拆解、编排和生产，从读者的回馈里扩大再生产。
所以我终于和那些我书写过的人物有了很好的一次告别，对不起，我必须得走了。不过我还是会继续写这些故事，因为我基本上没有一个写完的……很尴尬。
这意味着我不愿意再去书写一些晦涩难懂的东西，我开始希望有人来看看我写的东西——过了这么久我终于承认了我否认了那么久的东西——虽然可能还是没什么会来看。
癞头僧敲开朱漆大门，向那户人家讲述着可怕的预言，时不时笑逐颜开，好像不在乎别人在不在听——可他恰好是最开始那个非要敲开门去讲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