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事

上周末，我妈带着外婆去看了《芳华》，晚上视频通话的时候，我妈对70-80年代感慨良多，总结起来是两个字：压抑。然后给我讲了两个故事。

故事一

70年代末，外婆调到县城的广播站工作，站长是个之前被打到的“牛鬼蛇神”，刚平反恢复身份不久，但是他恢复了，他太太没能恢复。运动刚开始不久，他被斗倒，目睹他被批斗游街接受公审的景象， 他太太气不过，绝望之下，疯掉了，神志不清，不能辨人，就这样疯了将近十年。彼时，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集体宿舍。站长上任后非常投身工作，常常住在宿舍里。不久，下面某个乡镇派了位女同志来县城学业务，女同志是烈属，单位给安排了单独的一间平房宿舍。站长和烈属的宿舍相隔不远，前者正是年富力强的岁数，家里的疯婆娘自然是无法消解，后者也是干涸了好些年，单位宿舍就一个院子，抬头不见低头见，一来二去，两人就干柴烈火地滚到一处去了。

我妈讲起那一段历史的时候，总是愤愤的说，能人不得志，总被小人害。这时，小人就出现了。广播站里有个中层的头目，没什么学识，本事也一般，在运动的时候“一颗红心，满腔热血”提了干，一直觊觎站长之位，恢复工作的站长抢了他的大梦，又在工作中对他不太客气，这个中头目便一直怀恨在心。中头目自知，领导赏识和工作才干他是比不上的，群众关系自己也一般。但是恨嘛，越恨越盯得紧，越恨越要把“自己的东西”夺过来，在他的日日盯梢下，他发现了站长和烈属之间的秘密。

那个年代，婚内通奸是生活作风问题，一旦定性了，政治前途就断送了，但是站长很受上级的赏识，家里疯婆娘的情形大家又都知道，县委上级说不定会帮忙掩盖。于是，中头目没有上报也没有直接捅破，他咬牙憋着这个惊天秘密，选择了更狠的一招，他要带人当场捉奸，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搞臭站长。性是人类的本能，在压抑人性的年代，性也是变态的，一边是任何跟性沾边的事和言论都是污秽的，另一边，群众饥渴的窥淫欲都等着见证一场奸夫淫妇的不堪情事以与自己想象契合，裹挟着流言蜚语和赤身裸体刺激出一场脑海中的高潮，通过义正言辞的批判撇清干系，把自己变成禁欲的圣徒，饥渴地涌上去撕扯敝体的衣衫是一场揭露丑恶的“大放光明”。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中头目躲在宿舍院子里，看到站进入烈属宿舍。他大摇大摆地从暗处走出来，坐到了院子当中，明目张胆地将站长堵在了屋内，无法出来。半天一夜过去了，中头目断绝了吃喝拉撒地守在原地，异常执着的要将这对狗男女置于死地，主要是男，女是她自己倒霉撞到他手上。第二天一早，我的外婆去上班，经过单位宿舍院子时正好被中头目叫住，“曾老师。”（外婆姓曾，到广播站之前是小学教师）烈属住的平房有两个房间，一间用于起居，一间是单位的临时仓库，堆放着宣传用的喇叭，中头目要我外婆去整理下房里堆放的喇叭，捉奸嘛，要有人证在才算众目睽睽。外婆敲开门，是烈属开的，烈属笑得很尴尬，在门口推辞着不肯让外婆进去，外婆感觉到了有异，为了不让对方为难，退了出来，并对中头目说，我不是宣传科的，不该我做。中头目放过了外婆，转而叫了个勤杂工，勤杂工是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比较老实，领导安排的工作一根筋地去完成，硬是闯开了烈属的门。

我问我妈，站长躲过了吗？我妈说，躲了，正好躲在了装喇叭的箱子里。勤杂工还没来得及打开箱子，站长破箱而出，抬手就啪地给了勤杂工一个耳光。中头目达到目的，捉奸捉双，断送了站长的职务和仕途，烈属被送返乡下。站长被贬为普通职员，终日面对流言和嘲讽，不到五十岁便罹患癌症去世，那个挨了一耳光的勤杂工，饱受委屈或者是悔恨的折磨，没几年也去世了。而那个中头目，至今健在，已经八十多岁，外婆每周去老年活动室打麻将都还遇到他。我问，他就这么心安理得地活到现在？外婆说，是呀，他搞得别人一家家破人亡，就这么自自在在地活到现在。

能干的站长被贬之后，身体也坏了，家里的孩子无人管教，三个孩子与社会上的流氓青年裹挟在一起，大儿子成为了毒贩，小儿子后来也进了监狱，唯一的女儿远嫁他乡。我问，疯掉的太太呢？我妈和外婆对视一眼，不知道呀，就那么慢慢地死掉了，什么时候没的都不知道。外婆慢慢地摇头，多好的一家人家，男的能干，女的贤惠，三个儿女，就这样死的死散的散了，作孽啊。我义愤填膺地说，那你每周打牌争气一点，让那死老头输得脱裤子。

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的一个下午，十三四岁的我妈梳着两个辫子，骑着自行车陪这家的大儿子和女儿去县城的另一头看他们的疯妈，疯妈虽然精神异于常人，但还领着一份工资，疯妈的单位是卖毛线的门市部，三个少年人顶着夕阳，地上的自行车影子滚滚前进，卖毛线的门市部没什么顾客，冬季还没到来。

故事二

80年代末，我妈在县城的红十字医院实习，实习的科室有位非常能干的医生大叔，大叔是50年代重庆医学院的毕业生，用老话讲：硬牌大学生。医生大叔和妻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两个儿子也非常争气，尤其是大儿子，在县城中学上学，是尖子班中的尖子生。彼时，全县一年就一两个考上清华北大的，但凡考上，敲锣打鼓通告全辖，大儿子就是一棵清北的苗子。

在单位和外人面前，大叔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儿子是他最大的光荣和骄傲，听话、懂事、上进，所有中国式家长最爱的特质集于一身。他为儿子畅想好了未来，高考的学校，读什么专业，要不要读研究生深造，要去哪里工作。然而在儿子面前，他从来没有一丝好脸色，夫妻俩对大儿子也从无一句夸赞，永远是你怎么这么笨，怎么这么不上进，怎么这么没出息。犯错时自不必讲，无错无误都要挨一顿打骂，名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大儿子在重棒之下倒是很顺从，从未反抗。

升入高三那一年，大儿子收到了一封情书，来自同校的同学。我妈说，肯定什么也没发生，大儿子那么求上进爱学习，怎么可能去谈恋爱。但是情书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倒也没公开，只是叫来了父母，不要影响了孩子学习。夫妻俩气急败坏，恨铁不成钢，回家将大儿子痛打第一顿，新仇旧恨一起算，将大儿子爱看小说的爱好也一并打倒：看些不三不四的书，跟不三不四的女生来往，我看你是不想上大学了，你这个样子也上不了大学，毕业了就去跟流氓阿飞混吧，混成个二流子，只能吃枪子儿！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在一个寒假的上午，大儿子起床温书，父亲出门买菜，母亲和小儿子各自在睡回笼觉。大儿子走进父母的卧室，平静地用皮带勒死了母亲，惊醒的母亲挣扎哭泣，大儿子不为所动。解决了第一个，又拿起菜刀，等在了客厅，父亲买菜回来，便被劈得头破血流，求饶呼救，被沉默的大儿子一刀一刀斩杀。警察到来之时，大儿子浑身是血持刀站在父亲的血泊中，小儿子在卧室瑟瑟发抖。大哥放过了小弟，因为父母一碗水端平，他承受的一切屈辱小弟也承受过，小弟是无辜的，他对小弟没有恨。

这件灭门案震惊全县，群众闻风而动，流言四起，谁都希望得到比别人多一丝的消息以供谈资和显摆。在公开审判那天，法庭挤得人山人海，几乎闹出了万人公审的架势，大儿子平静的站在被告席接受了死刑枪决的审判。法官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他平静而清晰地说：“人不能像猪狗一样活着。”然后他就死了？我问。我妈点点头，快审快判快决，你爸回来说，好像是马上就行刑了。那不是还剩一个弟弟吗？为什么是灭门案？我又问。

出了那样的事，他弟弟已经十三四岁了，没有人家愿意收养，很快只能去跟着社会人员讨生活。90年代，小弟染上毒瘾，死于艾滋病引发的并发症状。彼时我妈在防疫部门工作，她说，那是全县第一例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死亡病例，她印象太深刻了，她已经认不出那是实习科室大叔医生的儿子，但是兄弟俩呼应的名字唤起了她的记忆。她说审判那天，刚调到县法院的我爸充作法警押着大儿子上庭，和另一位法警就站在大儿子身后左右，大儿子那句话从我爸嘴里转述出来，像惊雷一般炸在她的耳边。

我妈回忆起我的外公，孤儿，十来岁被八路收养，军人出身，和外婆一起养大我妈三兄妹时和大叔医生夫妇如出一辙，永远不能指望能从他们嘴里听到赞扬和表彰，打得不多，骂可不少，只是我妈皮糙肉厚或者说没有争一口气的性子，三兄妹倒也相安无事的长大了。平时耳背的外婆此时倒是听力敏锐了起来，大声地从房间那一头辩解，“那个年代都这样。我也是这样长大的。”我妈皱了一下眉头，冲我做了个鬼脸，关掉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