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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被斩首而生长的头颅——斯蒂芬·茨威格《良知对抗暴力》

胡如隐 2018-01-02 00:19:27

“唯独思想自由的理念——产生一切理念的理念，因而也是不屈服于任何理念的理念——会永远再次重现，因为只要思想界永远存在，思想自由的理念也会永远存在。如果一时不让人们公开议论思想自由的理念，那么思想自由的理念就会躲藏到良知的最深处——从而使任何一种迫害都无法达到。”

——斯蒂芬·茨威格

“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思考的真理，永远不能说有罪，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

斯蒂芬·茨威格

对良知的缺席弥久不去的失落感会强化对于它的诉求，如果我们不会使用暴力，如果我们不会清除他人或被他人清除，如果我们不会抹杀与被抹杀，良知不必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试探，它的降临与抵抗也就不复存在，暴力就终将会如愿以偿，一切都呈现出怪异的整洁和完美，良知被滥用或消失，永远没有危机，但我们会在熟悉的恐慌和战栗中失去一切。

事实上我们可以容忍失去许多东西，享乐，环境，自由和独立意志，就像加尔文统辖下的日内瓦，没有娱乐和歌唱，没有肉体和尘世的追逐。正是这种逼仄的环境和政权，使良知作为守恒的另一方必须献身出来，尽管有时候承载它的是如此柔软沉默的人体。就像葬礼上的花朵，为死亡和痛苦增加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美感，时代的悲痛才显得更加深切，这良知生机勃勃，总含有某种反讽性和双重含义，但悲痛、死亡和暴力促使我们为良知献身，因为渴望，渴望那些光洁的，濒死的，不可能之物，就像用一己之力对抗加尔文强大教派帝国的卡斯泰利奥。

加尔文画像作者未知

“蚊子对抗大象”——卡斯泰利奥亲笔把这句话添在那一册《驳加尔文书》的原稿手抄本上，并非是人文主义者的夸张，是为了说出真相，告诉他的挚友阿默巴赫，告诉整个关注此事的人，他自己无比清晰将要面临的是怎样的工作。卡斯泰利奥指出加尔文因为宗教阐释不同以及其疯狂的固执和骄傲杀害了米格尔·赛尔维特，将其处以火刑。这一行为在卡斯泰利奥决定下笔的那刻起已经注定必须面临非纯粹思想上，而是世俗世界的彻底失败。

彼时的加尔文已经在日内瓦建立了专属于他独裁思想的国家机器，在日内瓦，任何官署、职权部门、大学和法院、国家财政机构和道德教化机构，印刷或流传的思想和言论，都必须被统辖在加尔文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控之中，他的教义即是法律，《基督教要义》即是唯一正统的阐释《圣经》的著作。对于这种思想独裁的议论、评价或仅仅是颇有微词，都会面临放逐、牢狱甚至是火刑的命运，在日内瓦只允许存在一种绝对真理，而这种真理的先知和持有者是加尔文。

而历史常会在每个黑暗时代里从普通众生中挑选出某个人，以便在他身上能够展示出关于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争论，此人往往并非是天赋异禀之人，也不是位高权重者，诸如火堆上的赛尔维特、身为普通学者的卡斯泰利奥，或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成为一个被后世铭记的名字，不是因为天才，而是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及那些难以想象的艰苦工作。

茨威格画像作者未知

茨威格作品中对于人物刻画的娴熟精巧自不必赘言，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到《人类群星闪耀时》，女人、孩子、思想者，重复地往返、观察与揣测，深入到人物衣物褶皱程度的准确，帷幕可以被拉开，实体可以被显露出来，或者说，读者可以自由选择站在任何一个视角，任何一种距离来进行观察。无论是赛尔维特的火堆旁，还是卡斯泰利奥笔耕不缀的书桌，广阔至各教派间的勾结和斗争，细微至加尔文几乎没有肌肉的手指和阴冷神情，茨威格曾在文中将加尔文和卡斯泰利奥的画像进行仔细比对来折射二者在精神领域的差异。

大量收集与掌握写作素材是进行非虚构写作的作者极其优秀的品质，但茨威格所写的明显不是现代文学里提倡尽量减少作者痕迹的纪实作品，由于典型环境以及时代过于久远，个人主观揣测实在不可避免，但他也尽力地保持了克制和公正，所引用文献与资料大都有据可考，即便是有暗指纳粹的政治隐喻，也并未妨碍此书的阅读体验文学价值。

文学作品的来源基本不存在纯粹的“构造”，它必须或多或少地指涉真实的世界，指涉那些曾经真实存在的历史、罪行、体验和思想，从此得到信息，作者将其加工和延伸，最终呈现为不可抗拒的衍生存在，但这一过程中如果没有主体的谋划，这一过程基本无法发生，也无法产生美感与说服力。

任何道义力量的投入从来不会在人世间完全消失。纵使那些过早的提出超越时代的理想的人由于绝对的弱势而失败了，但他们毕竟实现了自身的人生意义。认为一种理念只有通过这种理念的一批见证人和信仰者——他们愿意为这种理念而生而死——这种理念才会在人世间永不衰败，就精神境界而言，“胜利”和“失败”完全有另一种含义。

因此，一味将目光注视于胜利者纪念碑的世人必须永远和一再被提醒：人类的真正英雄并非是那些在千百万个坟茔和被摧残的生灵的基础之上建立起自己王国的人——他们的王国不会永世长存；人类的真正英雄恰恰是那些不使用暴力而被暴力压垮的人，就像为了思想自由和人性的最终到来而与加尔文作斗争的卡斯泰利奥那样的人。

人性良知对立与暴力政权是个难以阐释的命题，二者的对立在写作时一旦稍有不慎未免容易让人感觉是个圈套，有营造政治舆论的嫌疑，但这一命题由来已久，在这一命题下进行的讨论，已经不再是属于认可或否定的范围，换句话说，会呈现出至少两种文学接受，单纯审美的接受，或者是精神层面的接受，这两种接受时常会发生竞争，我在此处仅仅讨论后者。

《良知对抗暴力》中共提及卡斯泰利奥与加尔文的五次交锋，由卡斯泰利奥对《圣经》的独立解读开始，加尔文开始把深不可测的眼投向这个学者的身上，卡斯泰利奥为了谋生希望正式进入布道师的行列，经过加尔文的发难，卡斯泰利奥离开了日内瓦。

赛尔维特把加尔文当作导师一般地寄去了自己的《再论基督教教义》手稿，并擅自出版《论三位一体之谬误》，加尔文两度指示他人告密之后，赛尔维特被捕入狱，从法国越狱之后在日内瓦停留时被捕，在狱中遭受虐待后火刑处死，至死未放弃个人宗教信仰。得知此事的卡斯泰利奥发表《论异端分子》来驳斥加尔文的暴力行径，后又发表《驳加尔文书》，主要论点如下：

“加尔文凭借自己掌握的国家权力滥用职权——在身学到的和世俗事务中独自作出决定，他因而也就侵犯了天主赋予我们的权利——人人都有用大脑进行独立思考的权利，人人都有用自己的嘴巴说话的权利，人人都有权利将自己的朗致作为内心评判道德的最后手段。”

卡斯泰利奥已经从同僚的经历中清晰预见了自己的命运。对卡斯泰利奥的审判已经就绪，但加尔文永远失去了自己的胜利，突如其来的死亡解放了卡斯泰利奥，由于过度的工作和病痛导致颤抖的发烧，所有器官最终衰竭。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离开人世，终年四十八岁。

但加尔文的教义并没有像想象中一样乘风破浪成为整个西方统一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人文主义和那些永远热切期望自由意志的强烈反抗，使这种教条在加尔文去世之后终于逐渐温和，各种高压手段也不复存在，思想专制也逐渐敛息。但我总是在猜测，这是茨威格的鼓励吗，他说：“任何一个个人要求有思想独立的权利就像生命要求有生存的权利一样，原本早已得到保证。然而历史的潮流有涨有落，永远处在起伏之中。从来不可能通过斗争得到一种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权力。没有一种自由肯定能够对抗始终变换着形式的暴力。”

良知如果作为用来换取声望，敬重与权力的工具，那么良知本身势必沦为了一种可怜的勾当，这勾当不会比那些阴暗后巷里发生的交易显示出任何的高贵，因为它所交付出的代价是这世界存在的意义和永恒的人性王国。但极其不幸的是，良知无法成为工具，却会成为其他工具攻击的目标。

暴力从不准备放过任何刺破它的机会，暴力时常在一侧等待，给予头衔和嘲讽。如果这时候良知依然不为所动，这暴力将利用能够成为工具的一切发起攻击——管制、法规、教条，尽全力逼迫其屈服，如果还未能达到成功，它就要装出极大的怜悯并竭力使良知的使者消失。

良知只能保持缄默，为了不使自己消散地过于无声无息，过于迅速，它有时也报以几声克制的抗议，但不会再多了，绝不会再多了，剩下的似乎只有一条道路可走：消失，或者说死亡。为了防止被滥用和除名而消失，而当它消失之后，暴力必将遭受它在时难以预想的冲击。因为它呼唤的从不是抵抗的力量，而是间接的死亡——献身，为了能够配合和维护它自身，必须选择这条道路。

“什么是玫瑰

为了被斩首而生长的头颅。”

——阿多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