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马鞍山生活了四十多年，看着一座城市从无到有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 ⑬

                
                 
本文作者： 李麑
1953 年出生的石磊称自己是个“南山人”，“南山”不是一个地理位置，是个厂名。他出生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背后的一处弄堂，上山下乡让一代人与出生地剥离。70 年代马鞍山钢铁公司招工，石磊来到马钢下属最大的南山铁矿厂。
尽管不如鞍山、攀枝花有名，马鞍山同样是一座倚靠重工业建起的工厂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马钢贡献了这座城市约 85% 的税收，鼎盛时期马钢的员工数量有 9 万人。
如今，他的口音听不出沪语，和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一样，他的“方言”与普通话相近，偶尔冒出一些来自安庆、南京、东北的俚语。这座 1956 年才设立的城市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本地人”，50 年代从东北、上海等地支援建设的第一批钢铁工人，和 70 年代陆续招募的第二批知青、退伍军人构成了钢厂的主力军，他们也成为这座城市的第一代开荒者。
“马鞍山长大的第二代年轻人或许可以说是小镇青年，但我们到的时候连‘镇’都谈不上，我们是钢厂青年”。企业办社会几乎是五六十年代整个中国重工业企业的共同特点，它们从无到有，试图无所不包，职工宿舍、医院、学校、职工俱乐部、运动场……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可以在一间工厂里完成。
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工人的荣光和建造的热情融为一体，“铁饭碗”在数十年间闪着金光，“马二代”顶替父母职位进入马钢也一度成为这座城市年轻人最好的选择。直到国企改造，新的关键词成了“去产能”、“产线关停”和“甩包袱”。如今马钢的员工数量是 3.2 万人。
2017 年，南山矿最大的凹山采场闭坑，这座从民国时期就已开采的矿山如今成了一个巨大的“天坑”。天坑旁的解说牌上写着，这里曾是南山也是马钢的“粮仓”。
如今石磊已经退休，他还留在马鞍山，他的父亲不建议他立刻回到上海，怕已经习惯了国企和马鞍山的节奏，回去故乡反而会“水土不服”。
我们在南山矿的电视台进行了这次采访，电视台被一片居民楼包围，站在一处小山坡的最高处。石磊称这里还能看出这座城市最初的逻辑，没有成熟的城市规划，有点空地就盖几栋楼，犬牙交错，一点点慢慢生长。
 
                
                  【1973 年，以为自己被“骗”进了保密单位】
我在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待了两年，1973 年刚好马钢来招工，就从安庆到了马钢的南山矿。到的那天是凌晨两点。
当时的马鞍山还没有客运码头，我们坐船到了芜湖，码头旁两辆南山矿派来接我们的车，一辆解放牌，一辆苏联的“嘎子车”，嘎子车装行李，人就坐在被布蒙起来的解放牌里。从芜湖到马鞍山，别提高速公路、国道，连柏油路都没有，四个小时，一路上漆黑一片，没有高楼，看不到人家。
差不多凌晨两点，车转过一个大弯，突然看见眼前一片灯火辉煌，远远看过去，依山而建，足有十几层楼那么高。当时心想不妙，我们肯定是被骗到什么军事基地里去了。当时听说真的有人遇到过，招工的时候不告诉你去哪儿，或是编一个单位名，等到了以后才发现是个核试验基地。
四个小时荒无人烟，突然在山沟沟里一片灯火辉煌，第一反应这是个保密单位，后来才知道，矿场的设备是 24 小时不停的，不像普通工厂，白天上班，晚上停工。直到现在也是，机器停工也就是在每年年底检修的那一两天。
下了解放牌就进了食堂，矿里为了迎接我们专门提供了夜宵。那个时候我们风华正茂，南山矿也是新的。50 年代从鞍钢等地来了第一批支援建设的人，我的老丈人就是第一批开荒者。70 年代，我们是第二批。如果有女知青到，哪怕是夜里到，路的两旁都站满了人，夹道欢迎。
 
                
                   
                
                  培训了三天，我们到各个生产车间参观，心里一块石头才落地。最开始我被分到了机动车间做钳工，这算得上是矿厂的心脏部门了。
刚来没多久，我父亲刚好到南京开会，专门请了假，带着介绍信来看我——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还是需要介绍信的，人们的神经都绷得很紧，一个外人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来参观。我带他看了凹山，看了生产线，运矿石的汽车，轮胎有两米多高，巨大的露天矿场那么宏伟。
我还记得父亲说，这下终于可以和同事们有个“交代”了，他儿子所在的单位是一个先进的、现代化的单位。那时候提到矿，人们本能反应就是嘴里含着油灯、背上背着个竹篓，像是解放前那种煤矿里工作的状态，在地上扒，满脸乌黑。对的，他用的词是“现代化”！
 
                
                  【招待所里的“36 只脚”】
我在南山住的第一套房子是招待所，18 个平方米一个单间，比之前在上海一家五口挤的 11 平方已经宽裕不少。
1978 年结婚也是在这个招待所里。当时，我们想办法找厂里借了一辆解放牌卡车，从上海拉回了一车家具回到那间招待所，轰动了整个南山。老上海人可能听说过“36 只脚”，就像“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那时候结婚丈母娘要求的不是房子，是这些。
我的那套家具是我父亲做的，捷克式的，其实谁也没见过捷克家具长什么样，就是一种老款式，每一件家具都有 4 只脚，不是笔直下了的，而是向外撑开的那种。床、床头柜（上海以前叫“夜壶箱”）、衣橱、五斗橱、桌椅……一套家具一共 36 只脚。
现在你在南山矿碰到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如果问起来，他们可能都还会记得我那套“36 只脚”。当时运过来，很多人上门来看，甚至还有人专门带着木匠师傅来我家量尺寸。当时没有网络，不像现在你网上一搜，图片就出来了，当时连相机都很少。
那套家具把 18 平米的招待所挤得满满当当，当时可不讲究什么居住空间，不像后来人们说家要空一点才舒服。物质贫瘠的年代，一来空间本身就小，再有，屋子摆满了，心里有一种充实的感觉。
 
                
                  但这 “36 只脚”的木料其实是举全家之力“拼凑”出来的。当时没有家具商店，自己打家具还得偷偷摸摸着来。1978 年文革刚刚结束，不像现在只要有钱好像没有什么是办不成的，当然那时候也没有钱。
什么是“举全家之力”？这里省出来一根棍子，那里找亲戚要到一块木板，我外婆以前睡的床，床板拆了几块下来，以前老房子阁楼的木扶梯……今天的衡山路电影院附近有一个木材供应站，从上海木材加工厂剩下来的包装板、刨花什么的都集中到了这里，供应给居民，可以用来引燃煤球炉。一户人家每个月的供应量也就一两斤，我们家存了几个月的票，再问亲戚、邻居借了一些，攒到一定“额度”再去木材供应站换。还得托关系，尽量要一些大一点、结实一点的木材。除了刨花，那里也还是有一些拆房子剩下来的木材的。
那个年代，像这些供应站的人是最有“权”的，还有菜市场卖肉的。现在你们都没办法想象，杀猪的比今天的医生还有权。家家户户都要吃肉，当时的稀罕物是肥肉，可以补充油水。同样是一斤肉票，一刀下去，肥一点也是一斤，瘦一点连着骨头也是一斤，这就是区别。
 
                
                  【“没有？就做出来！”】
把“36 只脚”从上海运回南山矿，路上用了差不多 10 个小时。从徐家汇的弄堂出发就很麻烦，弄堂窄，当时不要说卡车，小轿车都很罕见。出了上海就没有加油站了，不像现在遍地都是，要自己提前准备好一桶油，开到半路停下来，自己加油。
即便这样不方便仍然挡不住物资的私下流动。比方说邮寄包裹，包裹要在邮局检查好了之后才能封口。烟酒、肥皂一些计划供应的东西都不准往外地寄，这都是国家统一调配的物资，万一大家都往外寄，不乱套了么。只能趁人不注意，偷偷塞一点进去，像是布口袋装的一小包白糖。
每次我回上海就像“跑单帮”，每个人都让你带点东西回去。水果糖、毛线、布料、肥皂、的确良衬衫……上海的轻工业当时是全国最好的，没办法。这么麻烦运回来还会得罪人，你帮他带了，没帮另一个人带，这就有矛盾了，人的心理啊很难讲。我还保留着当年的笔记本，每次帮张三李四带了些什么，带多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有个同事坚持托我带上海牌手表，其实当时马鞍山市区的百货商店里已经有了，但他觉得，只有上海买到的才最正宗。其实你想，当年哪有什么假货、山寨、仿冒，能生产出来已经很难了。
最要命的是奶油蛋糕，真的有人托我从上海买奶油蛋糕回来，还不少，每次都有五六个。大家都觉得好吃，送人也好，派头大。问题是火车那么挤，蛋糕怎么可能完好无损度过十多个小时？有个钳工相当聪明，他用了几个滚轮、钢条，自己焊了一个可以移动的“脸盆架子”，五六层，这样蛋糕可以一层一层叠上去，还压不坏。最后硬是把这么个大家伙抬上了火车，我们用了它很多次。
那个年代的人是真的穷啊，也真的愿意挖空心思。我们是矿厂，是机动车间，工人们要材料有材料，要工具有工具，要技术有技术，没有？就做出来！
 
                
                  马钢工人是很骄傲的。我还记得 70 年代回上海时的“装备”，腰上挂着自己做的不锈钢汽水扳子（瓶起子）、钢板尺、矬子，穿着马钢的工作服，背着工具包。我爸还笑话我像个泥水匠，当年只觉得自己是工人，就有这么一种自豪感。当然，那时候工人的地位也高，“铁饭碗”。
70 年代曾经发生过一次“凹山十万人大会战”（1977 年），就是举全市之力保马钢。当时提出凹山要达到 600 万的年产量，但以当时的机械条件，光排土就要一年的时间。采矿是这样，不可能挖出来全都是铁矿石，得先把上面的土排掉。用今天的话来说，排土是没有“效率”的，矿石才值钱。“大会战”用的就是人海战术，从整个马鞍山市的各个单位抽调人力，分次分班来做这没有效率的工作。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排掉了原本一年才能排完的土。
如今看来，这样不计人力不计成本的“人海战术”简直不可思议，那个年代的人真的是纯粹到了一定地步。但也有可能并不是他们自觉要这么做，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是那样。年轻人年轻气盛，领袖号召下勒紧裤腰带也要做，全凭热情，今天看来当然不可持续。
你可以说是全国上下拧成了一股绳，它确实做到了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你也可以说人们怕被检举揭发。我还记得以前有个同学喜欢练毛笔字，用报纸垫着，刚好墨水透下去，沾染了毛主席像，吓得他赶紧拿去烧掉，结果烧掉之后还是被揭发，说他“反动透顶”。人被逼得处处小心，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程序可讲，无处申辩，如果碰到谁成分不好就更倒霉了。
前一阵我回上海还去看了《芳华》，有过不同经历的人肯定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我算是比较幸运了，无论在兵团还是南山矿，但比如那些去了兵团被分到农业连的人，他们是真的苦，常人想象不到。
现在都是“有产阶级”了，不一样了，说得俗一点，做任何事情人们都要想想性价比。
 
                
                  【一座钢厂撑起来的工厂城】
我们刚到南山矿时，这里什么都没有。马鞍山市也什么都没有，很多地方都是芦苇荡。
最开始一部分职工分到了平房，还有很多“草房”。除了从东北、上海招来的开拓者，或是我们这样的知青、退伍军人，还有一些是从农村招来的。这些青壮年劳动力拖家带口来到马钢，老婆孩子是没有户口的。你能找到一块空地，就可以自己想办法搭房子。矿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会来干涉你。这些草房子就像是早年上海的棚户区。
结婚后不久我们有了孩子，从招待所那间 18 平米的房子里搬出来，分到了一套稍微大一点的房子。当时中国很多企业都是这样，住房靠“轮转”。今年企业效益不错就盖几栋楼，零星的三四栋，不像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一建就是一大片。建好之后按照级别、模范、先进工作者分配，没办法做到人人都有的。所谓“轮转”，第一批住进去的人分到了更好的房子，其他人就可以申请搬进去，一批一批这么轮着下来。
现在我住的地方已经是我在马鞍山住过的第五套房了，89.9 平。当时国家有政策，企业可以自己找地方集资建房，但每一户的面积不得超过 90 平，这也是为了限制有人用来建别墅。
后来分房的标准估计全国都差不多，处级干部三房一厅，科级干部两房一厅，普通办事员就是一室一厅，或者两室户没有厅。我记得去年在新闻里看到，南山矿在整个马鞍山市率先实现了“人人有房”，虽然用了这么多年才解决了“无房户”，但恐怕也没什么单位可以这么说吧，还是蛮自豪的。
你在南山矿走一走，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些房子见缝插针、犬牙交错，不像其他成熟的小区都是整整齐齐的。当初建房就是这样，哪里有空地就在哪里建，到处乱盖，也没什么规划。整个南山矿就是这么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最开始工业学大庆，“先生产后生活”，后来到了 80 年代，南山矿越来越像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了。
文革期间的文化生活实在是贫瘠，向山镇（南山矿所在的区域）只有一个电影院，算得上是当时最好的社交中心了。三五分钱一张票，那时候电影院也是最吃香的，我刚到南山矿还作为武装民兵在电影院门口站过岗。
后来工人们自己组织了合唱团，我还保留着当时配音用的曲谱，都是钢板刻的，没有打印机，就用油一张张“推”出来。
我们还建了一个篮球场。“为职工谋福利，建造体育设施”，这是从上往下的讲法，其实它不像是今天企业发包，招投标、拨款、找设计师、施工，当时我们全靠自己，义务劳动。找了一处小山头，填平、修路，用钢管焊了一个篮球架。都是下了班以后人拉肩扛地干，没有报酬。
建好以后，那个篮球场成了整个南山矿的中心，年轻人下了班全挤在这里，轮番上场。后来装了灯，成了灯光球场，这里成了很多男男女女谈恋爱的地方。这也是因为南山矿自己有电力。
之后是田径场、游泳池，每四年还有一次运动会，开幕式都是仿照正规体育比赛规格来的，军乐队、奏会歌、放和平鸽。80 年代运动会的奖品是毛巾、笔记本、搪瓷杯，上面印着一个“奖”字，当时觉得很珍贵，比给钱还荣耀。
现在健身房到处都是，南山矿的篮球架下，人的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还笑说，每届运动会双退职工代表队越来越狠了，永远是他们拿团体总分第一，80 年代的运动主力现在都退休了。南山矿已经很少招年轻人了，招来了也不容易留住。
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这个矿全包了，从新生命在医院诞生，到去世，厂里会派大巴送亲友去殡仪馆办葬礼，全部在这里完成。我们有自己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还办过一段时间的工农兵大学。我们有自己独立的宣传系统，报纸、电视台、广播站，有自己的消防队，最多的时候有 11 个食堂，工人们坐着火车上班。
从 1973 年到今天，我在南山矿待了四十多年，可以说，我们这一辈人看着它从无到有。
 
                
                  【一个内向封闭的社会】
我儿子刚出生四个月就被我爸爸妈妈带回了上海，读到小学四年级又回到南山矿。之后上海有了知青子女返沪的政策才又回去。现在他在上汽集团工作，是高级技师。
很多年后他说过一句话，我半天没回过神来，“你当初插队落户选什么安徽，到黑龙江多好，林海雪原！内蒙古也好啊，大草原一望无际”。他们以为插队落户是旅游。
当然他们这一辈人已经不一样了。他说到大众，德方就不存在“分房”的说法，员工买房的时候会有补助。一切都是“外部解决”，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德方的人说，我们不是纳税了嘛？警察、公安局都是我们纳税人养的，我还要自己养什么保卫科，养什么食堂？
南山矿就像是一个自我循环的小社会，不太受外界影响。这里有点封闭，盘根错节，你不知道一个人的哪个亲戚是哪个部门的领导。绕来绕去就是这些人，有点压抑，不像上海还是很有活力。
改革开放，深圳最先提出来“时间就是金钱”。我们看上海的街头，人人步履匆匆，“奔生活”就是来来回回、赶来赶去。我们这里还是缓慢的，改革开放对南山矿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也没有什么往南方跑。
铁饭碗的弊病就是这样，不鼓励能人。即便你有技术，可以发明什么，当时还没有专利的机制（1985 年专利制度才实行），也不像现在可以找淘宝，当时连生产者都找不到。南山矿是马钢的缩影，马钢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缩影。
80 年代，厂里一个能人联系过一件事情，用南山矿生产的多余钢材，和上海的电视机厂换来了一批黑白电视，当时非常轰动。对我们来说，这是互通有无，我们完成了生产计划之外多出来的东西，电视需要凭票供应，供不应求。对上海的电视机厂来说，一样的逻辑。他们可能不会直接用到钢材，但可以用这个稀罕物再去换其他东西，这不就活起来了吗？但这件事情差点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今天看起来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说起来很轻松，但当时无论马鞍山还是上海，都还是计划经济，一潭死水。
 
                
                  90 年代国企改制，我们那个刚刚“从无到有”的小社会开始变了，人们的观念也变了。“铁饭碗”慢慢没有了，换了一个词叫“甩包袱”，这很沉重。但就像食堂，听起来很不起眼的一个部门，都很难被“剥离”。那些上了年纪的员工不可能转移到生产岗位上去，学技术更是不可能。但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下岗了怎么活。
这几年钢铁行业不景气，钢铁、水泥、煤炭都在强调“去产能”。以前我们说马鞍山是“因钢兴市”，现在开始要建开发区、港口、软件园，发展非钢产业。
我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多年，回头看看真是很感慨，外人可以很轻松说它不好，说国企有多沉重的包袱，我还是觉得它有机会。不是非得每一座城市都要像上海、深圳一样。
作图：林玉尧
题图来自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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