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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奕含到阿廖沙

为什么你应该停止质疑性侵受害者：“你为什么不拒绝”

阿猫 2018-01-08 16:23:54

本文首发于谈性说爱中文网（http://lovematters.cn/）

拒绝，是一门艺术。大伙都会这么讲。

人人都懂得在关键时刻要学会拒绝，保障自己的权益。

奇怪的是，同样是受到侵害，当你有一笔财产被掠夺，大家准会整齐一致地把矛头指向犯罪的实施者。没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拒绝别人偷你抢你的钱包？但是被教导做乖女儿、乖学生的女孩（也可能是男孩），当她们面对以一己之力难以抗衡的性暴力，却总有人为之纠结有没有拒绝、怎么拒绝，仿佛平常柔弱的女性一旦贞洁受损，就该摇身一变铁铮铮的壮士，英勇和机智不能丢，身困险境更是一丝犹豫都不能有，要么义正辞严、不留情面地断然拒绝，要么立刻反应过来并且绝地反击、打他个落花流水。

如果你也觉得以上描述很可笑，那么要说一个事实：怪责受害者、检讨受害者、拿放大镜在受害者身上来回盘查的情况从不鲜见。如果要申请法律援助，举证责任更全盘落在受害者肩上，维权之路困难重重。在对待弱势一方如此严苛的环境下，施害者隐身了。他们更加安然地位居高位，甚至大摇大摆地出入于庙堂和学府之中。你、我、他，以及我们的后代，都极有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因此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哪怕初衷是好的，也应该停止对受害者的猜疑和谴责——因为那样只会让我们的处境变得更难。

“同意”的灰色地带

拒绝，比我们想象的更高难度。

自保是一种能力，需要技巧，需要时机，如果不能自保，恰说明被剥夺了相应的条件，并不代表被害人甘愿受损。

许多受害的女生选择哑忍，不是她们没有拒绝的意愿，而是被各式各样的阻力牵绊着，外人绝难想象。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不能说的夏天》中，郭采洁饰演的女大学生白白，被狼师李教授趁职务之便多次强暴，最后却反过来为李辩护，甚至臆想自己爱上了他；林奕含在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写道，涉世未深的思琪把诱奸自己的李老师视作初恋，虽然饱受践踏，自尊心却如同一根针将她的嘴密密地缝上……这些女孩，都没有“拒绝”，但不代表她们就同意了。

图片源自《不能说的夏天》

a. 关系的特殊性

关系的特殊性，是性侵害难以拒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一，是权力、地位、等级不对等的关系，如老师之于学生、领导之于下属、长辈之于晚辈。最近狼师性侵学生的事件频频曝光，也可想见，掌握学子生杀予夺大权的教师群体，特别是具有学术生涯否决权的导师，在这种关系庇护之下，是多么容易得手。再加上目前校园欠缺完善的制约机制，难怪受害者大多过了几年、十几年才敢发声——不然，她们甚至都无法顺利毕业。换言之，当校园性侵发生时，这些女学生在安全权、人身自由权都受到侵害的恶劣处境下，还要担心其他合法权益被剥夺，反抗和还击自然难上加难。再者，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性侵犯又容易被舆论扭曲为“不正当的性关系”，对受害者而言更是二次伤害。

其二，是以亲密关系作为掩护，因而难以被察觉的侵犯行为。就算当事人向外求救，也时常被当成家事，没有给予足够关注。亲密关系包括恋人和夫妻关系，在恋人关系中，性侵又可以叫做“约会暴力”，如在约会中未经同意强行发生性行为，已经属于“约会强奸”；在婚姻关系中，更多以家暴的形式出现，如肢体碰撞、言语谩骂、冷暴力等。值得警惕的是，哪怕是处于情侣或夫妻关系，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有权拒绝对方发生性行为的请求，无论在任何时候。一旦发生违背意志的性，就构成性暴力。

所以，无论受害者和施害者处于何种关系，都不应该谴责受害者，哪怕Ta是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的受害者。由于晕轮效应，受害者往往出于对加害者的信任、敬重、崇拜，被对方蒙骗、或处于一段亲密关系，接受乃至配合了对方的行径，但不代表性犯罪就等同于你情我愿的性交易，或半推半就发生的“合法”性侵。犯罪可耻，受害无罪，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b. 以性为耻的文化观

以性为耻的文化观，很大程度上造成受害者被迫噤声的局面。其一，是倡导婚前无性的守贞教育，当性被解读为肮脏的、可耻的、下流的低级趣味，发生过性行为的女孩被视作“一块被嚼过的口香糖”、“被用过的破麻袋”，也难怪遇到性侵、诱奸只能自认倒霉，难以及时向外界寻求援助。婚前守贞教育，本质是将女性看成商品，把男性当作待价而沽的购买者，进而鼓励男方用婚姻来购买女方的“初次使用权”。这种观念不仅物化了女性，同样物化了男性。它让正常的性转入地下，让违法的性更难被侦破。

其二，当性教育课本退出校园，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指引，受到性侵更是难以言清。去年2月，有一套优质的性教育课本悄然从校园撤走，只因被部分家长吐槽“尺度太大”，比如有阴茎、睾丸、阴道、阴蒂等各个部位的名称和图画。这套教材确实与国内性教育历来含蓄的特点不符。但这些家长了解什么是性教育、为什么要进行性教育吗？他们恐怕不懂，也不会主动让孩子接触性知识。

“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护？”教师李明指出，课题组的刘文利教授在给老师培训时一再强调，要大大方方说出各个身体器官的科学名称，而这，是出于对近年性侵案频发的考虑。如果连性教育时都躲躲藏藏，又怎能要求受害者流利说出被害的经过、受伤的部位？但很遗憾，这套那么优秀的教材最终还是在校园中消失了。

c. 缺乏安全的发声空间

从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来看，大众的偏见，消失的性教育课本，大行其道的守贞教育，可能会被二次攻击的舆论环境，共同构筑了受害者的困局。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旁观者，只要我们不站在受害者这一边，就相当于站在施害者这一方，为他喝彩鼓掌。就算你没做什么坏事，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你怎么不拒绝呀？”都相当于给受害者落井下石。

事实上，笔者自己也曾受到性侵害，对方是我的大学老师，虽然他并未得手，但我仍然将事发经过公之于众，希望引起警惕。如我所料，外界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质疑更是如明枪暗箭一般投掷过来，比如质询我和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情愫的成分”，责怪我“为什么一开始不拒绝”，或是理性客观中立地评论道我是过度敏感、小题大做，这点伤害程度根本不值得拿出来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