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做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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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青春，青年何为？这些问题竟已严峻而前所未有地横亘于自身即为青年的我们每个人面前；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感受、思考与回答，也迫使我们在现代性的语境和现代社会的场域中，重新反思并试图超越青年将面对的、所体现的和须克服的于个体存在、自我言说和集体想象等方面所呈现的多重困境。
一方面，从历史的纵深来想，哪怕我们尚且还不能（或许永远也无法）声称，这是一个讨好（please）（也许只是讨喜（flirt））年轻人的时代；然而，时处当下，青年却毫无疑问地得到了最多的关注和最高的重视。尽管在幂律（power law）支配下的整个社会的政经结构中，青年绝非也从未是制度的确立者，规则的受益方或资源的占有人；但是，青年仍无时无地不摄取着诸多的社会资源，把握着跃动的时代脉搏，并凭以最为瑰丽的青春和极其饱满的激情，憧憬着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各种想象。
另一方面，从现实的观感来看，尽管从语义修辞和身份属性等方面，青年都不约而同地承载着万众瞩目的关切，满怀欣喜的期待和诚挚良好的祝福；然而，在景观统治和娱乐至上的消费社会中，青年所体现出的单调、同质、中空和虚弱，以及那些严丝合缝地裹挟着他们的文牍、标签、身份和称号，却使其为现代社会的藩篱和现代性的困惑以各自的方式做出了最为慷慨的回应和极其精准的注脚。
到底是“最好的青春”还是“最糟的年少”；究竟是“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优秀的绵羊”或“空心病”患者；如何在“自我燃烧”与“自我构筑”的两歧性之中决择；又怎样在从个体化脱嵌到社会化入嵌的转型过程中相与前行；以及，应该如何在自己身上活出这个时代的矛盾，并努力克服现代性的痼疾——今天，我们如何做青年？
（一） 何谓青春：“最好的青春”还是“最糟的年少”？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若把Charles Dickens在《A Tale of Two Cities》中的开篇警句用在对于青年和青春的解读上，或许再为合适不过。对于青年而言，这到底是“最好的青春”，还是“最糟的年少”？
古往今来，对于青春的歌颂与青年的厚爱连绵不已，浩浩汤汤。从Samuel Ullman的《Youth》中“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的气壮山河，到林庚先生的《新秋之歌》中“年轻的一代需要飞翔，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的“少年精神”；从Victor Hugo的《沉睡的波阿斯》中“我们的晨曦在青年时代光彩熠熠地升起，暗夜之后的白昼如同一场胜利”的美好憧憬，到李大钊的《青春》中“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的壮怀激烈……青春的美好，青年的力量，既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反过来也是克服时代痼疾的利刃锋刀。
与此同时，对于青年的指责和青春的担忧亦众说纷纭，从未断绝。钱理群先生于2014年12月20日在北京三联书店发表的旨在“向青年告别”的题为《我与青年》的演讲中曾坦言，“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致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尽管钱先生认为“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并主张“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然而，青年，连同其青春，所共同遭遇的质疑与担忧，压迫与挑战，无疑是每位青年哪怕是最难以忘怀但更是不堪其回首的青葱时光。正如Paul Nizan 在他的《阿拉伯的亚丁》（AdenArabie）的开头写道地那样，“我二十岁，我不会让任何人说那时一生中最好的年代。” 在他看来，在任何情况下，年轻都不是人生中最好的阶段。
然而，无论是“最好的青春”还是“最糟的年少”，无论是一场注定的胜利还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冲突、混乱与痛苦的人生， 或许正是在这双重变奏的复调之上，每位青年徐急不一地展开着自己兵荒马乱而又浮皮潦草的青春。憧憬也好，失望也罢，青春已然启航；得意也好，失意也罢，你我不再年少。
（二） “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优秀的绵羊”或“空心病”患者？
面对“最好的青春”或是“最糟的年少”，作为群体意义上的青年，其所呈现出的对立冲突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弔诡面向，似乎又将我们对于青年的关注和青春的思考，进一步延伸至个体意义上的存在、言说与想象及其在此过程中关于“手段”与“目的”的取舍与选择。
中国大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在《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文中曾指出，“在中国的大学里，包括最好的北大、清华，都正在培养一群20几岁就已经’老奸巨猾’的学生，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拥有了地位，带来的危害比贪官污吏更大！” 在钱先生看来，对于这些“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言，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然而，与此相对，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却认为，“（常青藤教育）这套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有天分，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 尽管威廉·德雷谢维奇关于以常青藤名校为代表的美国精英教育的批评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招致了颇多非议，但是他基于其24年藤校任教经验而作出的关于这些“优秀的绵羊”所表现出的“过于自信却输不起；朋友圈同质化，固步自封；思维僵硬，与社会脱节，缺乏常识性聪明”的判断，却为我们重新思考知识精英的集体衰落提供了新的视角。
无独有偶，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在一次题为《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的演讲中，曾提出了一种名为“空心病”的心理疾病。徐博士指出，“据统计，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我现在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这样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 在徐博士看来，“空心病”核心的问题是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产生的土壤是功利的应试教育，而改变这一现状的方法须回到价值观的引导和支撑，让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对的、是好的，知道做什么事情能够让自己发自内心地感到喜悦和自我肯定。
于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同样是年轻一代的青年人，在从不同视角的审视下却呈现出如此对立冲突甚至令人匪夷所思的弔诡面向。为什么“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却“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目标感”？为什么“聪明，有天分，斗志昂扬”的天之骄子，却 “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这样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
这看似矛盾的群体性表征，背后实则揭示了更为深刻而隐秘的道理——“手段”与“目的”一经混同后所引致的弗洛姆意义下的“积极的消极性”。
手段终究不同于目的，目的也绝不能为手段所替代。青年也好，青春也罢，其所探索并呈现的生活的更多可能，从来都不是生活的常态；但也正因为如此，作为手段的它是有意义的，作为目的的它是会产生误导甚至是危害的——生产魅惑，制造假象，勾连幻想，填塞欲求。
作为手段，青春的意义在于不遗余力地累积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的诸多面向上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而青年所探索并呈现的各种内容及形式，作为对于这种世俗伦理与竞争机制的对抗，无疑为我们积累关于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的重要性的感受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感性素材和精神养料。
然而，“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作为个体化社会中的原子化个人，因时间、精力和能力等自身条件和社会分化、职业分途、专业分工和学科分立等外在约束，我们无疑错过了许多，也终将被时代所遗忘。特别地，对于在校大学生和职场年轻人而言，当教育因丧失核心价值观的引导而蜕变为官僚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并因过分强调学习与生存技能的传授而异化为资本同化或商业逻辑的培训工具时，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中学和大学最宝贵的人生十年，前一半为应试，后一半为求职，全都是在为了别人，没有一天留给自己。
因而，那些看似“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汲汲于利的只是文牍主义支配中的标签（label）和称号（title），惶惶于心的只是工具理性驱使下的数字和指标——鸢飞戾天，望峰而忧心难息； 经纶世务，窥谷而醉不知反。
作为手段，青春的意义还在于尽其所能地打开了探寻本真自我的路径；而所有的存在与想象，所有的言说与对话，其所共同指向的问题意识和内心困惑，都回到了苏格拉底在两千多年前就“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追求”的持续追问，并毫无例外地围绕着这一基本命题——“我们究竟想要和谁，在怎样的世界中，过什么样的生活？”
然而，如果说反身性的思考能力是我们摆脱矇昧的起点，如果说大胆、公开地运用理性是我们走向成熟的标志，那么青年与青春所尝试并尽力的活动的各种形式，不应只是浮光掠影的分享或鸡同鸭讲的对话，不应只是自我陶醉的梦境或自我炫耀的舞台，不应是被消费的对象或被观赏的景观，而应以沉思（vita contemplative）的方式发生，以对话（dialogue）的形式展开，以此进而通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和外界的真实世界。
因而，那些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而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优秀的绵羊”，那些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的“空心病”患者， 他们或许可以做好很多事，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而且不愿、不敢甚至不能在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的展开过程中回到内心的原点和出发的开端。
所以，如果把这种手段意义上的关于重要性的感受的累积过程当作参与社会转型和时代变革的目的，如果把所谓体验与感受抑或经验与遍历，作为生活的常态抑或是生命的本真；当手段与目的混同，甚至目的被手段所取代，那么，其所换取的只能是诸如为了体验（感受／经验／遍历）而体验（感受／经验／遍历）的弗洛姆意义下的“积极的消极性”。
最终，在这以“被解放的形式自我消费”的过程中，残余的只有千篇一律的周而复始和毫无意义的循规蹈矩。其背后显现的绝非沉思的或行动的生命力（vita），而是遮掩不及的虚骄与孱弱——一种不敢直视本真自我的虚骄，“人家还只是个宝宝”；一种不愿直面真实世界的孱弱，“我们只想这么瘫着”，以及那丰富多彩的单调，此起彼伏的无聊和千奇百怪的雷同——看似红红火火，实则恍恍惚惚；流光溢彩散尽，只馀遍地沉疴。
（三） “自我燃烧”与“自我构筑”之两歧性道路的自我决择
法国当代左翼哲学家Alain Badiou在其《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曾以苏格拉底的口吻指出，年轻人所共同面临的两个内在敌人使其远离了“真正的生活”，让他们认识不到自己创造真正的生活的潜力。这里，Badiou借用于Rimbaud意义上之“真正的生活”的概念，又在由其面向青年关于“何为真实生活”（“What the true life is”）的多次国内外演讲集结而成的“La Vraie Vie”（The True Life，《真实生活》）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地阐释。
在《真实生活》一书开篇的“今天，做青年人：有意义的与无意义的”（To be young, today: sense of nonsense）一文中， Badiou认为，哲学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问题就是寻找“真正的生活” ——某种因远胜于金钱、快感和权力而比所有事物更好的、更值得去过的生活。尽管现在并不是真正的生活，或者说“真正的生活尚未到来”（Rimbaud），但它绝不会永不到来。为了获得真正的生活，我们必须与各种世俗时代的偏见、预先给定的观点、盲从而随性的习惯以及不受约束的竞争进行斗争，也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虚无主义对于意义的摧毁和成功主义使得高贵而沦丧。
比之于所寻找的“真正的生活”，还有一种“错误的生活”，一种“被破坏的生活”，即在任何情况下，将生活简化为怼直接冲动的单纯的满足以及由此展开的为牟取权力、攫取金钱而进行的残酷的斗争。在Badiou的意义下，所谓“败坏青年”，即确保年轻人不会按照业已被绘制出来的路径前进，使其不仅可以遵从社会习俗，也可以创造新事物，提出走向真正生活的完全不同的方向。
在此，苏格拉底所谓的“两个内在敌人”，概括而言，前者是“自我燃烧”的激情，即对当下的生活及时行乐式的享受与无以复加式的放纵；后者是“自我构筑”的谋算，即对于财富、权势、地位展开的深思熟虑且高度有效的追求。前者是在死亡权力对生命权力的支配下，浸淫着“过把瘾就死”（可是死不了怎么办？）的迷思，使时间分割成瞬间，使未来晦暗且不明，使生活失去了意义，并最终支离破碎，化为灰烬；后者是在精英失灵的自我放逐中，背负着文牍主义（credentialism）的诅咒，不断放弃关于重要性的感受以及表达的勇气和能力，并最终沦落为外强中干的行尸走肉——在Badiou看来，不管是青年的自我燃烧还是自我构筑，都无法实现兰波意义下虽尚未到来但终究会降临的“真正的生活”。
诚然，“自我燃烧”的激情与“自我构筑”的谋算并不完全矛盾，相反却时有重合；但对于青年而言，在这两歧性道路的决择当中，支配这两种人生追求的共同逻辑则使得众多的年轻一代不知不觉抑或主动自愿地服膺于“柔性的后极权主义”下所谓“顺从性的奋斗精神”。
按理说，青年以其自身的身份属性和价值认同，本应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和超越的状态，在世代相隔的远处坚守凝望，在远离时代的角落自我照料。无论是戏谑的嘲讽还是辛辣的批评，无论自我的放逐还是独异的标榜，这种超然与超越本身，就是一种直面时代的勇气和主动承担的坚毅。毕竟，如阿甘本所言，“那些真正的当代的人，那些真正地属于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合时代要求也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尽管他知道自己不可回避地属于这个时代，也注定无法逃离自身的时代；而那些在每一个方面都完美地附着于时代的人，不是当代的人——他们无法目睹时代，也无法坚守自身对时代的凝视。”
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射回现实语境下的当代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囿于现代性笼罩下的全景式魅影和景观符号，意识形态谎言下的道德伦丧和价值中空，工具理性驱使下的世俗伦理和数字机心，青年一方面受到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所主导的亚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受到威权主义政治结构下公共领域和社会机理的限缩，其存在与言说、感受与想象则在急剧的时代变动中由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蜷缩于日常生活与个体生命，甚至把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捆绑于去政治化的消费自由，并将其视为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源泉。他们误把升官发财视为生命意义的全部，错将逛吃买睡当作人生幸福的源泉；一句“我想我要我愿意”竟成大道横行的借口，一念“过把瘾就死”遑为人生哲学的信条。殊不知，毫无个性的自我，缺乏反省的自觉，失配责任的自由，最终只会将他们送入人之不能为人的归途。
按照唐小兵老师的解读，这种“柔性的后极权主义”下所谓“顺从性的奋斗精神” ，具体表现为以下这般我们熟悉不能更多地场景：“当世俗生活通过娱乐、广告、影视、服装、游戏等展现出了一种精致美好的可能性时，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为之奋斗。但这种私人生活领域的奋斗，又与面对公共议题的犬儒有机结合了起来，因此就孕育了一种奇特的青年文化：一种顺从性的奋斗精神，也就是在一种时代设定的框架内角逐现实目标的气质，这往往对于目标自身缺乏反思的自觉与资源。苦闷、纠结、空洞等瘟疫般的集体情绪就成为一种时代的流行色，这可以称之为一种柔性的后极权主义。”
在此过程当中，青年于气质、心态与情感方式上所呈现的消费主义和泛娱乐化、浅薄而轻浮以及冷漠而无力等特征，都无以隐藏其背后深层次的焦虑感危机与身份认同的错乱。最终，在吉勒·利波维茨基意义下的“轻文明”社会中，浅薄与轻浮成了他们最大的追求，无聊与空虚成了他们彼此遮盖的耻骨。
正如日本当代著名设计师山本耀司所言：“这世界越来越糟，年轻人越发轻浮，中产阶级变得无趣。年轻人失去了活力，失去了梦想，失去了执着。青春还没结束，他们已经在庸庸碌碌，死气沉沉中活着了。所有精神上的追求在他们看起来还不如一只包，所有人都用国际大品牌来武装自己，并嘲笑穷人和长者。”
终于，对平凡事物的赞美，变成了对崇高事物的嘲笑，最后变成对卑贱事物的偏好，直至自己“感觉身体被掏空”——正如哥德尔所言，“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百分之九十九点美好事物在它们还是幼芽时就被摧毁了。”
（四） 从个体化脱嵌到社会化入嵌的转型过程中相与前行
服膺于“柔性的后极权主义”下 “顺从性的奋斗精神”的青年群体，于当下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境里，在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多重浪潮的席卷与裹挟，以及与此相对的由转型期内大规模制度变迁与深层次观念变革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三重压力与多重矛盾的过程中，同时经历着从个体化脱嵌到社会化入嵌的转型过程。
一方面，在缺乏个人主义的个体化脱嵌过程中，“无缘社会”、“单身社会”、“空巢社会”中所暴露和呈现的深层情感纽带的断裂与冷漠焦虑陡增的现实， 将青年群体撕扯成精神上孤独、生活上孤立、心灵上孤苦的一盘散沙。另一方面，在集体逻辑（而非公共伦理）支配下的“复数意义的私”式的社会化入嵌过程中，单调、同质、中空和虚弱的资本同化与权力规训，又将青年群体裹挟成虚骄无力且浮皮潦草的一滩烂泥。
作为现代社会中的消费者、表演者和围观者，青年不再热血沸腾，更遑论张狂嚣张；相反，他们变得眼极冷，心更凉，最多还有“一堆无用的热情”。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背后所试图掩盖的，是他们向外的冷漠与向内的焦虑以及这冷漠与焦虑杂相交融而产生的无以凭据的存在感危机（groundlessness）和意义感缺失（meaninglessness）。最终，青年群体的整体面貌则沦落为“肉身寄居蟹”式的无趣、无力、无欲和无感，并在时代变革和社会转型的“责任之重负”面前难以承担。
在个体化脱嵌的背景下，他们来不及悲伤，因为焦虑和烦躁已经压满了悲伤的缝隙；在社会化入嵌的过程中，他们来不及犹豫，上一秒对于集体行动的厌倦让他们拒绝将一个人的孤单变为一群人的寂寞，下一秒对于形式自由的逃避又让他们忙不迭地把空虚的灵魂掩埋于空洞的社交。无论是渴望自由还是寻求联结，也不管生活有多少种可能或多少种美好，他们的生命竟然丧得如此惨白，他们的人生仍然丧得如此单调。
“争取不容易，放弃不彻底的有限选择；既不甘心，又得顺从的无力脆弱；清醒地对现实的忍耐和对苦涩的认命；敏感而易怒、苦闷而忧郁且极易受伤的喜怒无常；极度自信，转而又极度自卑，并在两者极端心态中辗转流离的人格分裂”……这些当代青年所特有的典型特征，真实而普遍地揭示出其在个体化脱嵌和社会化入嵌过程中的两难境地。他们对于自由的探寻裹挟着虚拟世界的鬼魅，他们对于激情的燃烧蜕变为自我消耗的灰烬；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被麻木无力所侵蚀，他们对于现实的追求有被焦虑不安所灼烧。
然而，青年最珍贵的感情无外乎“相与之情谓之厚”，青年最强大的力量无外乎走向联合不外求——既无可求援，更不如互助。正如鲁迅在《导师》一文中慨叹地那样，“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底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屌导师？”
青年只能走向联合，也必须走向联合。只有在兼具集体逻辑和公共伦理的群体想象中，砥砺思想，相伴前行；只有在共同搭建起的对话与实践平台上，自我探索，精神成长，青年才有可能真正远离燃烧生命的激情和工心构筑的奇巧，并通过志存高远的豁达和责任重负的承担，以最终通向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的良好生活。
（五） 青年何为：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正如开篇所言，关于青年的反思浓缩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遍的问题和最深刻的矛盾，也同时隐含着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重新反思并试图超越我们将面对的、所体现的和须克服的在个体存在、自我言说和集体想象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多重困境的可能。
我们固然无法脱逃这个时代的困惑，既不能转身告别或与世沉沦，也不应在虚幻的盛世想象中自我消解；我们当然不应遗忘这个时代的矛盾，既不该活在时代的表层浅尝辄止，也不应以任何自我放纵地方式玩世不恭。正如香港作家陈冠中先生所言，面对当下中国的急剧变动，青年人既要“有根”，扎根于俗世生活的平凡之中；又要有翅膀，要在凡俗生活中坚守一种青年人的本真性和理想性，不被资本或权力的逻辑所主宰。面对中国社会中的污浊、腐败、不义、苦难等，青年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一种超越的面相，将“毒药”变为生长的“养分”。
今年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出版150周年，也是韦伯发表《以学术为业》演讲100周年，历史的回声在现实的交汇处大放异彩，先辈的教诲在心底的幽暗处振聋发聩。不管是马克思提出的“第十一条论纲”，还是韦伯倡导的“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的互补相成”，其所呼唤的都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立场价值和生命自身的涌动力量。面对时代的巨大黑洞，究竟时代与时代中的个体，谁是自变量，谁是因变量，如何变化，朝哪变化，这一切或许都取决于青年在自我之上克服这个时代的勇气与能力以及青年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高扬。
犹记得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书中的警示：
“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者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地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
如果青年不能以其青春的活力和饱满的激情生发出“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的生命召唤”，不能以其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担当起理想主义的思想旗帜；如果青年还是沉溺在一私一事之上的狭隘，或落入鲁迅所批评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那么罗曼·罗兰笔下这“死亡的重复”则注定（甚至已经）成为注定的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重新回到阿甘本意义上的“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青年与其自身所处时代应当确立的独特关系，应该是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通过分离和时代错误来依附于时代的关系。而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既寓意着一份人与时代相遇的笃定洒脱，又彰显着个体之生命彰显时代特征的历史精神。这正是黑格尔美学意义上“情志”（Pathos）的气魄，用王元化先生的概括即为“人的内心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明知命运不可改变，仍奋起反抗，壮美凄凉，遂成悲剧；这是鲁迅意义上“真的猛士”和“真的知识阶级”的精神，用钱理群先生的解读即为“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批判主流，永远站在底层一边，永远在边缘位置思考中心问题”。
面对无论是“最好的青春”还是“最糟的年少”，让我么以青春的活力和饱满的激情生发出“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的生命召唤”，以其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担当起理想主义的思想旗帜；彻底告别“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优秀的绵羊”或“空心病”患者，在“自我燃烧”与“自我构筑”的两歧性之中决择中努力摆脱“柔性的后极权主义”下“顺从性的奋斗精神”，在从个体化脱嵌到社会化入嵌的转型过程中相与前行，并最终在自己身上活出这个时代的矛盾，用自己的生命克服现代性的痼疾，做新时代真正的新青年。
注：
1. 李大钊：《青春》，原载1916年9月1日《新青年》2卷1号，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1148/71151/4849289.html
2. 钱理群：《我与青年》，于2014年12月20日在北京三联书店发表的旨在“向青年告别”的题为《我与青年》的演讲，后作为代序收录于《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一书，https://book.douban.com/reading/37009268/
3. 钱理群：《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http://edu.qq.com/a/20150520/041737.htm
4. 【美】威廉•德雷谢维奇：《优秀的绵羊》，林奇译，九州出版社，2016年4月，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747208/
5. 徐凯文：《时代空心病——功利化应试教育之祸》、https://zhuanlan.zhihu.com/p/21651116
6. 徐凯文：《北大四成新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中小学生怎么预防？》，http://www.sohu.com/a/164042656_100928
7. Alain Badiou：“La Vraie Vie”；英译本“The True Life”（Susan Spitzer）；中译本《今天，做青年人》（蓝江）
8. 【法】阿甘本：《什么是当代人》（英译本：Nudities, trans. 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中译本：lightwhite译，https://www.douban.com/note/153131392/
9. 唐小兵：《青年：时代矛盾的橱窗》，刊于《文化纵横》2014年第6期
10. 【法】吉勒·利波维茨基：《轻文明》，郁梦非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2月，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939370
11. 鲁迅：《华盖集·导师》，最初发表于1925年5月15日《莽原》周刊第4期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1569467/
12. 新世相：《中国最普通青年？——我们清醒的苦闷来自哪里》，http://www.jianshu.com/p/87fe9e6e789c
13.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月
14. 冯庆：《古典学与当代青年》，原刊于《读书》2015年第10期，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4202
15. 迟暮：《<军事联盟>中的理想主义：青年如何做世界的主人》，原载于凤凰文化《洞见》第357期，http://culture.ifeng.com/a/20170709/51400781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