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研究方法论探讨
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研究方法论探讨
E组（袁堃 徐枫 钟慧）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是一部论文集，其中陈世骧先生独特的视角与研究方法特别是从比较文学和文学字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给人以启发和思考。
一、比较文学角度下的中国文学传统
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歌历来公认有两大传统，一为言志，一为抒情。家国天下总是比儿女情长更能得到社会认同，因而言志传统总是站在优势的地位。但陈世骧却认为中国古典诗歌重“抒情”传统，或者说“言志”传统是从属于“抒情”传统。
正如陈所言：“比较文学的主要关注点是：在不同文学之间寻找不管过抽象的共同点，或者共相，再进一步侦察双方的独特之处。经过具体例证的并举对照之后，彼此的独特之处更清晰显露。”在此基础上，陈世骧先生在比较文学的视野里，找到了带有中国文学更具优势和主流的——相对于西洋学说而言的——抒情传统。
首先，陈通过把欧洲文学传统的史诗、戏剧与中国文学在公元前十世纪的对比得出：中国文学的荣耀所在，在其抒情诗。其次，便是探讨两种风格文学世界的着重点，西方偏重叙事、情节、行动、角色，东方的审美关怀在于抒情性、音乐性以及感情流露、自抒胸臆的主体性。最后，依照于不同的文学传统下批评传统，西方讲求客观分析情节、行动和角色，强调冲突和张力的趋向，而中国则关注经营、意象、移情等融合而成的言词乐章。
陈认为中国古典诗歌重“抒情”传统，“言志”传统从属于“抒情”传统只是其的一个旁支而已。抒情是有精神的，陈认为抒情精神是“优美精致”的，这是一个笼统抽象的说法。具体而言，关于抒情诗的精义陈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与音乐密不可分；2.个人化（应为“话”）语充盈其间；3.普世的人情关怀；4.感染力。举例来说，诗经、楚辞是抒情传统的肇源；汉代乐府和赋拓宽并加深；六朝唐宋诗词贯穿；元明清戏剧传奇小说中点缀穿插的抒情诗和戏剧小说在文学历史长河中姗姗来迟本身亦可说明。还有一点，普遍认为，诗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地位相当重要，历朝历代都是诗文先行。到底有多重要？陈提到西方认为诗歌在中国有类似“宗教信仰”的作用，从西方的这样定义可旁观者清地看出诗歌在我国文学中的地位。“诗”与“文”二者相较，“诗”的抒情性很有优势。
以上种种说明，不同于西方的重情节重形象，中国古典文学的重“情”体现得相当明显。如果脱离了西方文学的对照，中国古典文学是否还呈现出重抒情的传统，这一点陈的论述涉及不够系统和深入。
但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出发理解这个问题，那就是陈定义的抒情精义的四个方面，“言志”的诗歌不可否认地同样具有。文学逐渐脱离“文史哲”这个整体的魏晋之前的时期，诗歌都是与音乐紧密相连。感染力自不必说，任何一首诗歌乃至文学作品能得以受到认可并流传后世在艺术层面来说就在于其感染力。
更为关键的是，“志”是文本作者的个人话语，无论是有没有明确作者的民间诗歌，抑或代人作言的文本，都身具一定的个人话语。并且从普世的人情关怀角度来说，“言志”的诗歌比“抒情”的诗歌往往更具代表性，“情”多是个体的私人化的感情，而“志”是个人情感和境遇在群体和国家的层面的投射。“情”是个人的“志”，“志”是群体的“情”。
由此看来，中国文学传统确实是偏向抒情且源于抒情，别于西方文学的理性之外，而是感性先行。
二、文字：概念本身之用
后世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往往多从魏晋文论开始或向前追溯到《尚书》、《诗大序》的只言片语。但陈把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向前追溯到了“诗”字本源本身。
除了比较文学视角，陈还频繁运用文字学的方法来剖析中国古典文学。国内一般的研究往往重视文本及内容，而从文字学这个看似关联不大的角度分析文学所见甚少。
书中很多论文在论说时都或多或少的与文字学结合起来。论文《寻觅中国文学批评的起源》，就是以关键字“诗”为出发点，考究上古汉语发音及字形，梳理出从“诗”到“志”“情”再到“情志”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脉络；论文《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也是以研究“诗”的字源为基础 ；论文《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就提及了“兴”字的历史以及其他一些字词的发音；《论时：屈赋发微》对“时”字追本溯源等等。这些文章有意借助文字学的方法，展示了陈先生的广阔视野和特殊视角。他的着眼点在于对字本源的追根问底并在此基础上评判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始风貌和基本特征，能给我们关于文学传统和文学批评的思考与启示。
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陈认为中国文化表达有一种普遍的本质性，所以语言和文学是相通的，所以可通过分析语言（文字是语言的代表）来分析文学。当然，这种认识我们也是认同的。
陈分析了高本汉重建上古汉语中的“诗”：古体“诗”左边为“言”右边为“足”，陈认为“言”是有韵律的语言艺术，“足”是舞之蹈之时以足击地，表示节拍。结合后世的流传文本，陈认为“诗”的概念的运用，普遍的文学标准得以建立并影响整个中国文学传统。具体而言，一个确定的名称用来区分、定义所指事物本身就是一次批评能力的试炼，故而“诗”字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早起萌芽。且从形式而言，“一字一言”的这种表达批评见解的简洁方式成为了后来绝大多数批评的典型形式，“微言大义”，神秘而极富暗示力和启发性。
陈又分析了“志”的本源含义，认为“诗言志”这个看似单纯、朴素的说法是中国批评观念的起源。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矛盾，即“诗”与“志”在诗歌中的位置冲突了。陈对此的解释是，尽管“志”与“情”是中国诗歌的钟摆两端，但典型的中国人，尽管反对传统观念，总不愿意走极端。远古的“诗言志”和后世并不相同，古人心灵更为鲜活，故可能实用、审美兼而有之。
这一点容易引起误解的原因是“诗言志”被汉代经学家推向极端。而在不久后的《文赋》开始，“情与志”结合，文学批评的基础变更。从“诗”到“志”，诗歌概念从一个单纯的描述性的术语全面迈入了心理阐释这一领域，由此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所能想见的最大可能性，陈引用康德审美经验的悖论加以论证。简单来说，“诗”概念或者诗歌本身无目的，而“志”本身就是目的，“诗言志”讲二者结合就形成了“二律背反”。
总体而言，陈从比较文学和文字学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义了中国文学和批评传统，观念新颖且令人信服。李翰在《陈世骧“抒情传统说”“反传统”的启蒙底色及其现代性》（《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一文中说：“抒情传统说的核心乃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文学精神，是陈世骧对中国文学本质之认识及其文学理想之所在。”
西方文论背景下的陈世骧先生把生发于西方的方法论延用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中，他将旧学究都背熟的话——那些他们不求甚解以至被看作无深解可求的经典和西洋文艺思想对照，发现新的意义。这两种平时古典文学研究中不常用到的方法，另辟蹊径而又硕果累累，值得注意和借鉴。
E组（袁堃 徐枫 钟慧）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是一部论文集，其中陈世骧先生独特的视角与研究方法特别是从比较文学和文学字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给人以启发和思考。
一、比较文学角度下的中国文学传统
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歌历来公认有两大传统，一为言志，一为抒情。家国天下总是比儿女情长更能得到社会认同，因而言志传统总是站在优势的地位。但陈世骧却认为中国古典诗歌重“抒情”传统，或者说“言志”传统是从属于“抒情”传统。
正如陈所言：“比较文学的主要关注点是：在不同文学之间寻找不管过抽象的共同点，或者共相，再进一步侦察双方的独特之处。经过具体例证的并举对照之后，彼此的独特之处更清晰显露。”在此基础上，陈世骧先生在比较文学的视野里，找到了带有中国文学更具优势和主流的——相对于西洋学说而言的——抒情传统。
首先，陈通过把欧洲文学传统的史诗、戏剧与中国文学在公元前十世纪的对比得出：中国文学的荣耀所在，在其抒情诗。其次，便是探讨两种风格文学世界的着重点，西方偏重叙事、情节、行动、角色，东方的审美关怀在于抒情性、音乐性以及感情流露、自抒胸臆的主体性。最后，依照于不同的文学传统下批评传统，西方讲求客观分析情节、行动和角色，强调冲突和张力的趋向，而中国则关注经营、意象、移情等融合而成的言词乐章。
陈认为中国古典诗歌重“抒情”传统，“言志”传统从属于“抒情”传统只是其的一个旁支而已。抒情是有精神的，陈认为抒情精神是“优美精致”的，这是一个笼统抽象的说法。具体而言，关于抒情诗的精义陈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与音乐密不可分；2.个人化（应为“话”）语充盈其间；3.普世的人情关怀；4.感染力。举例来说，诗经、楚辞是抒情传统的肇源；汉代乐府和赋拓宽并加深；六朝唐宋诗词贯穿；元明清戏剧传奇小说中点缀穿插的抒情诗和戏剧小说在文学历史长河中姗姗来迟本身亦可说明。还有一点，普遍认为，诗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地位相当重要，历朝历代都是诗文先行。到底有多重要？陈提到西方认为诗歌在中国有类似“宗教信仰”的作用，从西方的这样定义可旁观者清地看出诗歌在我国文学中的地位。“诗”与“文”二者相较，“诗”的抒情性很有优势。
以上种种说明，不同于西方的重情节重形象，中国古典文学的重“情”体现得相当明显。如果脱离了西方文学的对照，中国古典文学是否还呈现出重抒情的传统，这一点陈的论述涉及不够系统和深入。
但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出发理解这个问题，那就是陈定义的抒情精义的四个方面，“言志”的诗歌不可否认地同样具有。文学逐渐脱离“文史哲”这个整体的魏晋之前的时期，诗歌都是与音乐紧密相连。感染力自不必说，任何一首诗歌乃至文学作品能得以受到认可并流传后世在艺术层面来说就在于其感染力。
更为关键的是，“志”是文本作者的个人话语，无论是有没有明确作者的民间诗歌，抑或代人作言的文本，都身具一定的个人话语。并且从普世的人情关怀角度来说，“言志”的诗歌比“抒情”的诗歌往往更具代表性，“情”多是个体的私人化的感情，而“志”是个人情感和境遇在群体和国家的层面的投射。“情”是个人的“志”，“志”是群体的“情”。
由此看来，中国文学传统确实是偏向抒情且源于抒情，别于西方文学的理性之外，而是感性先行。
二、文字：概念本身之用
后世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往往多从魏晋文论开始或向前追溯到《尚书》、《诗大序》的只言片语。但陈把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向前追溯到了“诗”字本源本身。
除了比较文学视角，陈还频繁运用文字学的方法来剖析中国古典文学。国内一般的研究往往重视文本及内容，而从文字学这个看似关联不大的角度分析文学所见甚少。
书中很多论文在论说时都或多或少的与文字学结合起来。论文《寻觅中国文学批评的起源》，就是以关键字“诗”为出发点，考究上古汉语发音及字形，梳理出从“诗”到“志”“情”再到“情志”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脉络；论文《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也是以研究“诗”的字源为基础 ；论文《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就提及了“兴”字的历史以及其他一些字词的发音；《论时：屈赋发微》对“时”字追本溯源等等。这些文章有意借助文字学的方法，展示了陈先生的广阔视野和特殊视角。他的着眼点在于对字本源的追根问底并在此基础上评判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始风貌和基本特征，能给我们关于文学传统和文学批评的思考与启示。
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陈认为中国文化表达有一种普遍的本质性，所以语言和文学是相通的，所以可通过分析语言（文字是语言的代表）来分析文学。当然，这种认识我们也是认同的。
陈分析了高本汉重建上古汉语中的“诗”：古体“诗”左边为“言”右边为“足”，陈认为“言”是有韵律的语言艺术，“足”是舞之蹈之时以足击地，表示节拍。结合后世的流传文本，陈认为“诗”的概念的运用，普遍的文学标准得以建立并影响整个中国文学传统。具体而言，一个确定的名称用来区分、定义所指事物本身就是一次批评能力的试炼，故而“诗”字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早起萌芽。且从形式而言，“一字一言”的这种表达批评见解的简洁方式成为了后来绝大多数批评的典型形式，“微言大义”，神秘而极富暗示力和启发性。
陈又分析了“志”的本源含义，认为“诗言志”这个看似单纯、朴素的说法是中国批评观念的起源。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矛盾，即“诗”与“志”在诗歌中的位置冲突了。陈对此的解释是，尽管“志”与“情”是中国诗歌的钟摆两端，但典型的中国人，尽管反对传统观念，总不愿意走极端。远古的“诗言志”和后世并不相同，古人心灵更为鲜活，故可能实用、审美兼而有之。
这一点容易引起误解的原因是“诗言志”被汉代经学家推向极端。而在不久后的《文赋》开始，“情与志”结合，文学批评的基础变更。从“诗”到“志”，诗歌概念从一个单纯的描述性的术语全面迈入了心理阐释这一领域，由此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所能想见的最大可能性，陈引用康德审美经验的悖论加以论证。简单来说，“诗”概念或者诗歌本身无目的，而“志”本身就是目的，“诗言志”讲二者结合就形成了“二律背反”。
总体而言，陈从比较文学和文字学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义了中国文学和批评传统，观念新颖且令人信服。李翰在《陈世骧“抒情传统说”“反传统”的启蒙底色及其现代性》（《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一文中说：“抒情传统说的核心乃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文学精神，是陈世骧对中国文学本质之认识及其文学理想之所在。”
西方文论背景下的陈世骧先生把生发于西方的方法论延用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中，他将旧学究都背熟的话——那些他们不求甚解以至被看作无深解可求的经典和西洋文艺思想对照，发现新的意义。这两种平时古典文学研究中不常用到的方法，另辟蹊径而又硕果累累，值得注意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