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刘烨妻子、诺一妈妈之前，她用摄影记录下最好的青春。
安娜伊斯·马田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刘烨的妻子”是她最为人熟知的标签。而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一名记录着中国的法国摄影师。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安娜的摄影个展《温度》在三影堂＋3画廊展出。100 多幅幅黑白银盐照片是当年 23 岁的她所记录下的一个时代，展现着北京地下青年音乐人曾经最真实的青春岁月。 当年被拍摄的众多民谣歌者应邀出席展览，相片中的他们站在当年的自己面前，看着自己二十来岁的模样。在照片面前短暂的停留，也成为了对那段往事最好的纪念。 正如策展人荣荣所说：“被拍摄者从年轻的时候，到有了家庭逐渐稳定下来，他们的状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而摄影把最初的他们记录下来，这或许就是摄影存在的意义。”
采写 / 张晓欣、杜扬
受访 / 安娜伊斯·马田
编辑 / 陈升
音乐与摄影的缘分
——“是中国把我带入到摄影的世界。”
安娜伊斯·马田，出生在法国尼斯，在她 14 岁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注定了她与中国的缘分。
18 岁的时候，她独自来到中国旅行。那年，她向父亲借了一台相机，允诺的条件是不会弄丢，还要带回大量照片。
就这样，她开始了在中国的旅行，敲开了摄影的大门，也开始对这个东方国家的每一张面孔，每一个瞬间，每一个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01 年，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完成学业后，她便立刻回到了中国，作为一名外国留学生进入了首都师范大学学习。也正是在这一年，她遇见了野孩子乐队。
“当时我们几个留学生女孩从位于西三环的校区结伴来到三里屯的河酒吧。”安娜回忆起她第一次看野孩子乐队演奏时的情景说道，“那是一个观众不多的演出，在场的观众几乎就只有我们几个人。”
在三里屯南街的那个夜晚，带着法式帽子的风琴手张玮玮，留着新潮发型的小河，还有台上传来的那些娓娓道来般的淳朴歌声，都给时年 22 岁的安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发现野孩子乐队的存在，让我产生了强烈的信心，决定留在这个国家生活。”
坐落于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是由来自兰州的民谣乐队野孩子于 2001 年创立的。在这里演出的除了野孩子乐队，还有万晓利、小河、王娟等民谣音乐人，他们定期在此举办演出，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live house”。
于是这里也成为了当时诗人、乐评人、艺术家和外国友人的汇聚地，这当中就包括安娜。
当时安娜的中文水平并不是特别好，但音乐就如同摄影一样，是他们之间不受国界限制的通用语言。安娜常常会带一些法国的音乐素材分享给朋友们。谈起在河酒吧的那些年，她还笑称自己甚至有几次参与了乐队的演出。
通过音乐，安娜对于这座城市里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情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2002 年初，刚刚开始从事摄影工作的安娜，将镜头转向了她的音乐朋友。
河酒吧的日子
——“他们让我有了归属感”
新世纪初的几年，一群年轻的异乡人，啤酒喝得半酣，悠悠地唱着满含情绪的歌，在河酒吧的小小天地分享着一个精神的乌托邦，从创作和激情中寻找自由。
这种浪漫、文艺又游离、边缘的生活方式深深感染了安娜，也是促成安娜记录下他们的主要原因。“我感到自己和他们是一样的人。”
“犹太人的特殊身份，在欧洲被认为是一辈子的外国人。”安娜感叹道。作为法籍犹太人的安娜从小被灌输的生活哲学就是流浪和居无定所。安娜的父母也遵守着这个民族特殊的生存方式，没有给过她真正意义上固定的家，一辈子都在迁徙。这让年轻时的安娜感到非常没有安全感。
而当来到中国时，她再次感受到了那种距离感。不同于亚洲人的长相，让走在大街上的安娜像是一粒红豆落在了米堆里，高挺的鼻子和深邃的眼窝吸引了很多中国人好奇又直接的注视。 “我多么渴望消除自己的特殊性，让大家把我当成‘自己人’。”
无论是作为犹太人，还是留学生，安娜始终都有种无法融入的感觉。但当她在河酒吧遇到那些北漂艺术家和地下音乐人时，她第一次在中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
“我觉得他们的状态和我极为相似。（我们）同样不是本地人，同样的年轻，同样有一个梦想，在等待一个机会能够实现。和他们在一起就像融入了一个大家庭，一个精神的乌托邦……我们一开始就有很多共性。”
在这样的契机指引下，安娜开始进入他们的生活。拍摄他们幕后的、日常的、生活的最真实的状态。“快乐”，“自由”，“独立”是安娜描述这批新世纪初的民谣歌手的词汇。“他们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小索走了》
——“摄影是我的告别仪式”
与之相识的第三年，安娜逐渐与他们打成一片。就当人们以为日子会相安无事地日复一日度过时，一个噩耗传来：小索走了。
小索，“野孩子”乐队的灵魂人物，“河酒吧”的创始人之一，在2004年不幸因胃癌去世，带着人们对中国民谣音乐最美好的记忆，走入了天堂。
他怀揣着对音乐的信仰而来，也带着对音乐的梦想而去。
拍摄《小索走了》这组肖像照片是安娜难以忘却的回忆，也是一个极度难受和充满不舍的回忆。
在小索去世后的第二天，他的朋友们自发地举办了一场纪念小索的演出，每个演出者都希望用音乐的力量模糊生死的界限。
而摄影则是安娜选择的给小索的告别仪式。
那是一个漫长的晚上。在朋友的帮助下，安娜在演出地点的一个房间内布置好三脚架，用摄影灯照亮了灰色的背景。在演出的间隙，每个人都被邀请去临时搭建的简陋“摄影棚”拍摄一张照片。这组照片的拍摄给了他们一个静下来的时间，让他们可以说一句给小索告别的话。
人们都容易习惯身旁的人多年的陪伴，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甚至会淡忘他们的存在。但当离别的一刻突然到来，每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所以当时大家状态很简单。”安娜回忆道，“有的拿乐器，有的闭眼睛，有的想和朋友一起，有的笑。”——他们都希望当小索回头望去的时候，会看到，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照亮他回家的路。
后来，安娜把这些照片做成一个小画册，送给所有第二年来演出的人。“这些是必须做的。”她郑重地说道。
十几年后，安娜将这些尘封的故事装进文件夹交至三影堂策展人荣荣手中。通过复杂的胶片工艺制作，底片被再次拿出重现。
从 2002 年到 2004 年，那群地下音乐人生活中点滴快乐和悲伤，被命名为《温度》挂在了展墙上。也一如荣荣所说，“我通过这批作品完整地看到了一个音乐人群体的生存状态。”而这一张张图片呈现的，不仅是经过工艺放大反转的照片，更是十几年前那些沸腾的岁月。
Q&A 对谈
杜扬：之前看过一些你为杂志拍摄的一些作品，它们大多是比较正式的肖像。在《温度》这组作品中，你拍摄音乐人的手法似乎更随性，在技术上看起来甚至比较粗糙。你的拍摄思路是怎样的？
安娜伊斯：其实我没有仔细想过。我不知道如何将摄影分类。Snapshot（快照）也好，别的类型也好。对我来说，抓拍人物的状态和态度是最直接的。如果想要去讲一个故事，或是一群人的生活方式，就得真实记录，就得拍生活、拍人的状态。
当我正式地去拍人物肖像的时候，模特得坐好，我需要布光。而拍摄《温度》这组照片和拍人物肖像不同，就是记录，我不可能让他们固定地摆造型或是怎么样，生活中发生什么我就拍什么。我觉得摄影的初衷就是抓拍人物，记录生活。
杜扬：你曾提到“生活要有仪式感”。从《小索走了》这组照片中，能感到你的摄影也很在乎“仪式感”。你是怎么理解“仪式感”的，为什么它如此重要？
安娜伊斯：我觉得仪式很重要，我特别喜欢仪式。在我的家乡，仪式是当地文化中很重要的部分，我们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活动或庆典。来到中国以后，我又了解了很多中国的仪式。举办仪式的时候，大家都很快乐，会相聚庆祝一些事情，比如出生——不管在中国也好外国也好，出生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当然，死亡也需要仪式。所有这些文化中的仪式，对我来说都是特别重要而且弥足珍贵的。
杜扬：谈谈办这个展览的缘由吧。你和荣荣老师是怎样认识的？你们是如何决定做这个展览的？准备过程中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吗？
安娜伊斯：我之前就有了解过三影堂摄影中心，三影堂的大部分展览也都看过。我特别喜欢这里，觉得这里似乎是唯一一个影像的天堂，所以一直都有在关注。
之前我也不认识荣荣。大概前几个月，他偶然得知我也拍照，就一定要看看我拍的照片。我就把这么多年的故事放在一个小文件夹里给他。他看了照片中一些人的状态，比如这张：两个女孩在笑。他说这个青春的状态再也不会有了。他看完照片之后，特别喜欢，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展览。我当时觉得不可能，三影堂的地位太高了，而我这个则像是小孩拍的东西。
我当时以为他这么说是为了让我高兴，也许明天就忘了吧，但他没有忘，而且很认真地去做了。后来我看到他拍的六里屯的照片，感受到了共通的拍摄状态，我就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喜欢这些照片了。
在准备展览的过程中，有一次我们没有商量，但是做了一样的事情。就是把两张底片连接起来，有时候正好会变成一个小故事。当看到特别适合的两张照片拼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在上面标出来，他也用了不少这样的方式拼接照片，还找到了很多新的照片。
杜扬：接下来还会再拍吗？
安娜伊斯 ：接下来我很想再拍黑白的、胶卷的照片。因为三影堂有个暗房老师很厉害。这些条件真的都很难得，有胶卷，有相机，有暗房。真的，再不拍就不对了。
相关展讯
温 度——安娜伊思·马田摄影作品展
主办 / 三影堂 +3 画廊
展览时间 / 2017.10.28—2018.2.27，
上午 10:00—下午 5:00（周一闭馆）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草场地艺术区 155A 100015
感谢三影堂 Plus 3 Gallery提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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