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毛泽东谈忠孝：把忠孝讲到极点，国家自然强盛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一切圣贤教育的核心。孝，是做人的根本，是家庭幸福的源泉，是社会安宁的保障。
    儒家十三经的第一经--《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孝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孝的观念源远流长，殷商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孝”字。“孝”是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友爱兄弟及关爱幼者的伦理行为，体现出感恩、善爱和礼敬。推己及人，皆加礼敬，善待他人，感恩奉献，成为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汉字教育的“教”字，就由“孝”和“文”组成，因此教育的根本就建立在孝道人伦的基础上，道德品格的教育由此逐步扩展开来，起到教化民众、树立良好社会风尚的作用。
    中国古代历代都有表彰孝子事迹的记载，官修正史上也都立有《孝义传》，使忠臣孝子能名垂青史。
    儒家思想中，孝被认为是儒家仁学的基础，孔子云：“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社会伦理关系也是由“孝”为基础的家族伦理自然扩展而来。“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悌”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孝道文化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
                
                    周代将孝道作为人的基本品德，提出“三德”：“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三行”：“学孝行，以亲父母；学友行，以尊贤良；学顺行，以事师长”。
    《吕氏春秋·孝行》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为人父母。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人为人兄者也”，“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忠是孝的延伸。“古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说明忠与孝是统一的。古人云：“大孝即忠”，这一说法来源于孝文化的三个层次。
    《孝经·开宗明义章》中明确指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意思是：所谓孝，初始境界是事奉自己的双亲，中层境界是尽忠于自己的祖国，最高境界是修身立命。在这里，孝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孝敬自己的父母，而是应用到了爱国家爱民族乃至大爱天下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至高境界。
    《礼记》云，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意思是，孝有三种情形：小孝奉献气力，中孝建立功劳，大孝无穷无尽。贯彻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纲之中，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也包含了孝的三个层次：小孝治家，中孝治企，大孝治国。
                
                    孙中山说：“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曾提出忠孝问题，说：“我们提倡忠孝不是忠于某一个人，孝于某一个人，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就是最大的孝。”把“不独亲其亲”、“不独老吾老”的传统美德，提炼、升华为革命大无畏牺牲精神。在这种移孝作忠的道德观指导下，许多革命先烈通过尽“忠”来实现尽“孝”，抛头颅洒热血，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使全中国的父老乡亲从根本上改善政治、经济地位，过上幸福生活，实践了最大的孝，体现了最大的忠。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做人有义，做事有信，是关公孝义文化的具体行为体现。
关公的孝义文化就是由事亲之孝，扩展为忠孝一体，又扩展为五伦之义，不仅要在家里孝顺父母、兄弟友善，在学校里尊敬师长，在工作岗位上尽忠职守，在商业经营中诚实守信，在人际交往中有情有义，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也要有忠有义，气节不亏。
    关公孝义文化以传统儒家孝文化为基石，已经形成一套系统的、严密的、哲理化的道德教育思想，这是当今时代孝文化新理念的重要一环。对于构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社会理想也是不可或缺的道德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