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到底有什么不同？

70后、80后、90后、00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早已习惯了类似的代际划分。但在这般简单粗暴的划分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个体的独特记忆、故事、玄机与不公？

当我们轻而易举说起“一代人”的时候，是否囊括了这个社会上所有和你年龄相仿的人？是否有一些群体或个人，从来不曾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也注定不会被想起和提及？

在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成名、金钱、地位的同时，我们为什么而痛苦？又为什么而焦虑？当我们渴求爱情、亲情与被理解时，又为何时常感觉自己身陷于某种空洞中，犹如被困在沼泽地？

2017年12 月 18 日，由单向空间、单读、单向街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正式拉开序幕。六位当代创作者梁鸿、张定浩、李霄峰、陈楸帆、淡豹、戴潍娜，以“我的青年时代——一代人的痛与爱”为题进行主题演讲。

为了让读者们了解这个时代的创作者在关注什么，了解他们如何解决上述疑惑，我们重新梳理了长达3小时演讲的内容，以虚拟问答和对话的方式，呈现那些值得被关注、思考、讨论的思维闪光点。

整合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畅

青年时代与“一代人”

如何定义或描述你的青年时代？

它怎样改变了你日后的人生轨迹？

张定浩：上大学时，我是一个在工科院校里面、喜欢读文学书的16岁文学少年，跟周围格格不入，没有电脑和网络，也没有连锁酒店，只有人跟人的相处，在课堂上、足球场上朝夕相处。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回忆。后来被分到安徽的电场，好听一点叫工程师，叫工人也可以，那时候我才二十岁，在电场里面待了五年，我不是自己要待那么长时间，是没有能力离开。我想自己很多时候，之所以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不是我一定要走哪条路或者是我特别想走一条路，而是知道我自己没有能力做别的事情。

大家千万别觉得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因为励志的前提是知道自己的志向，但是我到25岁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或者能做什么，我确切的是不能做事情。我就像一个很早就搭上一个早班车，但在中途就莫名其妙下车的人，然后不断地错过每一班车，一直处于匮乏和散乱当中，匮乏是知识的匮乏，信息的匮乏，甚至勇气的匮乏，没有多少勇气年龄的时候，现在更加没有了。

张定浩，1976年生于安徽，《上海文化》杂志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写诗和文章，著有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文论集《批评的准备》、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等。

李霄峰：青年和少年时，大人教育你，读书多了可以赚取功名，可以过得好，你的老婆会长得比别人漂亮，房子可以住得再大一点，简而言之就是提升你的阶层。但是这个就不仅仅是读书的问题，而是欲望的问题，欲望是无尽的，是非常折磨人的。但是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十几年，也就是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那十几年，我感觉到生活里有一种价值观上非常强烈的冲击，那就是理想和物质的交融，现实和浪漫的交融。

李霄峰，导演、作家。主要作品：电影《追·踪》、《少女哪吒》；文集《失败者之歌》。

有没有哪个场景，或哪种心境，曾让你想要流泪，记住，并反复思考的？

张定浩：我现在在上海工作，办公室外有很多爬山虎，冬天，叶子都落了，爬在墙壁上的灰白色的根茎，让你觉得它们都死掉了。但是我在那儿待了快九年了，我知道它们每年春天又会重新开花，开出新鲜的叶子，那些花苞会发红，在灰白的根茎后面，它们到春天依旧会开花，那是年年来去的东西，每一年你知道它都会有新的东西，它没有死。这样的一种场合会让你很安定，你会觉得没有太多的焦虑，所有过去的东西不是不值得回忆，重要的是每一个即将到来的日子。

梁鸿：写完《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之后，我发现自己因为梁庄获得了很多资源，但是我并没有为梁庄做点什么，你用真实之名抵达了生活，但最终你仍然远离着梁庄，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在我的思想内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跟梁庄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在写完梁庄之后，我又回到老家，沿着我们村口的那条大河走了十几天。有一天站在河边，因为是深秋的时候，秋天对我来讲意义是特别重大的，突然间泪流满面，说起来好像有点矫情，但是你真的看到滔滔河流永恒地在流逝，两岸的村庄非常安静，就好像一直在那里，但实际上里边的人是不一样的，里边人的生活是你无法想象的。

梁鸿，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已出版《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等。

如何看待我们经常说的XX后代际划分？或“一代人”这样的提法？

戴潍娜：我过去非常反对像70后、80后、90后这样的代际化，因为它让我想起了iPhone4、iPhone5、iPhone6，现在是iPhoneX了，总之就是流水线工具化的一代，充斥着各种虚张声势的升级换代。但是现在我似乎越来越能够欣赏跟品尝到其中微妙的对应和讽刺的关系，也许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当机器模仿人性的丰富与有趣时，人类正在努力的模仿机器的刻板与乏味。

戴潍娜，作家，诗人，作品《灵魂体操》、《我的降落伞坏了》。

梁鸿：一个最直接的疑问，是当说到一代人这个词语的时候，你心中你的一代人包括哪些群体？其实这句话我是在问我自己，我心中的我的一代人到底包含了哪些群体？这在今天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我们的社会学科孙立平教授曾经在很多年前说过一句话：我们身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和时代。我想断裂不单单是指社会阶层的分裂和固化，我觉得在更大意义上，其实他指的是我们心灵和观念意识的断裂，尤其在最近这一些年。

我们从新闻里得知了种种符号一样的语言——农民工、打工者、留守儿童，但是我们真的知道他们吗？贫穷地区农村出来的孩子很少有机会考上好的大学，当然更没有机会有好的职业，他们没有上升渠道，因此也没有成为我们这个社会阶层的“中等阶层”，更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看似今天乡村也拥有了手机、网络，能够和我们一起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资讯，甚至拥有了像快手那样表达自己的平台，但是他们仍然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来到了他们的面前，而他们却并没有因此站在世界的面前。阶层的固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就像我的婶子，她的痛苦只能被作为农民工来被表述，这是非常大的误解，她的所有的爱和倾诉也只能被作为一个农村工问题衍生出来的问题而被对待，她无法拥有一个独立的价值，无法成为人的痛苦，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人们辛苦劳作，

只是为了尽早从里面爬出来”

如何评价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他们吸引你或让你不解的地方有哪些？

淡豹：大多数人在这个时代并没有通过辛勤劳动去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在他们的劳动形态中间是谈不到有创造性的可能性的，也就是说要以创造为目标来劳动，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特权了。人类学家项飚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工作洞”。他是这样说的：人们去工作就像跳到一个洞里面，发疯般的继续，咬牙，几年之后从洞里爬出去，歇一口气，过相对清闲的日子，开个烧烤店或者是搞搞直销，或者是炒股。然后呢过几年等到钱花完了，或者是他失去了安全感，他再重新跳入到工作洞之间，人们跳进这种工作洞穴的时候是带点英雄气概的。因为洞里很苦，可是为了未来你要忍，这是一种积累策略，是生命的一种投资策略。他描述的是底层劳工移民、下岗工人，但我觉得这对中产阶级也在某种程度上适用。

也就是说，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劳动自身失去了内在的价值，人们钻进工作的洞之中辛苦劳作，只是为了尽早从洞里面爬出来，人们对于劳动的感受是痛苦的，大多数人会觉得要赚钱注定是痛苦的，一定要咬着牙忍下去，而自己的生命将开始在自己终于从洞里面爬出来的那天，终于可以做点别的了。

爱和钱，婚姻和工作，它们恰恰说明，经常是我们所爱、所追求的，欲望对象本身同时让我们痛苦，这是一种时代的结构性的困境，这不是人生的必然状态。

淡豹，人类学研究者，供职于《正午故事》。

陈楸帆：最近流行一个词——佛系。在佛系这个风潮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时代焦虑，遁入空门并没有办法消除这样的焦虑，在这种态度的背后折射出这代人对于焦虑背后不同的心理应对的机制。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现实性焦虑不同于病理性的焦虑，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情绪和行为反应模式，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被无限度放大。

陈楸帆,中国大陆科幻作家，作品《丽江的鱼儿们》《鼠年》《霾》《无尽的告别》等。

戴潍娜：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大多数都是匮乏的人，这一代面临着审美的匮乏，我们现在陷入了一种审美上的法西斯主义，这个法西斯不是在歌颂精英，而是歌颂一种平庸、简单与谄媚。对于一些有难度、有门槛的东西无限的苛责。我经常听到有人批评现代诗，说现代诗读不懂，对不起，现代诗只对无限的少数人说话，他不需要让谁都读懂。有难度的诗句恰恰是对审美法西斯主义最有意义的校正跟反驳，永远都是人民去模仿艺术的语言说话，而不是艺术去模仿人民的语言说话。我们同时面临着感知上的匮乏，年轻的一代甚至都不再拥有真正的疼痛了，我们的内心已经被无比锋利的情绪填满。

“写作不是取悦同时代人，

而是取悦曾经有过的生命”

创作，文字也好，视觉也罢，给你带去了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而创作？

陈楸帆：文学在我的生命当中带给我的幸福感。第一是由于在秒的时间尺度上所升华出来的愉悦感。第二就是在分、时这样的时间维度上升华出来的专注。第三超越了时间维度所升华出来的意义。尤其放在科学小说的领域，我觉得这三个层面的幸福互相交叠、碰撞，带给我的幸福与满足，让我足以抵抗这个时代所带来的焦虑。

张定浩：写作不是一种表达，写作是一种对对方想了解的欲望，我后来不管是写古典诗还是写现代诗，我写作的欲望都在于我想了解他们，因为想了解他们，所以我才去阅读他们，然后才能够写。当然我写之前也不知道自己会写出什么东西来，这种欲望可以称之为所谓的爱欲，在柏拉图的意义上，写作就是为了被爱，而且为了取悦那些影子，取悦那些无生命者。你的写作不是取悦同时代人，也不是所谓的年轻一代，或者所谓的书商，或者整个的时代，你是取悦那些死者，取悦那些你受过影响的一些杰出作家，取悦那些曾经有过的生命，他们进入新的时空，你要取悦于他们，他们会看你的书吗？——他们不会。

李霄峰：我热爱电影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那里面有一个跟现实生活有交集，但是又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它多多少少可以做到我喜欢的作家福楼拜所说的显示艺术，隐藏艺术家。少年的时候，我也曾经幻想过一个花园，在那里一低头就可以捡起爱的果实，但是现在电影是我的花园，也是我的战场，就好象语言可以表达也可以隐藏，电影工作者最幸福的其实就是将痛和爱通过视听的仪式而不是别的语言，释放在电影的世界里。

淡豹：通过叙事来理解别人的生活，通过提供叙事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他人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不完满的世界上写报道、写小说的原因之一。

而一个更好的世界是我们的人生叙事可以整全，不会总是被打断的世界，是我们对爱和劳动的追求，不是必然让我们陷入困境的一个世界。

解决我们对自身、爱情、家庭、社会的困扰和焦虑的方法是什么？

淡豹：我觉得答案有可能是在爱情之外的，人应该尽量让自己能够去不太在乎关系，当某一天我们死去，是我们曾经的劳动定义我们的生命，不是爱，不是牺牲，不是在爱情中间或者家庭中间或者某一段关系中的隐忍和付出，而是曾经有过完美的东西，而是那些称之为“实践”的东西，把我们的生命的印迹刻在地表，让我们多多少少幸幸福福地死。劳动——这个创造的价值给人生有可能会带来更丰富或者更稳定的幸福感。

梁鸿：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幸福，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自己生活中的小确幸，这些都毫无问题，我只是想说，我们要警惕这些小确幸，警惕我们所使用的日常词语，要在观念层面里面有所意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痛与爱被分出了层次，被分出了高低，被分出了优劣，在我们的文化内部，就是生命本身并没有价值，你的价值的高低是被依附在你挣钱多少、成功与否上，当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或者价值比较低的时候，你就不被认真对待，你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人。

今天我们的生活如此的丰富，我们在享受很多的东西，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种基本的警醒，就是生活并非如此的风清月白，不是说每时每刻都要这样来想，而是我们要有个基本的大的背景，就是那种看似遥远其实并不遥远的那样一种危机，其实一直是在的。

活动现场。左起：吴琦、戴潍娜、陈楸帆、张定浩、李霄峰、淡豹、梁鸿。

本文内容整理自2017年12 月 18 日“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现场演讲，图片来源：单向空间。整合采写：张畅；编辑：小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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