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化背景下看西方的民粹主义
说起民粹主义它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词,其核心思想就是代表“民意”、反精英反建制。民粹主义萌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长期以来民粹主义在国家政治舞台时起时伏,因时因地因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虽以体现民意维护民众利益的形象出现,但其实并不放映真实的民意,就像批评民粹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西方的民粹主义没有民意。它只是抽取片段民意加入自己的利益诉求制造出不切实际的政治社会图景,将国家的政治问题归咎于内部的少数精英人物,而将国家的社会发展弊端归咎于外部的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发展30年以来,世界中的许多国家从中获益不少,政治、经济、文化开始融为一体,弥合了地域上的界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国家代表的中国便深深融入全球化进程中,16年9月的杭州峰会,17年的汉堡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9大的召开以及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无不坚定不移的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全球化推动各个领域进步的同时也派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各国社会分化、贫富差距扩大,实体与虚拟经济的偏离,私营企业与公营企业的激烈博弈,移民问题,恐怖问题等等。总结起来当下的全球正面临着五大发展趋势:第一,世界人口发展失衡导致两大问题:一是老龄化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增加社会福利的负担、养老保险和公共支出;二是人口增长过快的国家导致高失业率,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行为;第二,全球人口流动加速,促发了许多的群体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国家教派、部族矛盾日益严重的中东地区在经济低迷、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大规模移民的涌入加剧了原有的社会矛盾,引发骚乱和恐怖活动;第三,全球财富分配不公和一系列社会公正缺失现象,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08年金融危机正是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第四,全球经济失衡现象难以扭转。新型依附型发展仍然存在:新兴国家制造业和能源资源产业日趋发达,但仍然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投资、服务业和技术创新。第五,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个人和群体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力量上升。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加强教派、族群、国家内部的向心力,又能促成多元社会里更深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裂。
就外部的挑战而言,西方国家不得不面临在全球化中已经成长的壮大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也被迫面对伊斯兰教的恐怖势力以及穆斯林人口急剧膨胀带来的文明冲击和文化挑战,30多年以来,尤其是08年经济危机以来,西方民众的文明自信不断在下降。除德国、荷兰等少数富裕国家以外,“老欧洲”在信息产业革命和世界经济腾飞中严重落伍,已经整体上沦为二流国家。美国在冷战胜利后并没有守住“一超独霸”的局面,反而在连年的反恐活动中虚弱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美国人的世界警察角色严重受挫。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变化导致世界重组不再是纸上谈兵,已经演化成严峻的客观事实
就西方社会内部而言,全球化30多年后财富的增长没有惠及全体人民,相反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极化现象进一步发展,财富向金融、信息产业的新技术权贵集中,作为西方社会稳定柱石的传统中间阶级、包括工人阶级绝对收入水平不增反降。民众产生被剥夺感,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收入差距就不断拉大,加上如今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社会资源和福利落入了极为少数的人手里,西方的普通民众承受了经济危机的痛苦,面对着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的压力凡此种种都导致人们的心理失衡,无论是面对外部的挑战和内部的弊端,西方精英长期没有对积压的矛盾做出有力的回应,迟迟拿不出调整社会再分配、缓解国内安全危机和国际范围的世界重组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政策措施。民众对精英政治、夸夸其谈的官式做派早感索然,仇官、仇富、仇外情绪无需顾忌的倾泄,反精英反建制心理产生不可避免。此外西方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严重失调,导致在国家选举中,高举民意旗帜的人活跃到政治舞台,而大众动员机制也日益现代化和便捷化,网络通讯工具的发展使得反精英反建制的情绪得到蔓延。民粹主义的地盘得以扩大,英国公投脱欧与特朗普当选总统都是民粹主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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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发展30年以来,世界中的许多国家从中获益不少,政治、经济、文化开始融为一体,弥合了地域上的界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国家代表的中国便深深融入全球化进程中,16年9月的杭州峰会,17年的汉堡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9大的召开以及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无不坚定不移的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全球化推动各个领域进步的同时也派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各国社会分化、贫富差距扩大,实体与虚拟经济的偏离,私营企业与公营企业的激烈博弈,移民问题,恐怖问题等等。总结起来当下的全球正面临着五大发展趋势:第一,世界人口发展失衡导致两大问题:一是老龄化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增加社会福利的负担、养老保险和公共支出;二是人口增长过快的国家导致高失业率,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行为;第二,全球人口流动加速,促发了许多的群体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国家教派、部族矛盾日益严重的中东地区在经济低迷、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大规模移民的涌入加剧了原有的社会矛盾,引发骚乱和恐怖活动;第三,全球财富分配不公和一系列社会公正缺失现象,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08年金融危机正是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第四,全球经济失衡现象难以扭转。新型依附型发展仍然存在:新兴国家制造业和能源资源产业日趋发达,但仍然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投资、服务业和技术创新。第五,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个人和群体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力量上升。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加强教派、族群、国家内部的向心力,又能促成多元社会里更深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裂。
就外部的挑战而言,西方国家不得不面临在全球化中已经成长的壮大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也被迫面对伊斯兰教的恐怖势力以及穆斯林人口急剧膨胀带来的文明冲击和文化挑战,30多年以来,尤其是08年经济危机以来,西方民众的文明自信不断在下降。除德国、荷兰等少数富裕国家以外,“老欧洲”在信息产业革命和世界经济腾飞中严重落伍,已经整体上沦为二流国家。美国在冷战胜利后并没有守住“一超独霸”的局面,反而在连年的反恐活动中虚弱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美国人的世界警察角色严重受挫。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变化导致世界重组不再是纸上谈兵,已经演化成严峻的客观事实
就西方社会内部而言,全球化30多年后财富的增长没有惠及全体人民,相反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极化现象进一步发展,财富向金融、信息产业的新技术权贵集中,作为西方社会稳定柱石的传统中间阶级、包括工人阶级绝对收入水平不增反降。民众产生被剥夺感,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收入差距就不断拉大,加上如今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社会资源和福利落入了极为少数的人手里,西方的普通民众承受了经济危机的痛苦,面对着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的压力凡此种种都导致人们的心理失衡,无论是面对外部的挑战和内部的弊端,西方精英长期没有对积压的矛盾做出有力的回应,迟迟拿不出调整社会再分配、缓解国内安全危机和国际范围的世界重组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政策措施。民众对精英政治、夸夸其谈的官式做派早感索然,仇官、仇富、仇外情绪无需顾忌的倾泄,反精英反建制心理产生不可避免。此外西方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严重失调,导致在国家选举中,高举民意旗帜的人活跃到政治舞台,而大众动员机制也日益现代化和便捷化,网络通讯工具的发展使得反精英反建制的情绪得到蔓延。民粹主义的地盘得以扩大,英国公投脱欧与特朗普当选总统都是民粹主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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