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先生的饭局

F先生是个有钱人，如果他愿意，或许可能成为中国版Donald Trump式的人物，但F先生对成为政客没有兴趣。“当了领导还能天天打高尔夫？这不扯么。”F先生如是说，轻轻摩挲着他几十万的日月星辰表。 当然像他那样级别的商人，免不了和体制打交道。F先生组织的饭局里，有时坐着几个厅长，有时坐着几个部长，还有军队上这个局那个队的，餐桌上大家热热闹闹地一边忆往昔峥嵘岁月，一边指点江山，出了包房就都成了“那帮孙子”。但F先生生活中的好友，又往往是体制里的人，毕竟商人和商人坐在一起，总有人忍不住提生意，这个楼盘那个股票的，F先生不需要赚钱，他只想轻轻松松吃顿饭。 尽管家里有个全职的烧饭阿姨，F先生一年到头在家里也吃不了几顿饭。司机的手机通讯录里永远存了一长串饭馆领班的名字，小张小王小刘小李，每隔几天就打电话去：“喂？还有没有包房？”烧饭阿姨整日无事可做，就躲在房间里和家里聘的菲佣学英语，一年下来，两个人的外语都突飞猛进。 饭局的组织者，就像沙龙的女主人一样，要长袖善舞，要交游广阔，既要请些有头有脸的人来充场，又不能让这些人生生抢去风头，末了在大家吃饱喝足开始剔牙蹬腿时，还要掏出信用卡买单。而像F先生这种事业有成后退居二线，没有官职傍身却有钱有闲的人，最适合不过。 “喂老王，晚上什么安排？一起过来吃个饭？” 穿着白色一次性拖鞋的司机小顾站在房间门口，速度极快地记下老王的电话和地址。那双在牛皮沙发，羊羔皮地毯和水晶灯下略显突兀的白色拖鞋，应该是F先生从酒店里带回来的，小顾专用。F先生和客人们穿的，永远是和整体家居配套的头层小牛皮拖鞋。 根据饭点的时间，小顾往往会提前一个小时从家里check out一条车钥匙，缓缓从车库里牵出一头奔驰或玛莎拉蒂，爬上小区的斜坡，缓缓汇入亮马桥路的滚滚车流中。接什么客人开什么车，这一点小顾多少已经掌握了一点心得“超过三人开奔驰商务，普通朋友开奔驰S级，极尊贵的客人才会动用宾利之类的”。随着F先生年龄和辈分渐长，需要出动宾利的次数屈指可数，那辆银色欧陆，已经在车库里积起了灰尘。 饭局往往不会超出海淀朝阳东城西城这几个区，当然也极有可能是在F先生自己开的会所里，除了潮汕牛肉丸就是海鲜或法餐，餐厅里必须配有包房，包房里必须可以吸烟，此外人均消费必须高于500元人民币。 F先生最爱来自己的会所，车上了二环后，在文慧桥拐个弯就到了。会所里桑拿，KTV，自助餐应有尽有，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一切皆在他的掌控之中：最大的包房，最好的厨师，可以随意点菜单上没有的菜式，也可以吃到一半叫原本站在大厅里抠指甲的女孩进来弹一曲古筝助兴。领班和服务员总是绽放出国内服务行业中罕见的灿烂微笑，唯唯诺诺跑上跑下，在倒酒和清理骨碟时，如果碰巧听到哪个客人讲出个烂笑话，还要使劲儿配合着鼓掌。 作为国内服务行业曾经的领军人物，F先生对于自己的员工也有着老一代企业家的风范“严格要求是为了你好，开除你这个害群之马是为了企业好”。一次F先生饭后送客人下楼，吩咐大堂经理给客人叫车，谁知道那个杀千刀的滴滴司机，不知道在哪个路口开岔了，大堂经理是个四十出头的高个子男人，一边以秒为间隔进行电话呼叫，一边汗涔涔地看着站在旁边脸色越来越暗的F先生。又过了一会儿，滴滴司机终于晕乎乎地开到门口，客人看情势连忙摆手说“没事儿没事儿”，只有F先生铁着脸问了领班三个问题：“从学院路过来要怎么走？从朝阳公园过来要怎么走？从北京西站过来又要怎么走？”领班的小黑脸涨得通红，一时没答上来，从此以后他就从公司里消失了。 在F先生商业帝国发展的过程中，他的饭搭子也不断更新换代：过去每逢新店策划的阶段，饭桌上总是坐着张总李总和王经理，大家觥筹交错间，一块地皮或者一套装修方案就落定了；新店开张前夕，又换成张局李局和王队长，几杯茅台下肚，消防检查和水电线路就算打好了招呼；新店运营起来后，人就更杂了，一不留神就会把张司令叫成李老师，免不了猛灌几口来冲淡肠子里的尴尬。 事到如今，F先生的产业已经遍布京城，就很少再组织这样的饭局了，用他的话来说“挥一挥衣袖告别孙子的时代” (忘了说F先生也是徐志摩的粉丝)。如今还能坐在台面上的人，无外乎在F先生创业时代给予过巨大帮助并和他相爱相杀的体制内外大佬，以及在其他莫名其妙场合结识到的人。 一次饭局上，几名老同志在F先生身边悉悉索索交头接耳，这些久经官场的老同志以及他们年过半百昏昏欲睡的老伴儿们都因为饭桌上那位从未谋面的妙龄女郎而手脚僵硬，唾液激增。碍于F先生的面子，老同志们照样旁若无人地喧哗，仰着脖子咕咚咕咚像喝水一样喝着香槟或红酒，眼神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妙龄女郎身上飘。末了F先生看够洋相，才嘿嘿一笑地向大家介绍“这是小田，我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认识的。” “真是越老越不要脸。”老同志的爱人往往心直口快，饭后F先生总会目送两具包裹在名牌大衣里的臃肿躯体踉踉跄跄地跨进他们新买的路虎SUV里，微笑着挥手等车开远后，F先生才会嚼着牙线吐出一句“两个老家伙好不容易挨到退休，终于敢放开手脚甩钱买路虎了。”伴随着一阵细细密密的笑声，F先生才又在大家的簇拥下回到会所里去。 F先生如今的饭局上，老同志和年轻人总是各占一半，大家转着一桌山珍海味，各谈各的。老同志中总有仗着资历辈分想要说上几句的，也有看不惯F先生骄奢淫逸要扯几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成为批斗焦点的F先生总会举起一杯香槟宣布“世界是我们的，但终归是年轻人的，让我们多听听年轻人怎么说，老同志可以歇了。”说完便把凳子往边一挪，热火朝天地加入年轻人的话题。如有人问起，F先生也总是一脸认真地反问“你猜我几岁？我看起来像不像80后？” 这些饭桌上的年轻人，有的是F先生朋友的孩子，有的好像是他在街上随便认识来的，每次饭局都会重新排列组合，久而久之，大家都对彼此的底细有一些了解：这位陈小姐是F先生上个月在泛海国际买楼时认识的，那位朱小姐是F先生在华尔街学习英语时的导师，当然还有叫F先生“舅舅、叔叔、伯伯、大哥”实则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各色莺莺燕燕，不一为足。 来路不明的年轻人们在饭桌上互相打听彼此的营生，上市公司的总裁助理和美容顾问热火朝天聊到了一起，花店和甜品店的创业老板娘们开始互加微信，而这些年轻人就像分散在银河系里的微小颗粒，围绕着F先生这颗能量巨大的星球打转。而大多数时间F先生只是安静地听着，时不时举起酒杯，碰一下，同样惊慌失措举起酒杯的小孙小李小苏的，酒杯。 相比那些早早开窍、又懂得资本运作而各个扶摇直上的同龄人们，F先生早年的起点或许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要高：二代，父母都在军中任要职（虽然是文艺方面的），自己也一度在A市市长办公室秘书和某委员会担任要职。资源丰富加上消息灵通，F先生正式辞职下海前就已经通过倒手自行车和摩托车赚了个盆满钵满，待他正式和公职拜拜跳入商海时，已经是当地“现金流”派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然而在80年代选择火力全开进军KTV娱乐行业的F先生，以今时今日的眼光来看显然缺乏对未来局势的预判，但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娱乐业几乎一片空白，F先生从夜总会开始，一路发展壮大到集饮食、休闲、娱乐、桑拿、KTV为一体的大型商业会所，几乎承包了A市，尔后是帝都人民长达30年之久的假期娱乐活动（至于F先生为何从A市转战帝都，这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然而就在尊敬的主席上台开始整肃风气后，随着改革大潮辉煌起来的餐饮娱乐业一夜之间也都像霜打的茄子一般蔫了下去。 “就差一年，那XX晚一年上来我就上市了。”，已经选择关闭所有会所门店以止损的F先生对此也颇有怨言，一直站在发展大潮浪尖的他，第一次感觉到被时代大潮甩出去的锥心疼痛，“十几亿就这么打水漂了，跟玩儿似的。”周围人都管这叫战略性退出“那些在工体占着几千平米的KTV多半也只是死扛，越扛越亏，打肿脸充胖子。”同伴们这样安慰他，F先生也只能顺着台阶往下走。 生意虽然黄了，房子和地都在，光凭着那些里三环外三环的商铺和商住两用房产，就够F先生坐着挥霍一辈子，更可况他在香港的表行没有倒，欧洲的房地产投资也早已提上议程。他只需动用这笔资产中的九牛一毛，就可以请每一个与他擦肩而过的人吃上二十年。 失去了生意就好像输光筹码被赶下桌的赌徒，虽然银行账号里还有一长串零，不兑换成筹码就会失去游戏资格。眼看到了要为养老金和子女遗产考虑的年纪，F先生也终于戒掉赌瘾乖乖开始学打高尔夫球，毕竟打球再贵，也贵不过白白养着几百号员工坐吃山空。 夜幕下的帝都，每每有一家潮州牛肉丸，或福楼法餐厅，或海鲜大酒楼的门前，缓缓驶过一辆牌照为四个七的黑色奔驰商务车时，总有一些年老或年轻的人鱼贯而下，最后亮相的，总是一只擦得锃亮的LV黑色漆皮男鞋：头发有些花白的F先生总是打一个响指，对着跑在最前面的那个年轻人喊道“去楼上包厢，F先生订的。”随后才，心满意足地，在众人地簇拥下，笑嘻嘻地走进万家灯火里。 申明：文中人物以及情节纯属虚构，不过欢迎举一反三和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