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哪句话最有道理
查看话题 >人性无所谓善恶，只有坚守自我或随从大流的选择
人性善恶自古以来就是中外思想家、哲学家必争之焦点话题。同为中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家，孟子和荀子在人的善恶本性上的观点却截然不同。
孟子继承孔子之学说，主张“性本善”，人性有向善的天性，每个人生来都有“不忍人之心”，这也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这样写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因此，“仁义礼智”也就是孟子认为如四肢一般，作为人天生就应该有的东西。
而荀子完全不认同孟子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恶”。在著名的《荀子·性恶》篇中，荀子开宗明义地就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的天性就是恶的，善良的行为都是人为做出来的。人生来下都要吃喝，都会贪图舒适安逸，都有“好利疾恶、耳目之欲”的本性，顺着这些本性，人就会作恶。因此要依靠圣人制定礼仪法度，来规范世人的行为。
其实，从更符合人性的观点出发，荀子的“性恶”说更客观，更符合人性。“恻隐之心”，就是同情，怜悯，看见别人遭受的苦难，而发善心施援手，恻隐源于人类的同理心，并非人天生就有的，而是当人成长到一定岁数，有了神识，知道什么是疼痛苦难，从而感同身受才会产生的。当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婴儿初生，一切都未发育完全，无意无识，无知无念，只有作为动物本能的吃喝拉撒，哪里来的恻隐羞耻、谦让是非之心。
心理学界极富盛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似乎向人们展现了人性恶的本质。1971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带着一群大学生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试验。菲利普将学生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扮演狱警，另一组扮演囚犯，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教学楼里开始了模拟监狱生活的实验。
实验的一切环境都非常真实，“囚犯”们都穿上真正的囚服，戴上脚镣和手铐，并有囚犯编号，有些学生甚至是从家里被逮捕的，而执行逮捕的是真正的加州警方，当家人和邻居看见学生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被呼啸而去的警车带走，都大为惊讶；而担任“狱警”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真正的监狱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检查，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
实验第二天，感到无聊的囚犯为需求刺激，开始造反，他们撕掉自己的编号，并恶言挑衅“狱警”，“狱警”向菲利普求助时，菲利普要求他们像真正的“狱警”一样自己解决问题，于是“狱警”们商量后决定开始惩罚“囚犯”，他们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关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囚犯”的被褥床垫，让他们睡冰冷的地板，甚至不允许“囚犯”睡觉，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报数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手段让“囚犯”们认识到这不是一个游戏，这都是真实的，于是有的“囚犯”忍受不了巨大的压力，精神开始出现崩溃，出现放声大哭以及各种不正常的行为。菲利普发现，原本一群心理健康的大学生，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残忍的施暴者，他们觉得自己的残忍行为都是理所应当的，都是为了维持“监狱”的秩序，而完全忘了面对的是和自己一样的同学。
实际上，“斯坦福监狱”实验并不能证明什么人性的善恶，因为参与实验的人都是心智已经发育成熟的成年人，有成形的行为准则和观念，并非不谙世事的婴幼儿。这个实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人在大环境之下，是会跟随环境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的。实验前，人们都是同样的年轻人，大学生，有平等的地位和友好的关系；实验后，人们开始分化阶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泾渭分明，人们在这样一个社会阶层下，开始定位自己的身份，并为了这个身份而行事。
人的善恶，其实是在权威与大潮流之中的选择，与其说人有善恶，不如说人有从众与独立两种基因，到底哪个基因更强大。
1960年5月，在二战期间屠杀了几十万犹太人的德国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逮捕，并送到以色列受审，由此而引发了一场人类思想上的大辩论。
在法庭上，艾希曼反复地辩解，说他只是执行希特勒的命令而己。他自己在生活中是个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的“好男人”。
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出席了艾希曼受审现场，并由此发表了其影响深远的作品——《邪恶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汉娜认为，其实在很多时候，邪恶的事多是由普通的凡夫俗子干的。很多纳粹党员入党时根本不知道希特勒的计划，大多数人只是纳粹命令的消极执行者。艾希曼在很多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他是滔天大罪下的一介平庸小官。
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在艾希曼受审后感概道：人类的良知在权威面前到底能不能坚守？1961年夏天，他在耶鲁大学心理学系做了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米尔格兰姆服从实验”，它证明了人性中的善恶往往是在一念之间，在强大的权威面前，我们有时很容易放弃良知，被动地去做那些邪恶的事情。
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社会实验，最著名的就是某伟人搞的全国性实验“大跃进”。由于题材敏感，这里就不详述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个人公众号“蓝石社区”。
孟子继承孔子之学说，主张“性本善”，人性有向善的天性，每个人生来都有“不忍人之心”，这也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这样写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因此，“仁义礼智”也就是孟子认为如四肢一般，作为人天生就应该有的东西。
而荀子完全不认同孟子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恶”。在著名的《荀子·性恶》篇中，荀子开宗明义地就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的天性就是恶的，善良的行为都是人为做出来的。人生来下都要吃喝，都会贪图舒适安逸，都有“好利疾恶、耳目之欲”的本性，顺着这些本性，人就会作恶。因此要依靠圣人制定礼仪法度，来规范世人的行为。
其实，从更符合人性的观点出发，荀子的“性恶”说更客观，更符合人性。“恻隐之心”，就是同情，怜悯，看见别人遭受的苦难，而发善心施援手，恻隐源于人类的同理心，并非人天生就有的，而是当人成长到一定岁数，有了神识，知道什么是疼痛苦难，从而感同身受才会产生的。当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婴儿初生，一切都未发育完全，无意无识，无知无念，只有作为动物本能的吃喝拉撒，哪里来的恻隐羞耻、谦让是非之心。
心理学界极富盛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似乎向人们展现了人性恶的本质。1971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带着一群大学生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试验。菲利普将学生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扮演狱警，另一组扮演囚犯，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教学楼里开始了模拟监狱生活的实验。
实验的一切环境都非常真实，“囚犯”们都穿上真正的囚服，戴上脚镣和手铐，并有囚犯编号，有些学生甚至是从家里被逮捕的，而执行逮捕的是真正的加州警方，当家人和邻居看见学生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被呼啸而去的警车带走，都大为惊讶；而担任“狱警”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真正的监狱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检查，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
 |
实验第二天，感到无聊的囚犯为需求刺激，开始造反，他们撕掉自己的编号，并恶言挑衅“狱警”，“狱警”向菲利普求助时，菲利普要求他们像真正的“狱警”一样自己解决问题，于是“狱警”们商量后决定开始惩罚“囚犯”，他们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关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囚犯”的被褥床垫，让他们睡冰冷的地板，甚至不允许“囚犯”睡觉，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报数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手段让“囚犯”们认识到这不是一个游戏，这都是真实的，于是有的“囚犯”忍受不了巨大的压力，精神开始出现崩溃，出现放声大哭以及各种不正常的行为。菲利普发现，原本一群心理健康的大学生，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残忍的施暴者，他们觉得自己的残忍行为都是理所应当的，都是为了维持“监狱”的秩序，而完全忘了面对的是和自己一样的同学。
实际上，“斯坦福监狱”实验并不能证明什么人性的善恶，因为参与实验的人都是心智已经发育成熟的成年人，有成形的行为准则和观念，并非不谙世事的婴幼儿。这个实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人在大环境之下，是会跟随环境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的。实验前，人们都是同样的年轻人，大学生，有平等的地位和友好的关系；实验后，人们开始分化阶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泾渭分明，人们在这样一个社会阶层下，开始定位自己的身份，并为了这个身份而行事。
人的善恶，其实是在权威与大潮流之中的选择，与其说人有善恶，不如说人有从众与独立两种基因，到底哪个基因更强大。
1960年5月，在二战期间屠杀了几十万犹太人的德国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逮捕，并送到以色列受审，由此而引发了一场人类思想上的大辩论。
在法庭上，艾希曼反复地辩解，说他只是执行希特勒的命令而己。他自己在生活中是个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的“好男人”。
 |
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出席了艾希曼受审现场，并由此发表了其影响深远的作品——《邪恶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汉娜认为，其实在很多时候，邪恶的事多是由普通的凡夫俗子干的。很多纳粹党员入党时根本不知道希特勒的计划，大多数人只是纳粹命令的消极执行者。艾希曼在很多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他是滔天大罪下的一介平庸小官。
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在艾希曼受审后感概道：人类的良知在权威面前到底能不能坚守？1961年夏天，他在耶鲁大学心理学系做了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米尔格兰姆服从实验”，它证明了人性中的善恶往往是在一念之间，在强大的权威面前，我们有时很容易放弃良知，被动地去做那些邪恶的事情。
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社会实验，最著名的就是某伟人搞的全国性实验“大跃进”。由于题材敏感，这里就不详述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个人公众号“蓝石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