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恐怖主义的故事：恐怖如何“正义”？
2000年4月，不结盟运动组织举行了该组织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也是第一次由各国首脑参加的最高层峰会。与会各国就西方国家所谓“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规划发表了一项详尽而深入的分析报告；此外，会议还对所谓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利”表示了坚决的反对。2003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不结盟运动组织峰会上，与会各国再次申明了这一立场。这种立场表明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态度，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在“人道主义”的名义下承受过太多的人道主义灾难。
最无耻的丑行总是伴随着最热烈的吹捧，这些吹捧往往带有“神圣”、“高尚”、“伟大”“和平”等等动听的字眼，以便使丑行看上去光彩照人。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一般情况下“人道主义干预”修辞特色，约翰.斯徒亚特.穆勒那篇论人道主义干预的文章堪称经典。大约150年前，当大英帝国正在对印度殖民地进行越来越残酷和致命的打击，并极力推广英国垄断的鸦片生产时，穆勒在他的论文里对这些吹嘘道：英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一个国家”，是一个爱好和平、“一心为别人谋福利的国家”；如果“野蛮势力的侵略迫使它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它将无私地承担战争的一切代价，并“怀着友爱平等的精神，与整个人类分享胜利果实”。在穆勒看来，英国并不好战，也从来不愿意“通过牺牲别人的利益来谋取自己的利益”，英国的政策“无可指责，而且应该获得称赞”。穆勒认为英国是一个“坚决要消除一切不人道现象的理想主义国家”，它所做的一切只是由于“纯粹的利他主义精神所驱使，献身最崇高的理想与价值”。在穆勒的口中，殖民地战争变成了“爱好和平”；生产（主要是印度）和输出鸦片（主要是中国）是“一心为别人谋福利”；对印度毁灭性的屠杀和征服是因为那些印度土著人“野蛮势力的侵略”；而英国“被迫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后，印度的毁灭和中国在鸦片中的沦陷就是它“与整个人类分享”的“胜利果实”。基于这一切的伟大，英国的所作所为自然就“无可指责，而且应该获得称赞”了，虽然这个“坚决要消除一切不人道现象的理想主义国家”几乎消除了印度和中国（当然还有更多）。
穆勒把英国对印度的战争称为在“野蛮势力的侵略”下被迫发动的战争，这是个有意思的说法。这种说法不乏现代版本，著名例子是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对越南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国对越南发动战争时，宣称这是一种“联合防御行动”，目的是为了抵御南越分子的“国内侵略行径”，防止他们“从内部发起攻击”。这次“被迫发动”的战争也是卓有成效的，并且也实现了“最崇高的理想与价值”：在这次战争中，美国的进攻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把三个国家变成了废墟，未爆炸的武器和大规模化学战的残留直到今天还在造成难以统计的人员伤亡。而且，既然是被迫发动的战争，那美国自然就成了战争的受害者，于是战后越南还得向美国偿还战争时欠下的大笔债务——这比债务是西贡政府欠下的，而西贡政府正是美国安插在越南替自己打仗的代理人。不过，面对这比债务，美国又表现出了“纯粹的利他主义精神”——克林顿总统慷慨地提出了一项方案，允许越南将所欠债务的一部分用于本国教育事业。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就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前几年，苏联入侵匈牙利的借口就是匈牙利政府“请求苏联采取的防御性军事行动”，其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外国势力在资助匈牙利境内的武装集团与破坏行动，意图颠覆匈牙利的民选政府”。——为侵略性战争后找个漂亮借口早已是国际惯例，这些战争要么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要么是国家安全遭遇重大威胁时的自卫，反正自己永远是正义的一方——而且战争往往不叫战争，叫干预。其实早在1949年，国际法院就通过了一项决议，明确表达了人们对“干预”的理解。决议中说道：本法院认为，所谓的干预仅仅是武力政策的表现，它曾导致严重滥用武力的事件。不管国际社会中存在着怎样的缺陷，我们都不能将干预权写入国际法则之中……根据自然规律，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有干预别国的权力，而干预很可能会扭曲“伸张正义”的本质。这项决议清晰地揭示了“干预”的实质：“仅仅是武力政策的表现，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有干预别国的权利”；并且也揭示了干预惯用的面貌：“伸张正义”。
不过，即使国际法院的决议足以证明大多数国家认为干预其实就是武力扩张或者直接的侵略行径，但“最强大的国家”还是照样对它国进行干预，而且修辞也越来越夸张。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美国对其对外政策的吹嘘已经达到了在正常人看来十分过分的程度。美国宣称它将“致力于崇高的理想和价值”，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消除一切不人道现象”，并将最后“迎来一个文明与仁慈的时代”，到时美国将“处在最辉煌的时刻”。这些伟大的措辞着实令人激动，但事实却似乎有些与之格格不入。比如在被称作“高尚的时期”，并“散发着神圣光芒”的1997年，美国向土耳其的军火输送数量超过了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向土耳其提供的军事援助的总和，就在这一年，土耳其平叛战争使数百万人被迫离开几乎被彻底毁灭的农村地区，并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战争期间出现的暴行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平叛期间，土耳其成为了世界范围内除以色列和埃及外接受美国军火数量最多的国家，其80%的武器供应都来自美国。还是在这一年，美国向哥伦比亚提供的军事援助从5000万美元暴涨到2亿美元，到1999年时，哥伦比亚已经取代土耳其成为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本来哥伦比亚就是一个动荡的国家，而国内冲突的急剧军事化的直接后果就是：270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
也许这就是美国“消除一切不人道现象”和“致力于崇高的理想和价值”的方法，只要它们能够“散发着神圣光芒”，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倒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干预——不管是军事援助还是直接军事打击，虽然国际法院都认为它们非法——的意义往往能够拔高到几乎抽象的高度，成为某种崇高信念和正义行为的证明，而且还总是具有时代意义。
这种情况在科索沃几乎达到了一个顶峰。1999年3月24日，美国及其盟友在面对“一百多万科索沃人被迫背井离乡的惨状”时，本着“纯粹的利他主义精神”和“道德热情”，为了将科索沃人从“恐惧、痛苦和死亡的威胁之中”拯救出来，创造了“在国际政治事务中运用武力的新途径”——对科索沃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的原因是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塞尔维亚人在进行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还使得半数以上的阿尔巴尼亚人被迫流亡国外”，而这种“愈演愈烈的流血事件促使美国及其盟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好让阿尔巴尼亚难民重返家园。”对科索沃的干预是塞尔维亚人的罪行促使美国及其盟国进行的，因此它“纯粹是为了保护该地区人民的利益，……是利他主义精神的体现”，并且“这次干预绝对是正当的行动，因为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道主义干预行动的条件”。美国有理由表示义愤，因为塞族政府“大开杀戒，对本国人民进行种族清洗，这几乎就等于是在搞种族灭绝”。
我们不禁为轰炸科索沃欢呼——还有什么比这更正义和高尚的呢？种族清洗的暴行必须得到惩治，轰炸“绝对是正当的行动”。但事情的顺序似乎有些颠倒，因为轰炸其实是在种族清洗的暴行之前进行的。截止至1999年月中旬时，科索沃解放军（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游击队，受美国支持）造成的人员伤亡始终要多于塞族政府上台后造成的人员伤亡，据相关统计，在3月24日北约开始轰炸之前，科索沃解放军杀害了大约1500人，而塞族人只杀害了大约500人。不过，科索沃解放军作为“受害者”，他们杀害的人当然不在考虑范围以内，而塞族人杀害几百名阿族人就是罪大恶极的残暴行为，应该受到猛烈的惩罚。在对塞族发动空袭之后，塞尔维亚人进行了恶意的报复，也就是种族清洗。在3月27日（空袭发动3天后），北约司令韦斯利.克拉克对新闻界说，塞尔维亚人针对空袭行动的报复“完全在我们预料之中”，北约对这种恶意报复“有充分的准备”，不过西方“绝对不会因此改变对塞族的态度”。并且，克拉克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曾在3月6日告诉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一旦北约开始轰炸塞尔维亚，塞族人“肯定就会对国内民众动手”，而北约没有能力来阻止塞族在地面上进行的报复行动。通过这些线索，我们很轻易便能发现，种族清洗虽然是在轰炸之后发生的，并且可以说是北约轰炸预料之中的后果，但它仍然成为了轰炸的理由。也就是说，北约把轰炸的造成的后果当成了轰炸的理由。而且，它将科索沃人从“恐惧、痛苦和死亡的威胁之中”解救出来的目的实际上制造了科索沃人的恐惧、痛苦和死亡，不过，这也是“完全在我们预料之中”的。
我们看到最好的词语总是用来形容最坏的事，——我们几乎找不到更美好的词语来形容那些恐怖和杀戮了！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恐怖从来不缺少样板，暴行的缔造者们历来都是这么干的。在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时，使用的借口和现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借口是何其相似！当时，萨达姆对科威特发出警告说，如果科威特继续破坏伊拉克的经济，就有可能招致报复。萨达姆说，为了保护科威特，伊拉克的经济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他向全世界保证，他“不想要永久的战争，而想要永久的和平……想为伊拉克人民谋取有尊严的生活方式”。1938年，欧洲与纳粹分子签定了象征着“以正义与法制为本的全新的世界秩序”的慕尼黑协定。可没过多久，纳粹分子就把慕尼黑协定向前推进了一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希特勒对此的解释是“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为当地居民的真正利益着想，是为了保护德国与捷克人民的民族独立性，也是在为全世界人民谋求和平与福祉。”日本在我国东三省和华北地区的侵略也高尚得丝毫不落下风——为了要给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创造一个“人间天堂”，保护中国的合法政府不受共产主义“强盗”的侵害，日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1938年，日本宣称自己肩负着建立“新秩序”的“崇高使命”，要让日本、满洲国、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实现“共荣”，“共同抵御共产主义”，谋求三方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以此“确保东亚地区的永久稳定”。——面对这些如此高尚的行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感激涕淋呢？
没有罪恶不是正义的，关键是看你怎么说，当然还要看你是否足够强大。如果你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让人忽略弱者承受的灾难和不幸，那么真相自然就无足轻重，恐怖自然也就可以变成正义。并且，当这个“正义”的制定者是惟一的时，跟在其后面的人需要的就只是认同和执行，而任何不同的意见都不会被承认。因为“伸张正义”的行动不会改变自己以适应那些世俗条规的羁绊，也不会因为别人出于“误解”的反对而打消自己的意图。只要强者继续左右着历史，那么它们就会始终代表着正义。即使这种正义充满了历史的讽刺。
有一个典型的关于“正义”的讽刺：在1989年，老布什政府下令进攻巴拿马，军事行动的代号为“正义行动”。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巴拿马人在这场名为“正义行动”的军事打击中丧生，而“正义行动”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绑架曼努埃尔.诺列加。恐怕没有任何人会认为为了抓到恶棍诺列加而让无数无辜平民送命是正当的，而且美国抓捕诺列加也与他犯下的罪行没什么关系——这些罪行大多数都是在他尚未被美国抛弃之前犯下的——在诺列加以各种非法手段获得竞选胜利之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亲自飞往巴拿马向他表示祝贺，并赞扬他“开启了民主发展的进程。”
“正义行动”的名称似曾相识——在9.11事件中，自称解放者的恐怖分子把他们的恐怖袭击也命名为“正义行动”。我们当然知道9.11“正义行动”是怎么回事，也知道那些“解放者”是什么货色，可是我们很少从历史中了解到巴拿马的那次“正义行动”和“解放者”们的所作所为。《Envío》杂志在对尼加拉瓜的评论后接着评论道：“当时的情况与‘9.11’是何其相似……在巴拿马死去的男孩和女孩、母亲、祖父、年纪较轻的祖母也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当时的恐怖活动也被称作“正义行动”，当时的恐怖分子也被叫做解放者。”这种对比其实已经把对恐怖的理解扩展到了“恐怖”的对立的一方，它把恐怖与“正义”放在同一天平上称量，在正视恐怖之余也评价了“正义”如何恐怖。
不过，即使美国对巴拿马的袭击属于恐怖主义范畴，也无损它的“正义”本性。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因为在我们一贯的见识中，恐怖主义一向都是邪恶的化身——没错，确实是这样的，但还有个隐藏的条件，那就是我们平时谈论的恐怖实际上是经过了过滤的恐怖，它当然不包括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内。我们在前面已经举过大量的例子，这些例子充分地证明了作为名词结构的“恐怖主义”是不能从事实本身来判断的；官方定义的“恐怖主义”是一个单向的判断，它的对象只指向被判断的一方，而判断的一方根本就无须顾及事实，它要做的只是显示自己如何“正义”，至于实现“正义”的手段和后果如何，都已经从属在作为“正义”的前提之下了。
这种“正义”是主流的正义，虽然它构成了我们绝大部分人的“正义”视角，但我们还不能完全忽视那些非主流的正义——“恐怖分子”们的正义。那些非主流的正义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正义呢？它们在修辞方面跟主流的正义如出一辙，我们能区别两者只是因为我们接纳了一个被给予、被同化的价值标准，我们已经按照这个标准拒绝了主流正义之外的其他任何“正义”。虽然两者的措辞惊人的一致，但我们能够从对象上来判断它们，也就是说，我们判断恐怖主义不是从它的后果、影响出发，而是从实施恐怖的对象出发。这种人为制造的差异经常掩盖了恐怖的实质，许多大规模的恐怖要么被认为是“正义”应该付出的代价，要么被认为是对“恐怖主义”理所当然的惩罚。
即使我们能够不受主流媒介的左右，并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来审视互指“恐怖”的双方，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对立的双方都声称自己是正义的一方，那我们如何才能判断哪一方更加正当呢？或者还是双方都不正当？美国说对他国的军事打击是“反恐”，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是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或者是为了传播民主等等，而头号恐怖主义分子本.拉登则发表宣言说：“自从美国派出的成千上万士兵踏上两座圣寺所在的阿拉伯土地（指耶路撒冷和麦加），自从美国支持的腐败专制政府开始掌握国家大权，对美国发动圣战的号角就吹响了——美国的行动让它成为我们要集中力量打击的目标。”这两个极端对立的敌人所说的话同样义正词严，同样洋溢着令人心醉神迷的道德热情，而造成的后果却同样令人心惊胆战。在2002年2月日内瓦国家人权政策大会上，非洲人权观察组织前任主席的讲话也许道出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心声。他说道：“美国将其对敌人发动的战争成为正义战争，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则将他们对敌人发动的袭击称为圣战；我实在看不出这两个称谓在道德标准、政治观点或法律地位上有什么区别。”
可能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正义没有一个确定的内容，或者说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而仅仅只是一些抽象的道德口号，那我们就无从判断正义——因为任何不义都可以称作“正义”。事实上，正义这个词语从来就没有公认的定义，而且任何一个试图给出定义的尝试都必然会遭到拒绝，因为这意味着很多坚持的“正义”会突然变成它们的反面。在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中，“正义”无时无刻不在被滥用：它被用来证明各种行动和行为之有理——干预是正义，抵抗是正义，独裁是正义，民主是正义，反恐是正义，恐怖是正义，轰炸是正义，自杀式袭击是正义……人们都争相指责对方的不义和宣扬自己的正义，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事情变得有利于自己。
最无耻的丑行总是伴随着最热烈的吹捧，这些吹捧往往带有“神圣”、“高尚”、“伟大”“和平”等等动听的字眼，以便使丑行看上去光彩照人。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一般情况下“人道主义干预”修辞特色，约翰.斯徒亚特.穆勒那篇论人道主义干预的文章堪称经典。大约150年前，当大英帝国正在对印度殖民地进行越来越残酷和致命的打击，并极力推广英国垄断的鸦片生产时，穆勒在他的论文里对这些吹嘘道：英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一个国家”，是一个爱好和平、“一心为别人谋福利的国家”；如果“野蛮势力的侵略迫使它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它将无私地承担战争的一切代价，并“怀着友爱平等的精神，与整个人类分享胜利果实”。在穆勒看来，英国并不好战，也从来不愿意“通过牺牲别人的利益来谋取自己的利益”，英国的政策“无可指责，而且应该获得称赞”。穆勒认为英国是一个“坚决要消除一切不人道现象的理想主义国家”，它所做的一切只是由于“纯粹的利他主义精神所驱使，献身最崇高的理想与价值”。在穆勒的口中，殖民地战争变成了“爱好和平”；生产（主要是印度）和输出鸦片（主要是中国）是“一心为别人谋福利”；对印度毁灭性的屠杀和征服是因为那些印度土著人“野蛮势力的侵略”；而英国“被迫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后，印度的毁灭和中国在鸦片中的沦陷就是它“与整个人类分享”的“胜利果实”。基于这一切的伟大，英国的所作所为自然就“无可指责，而且应该获得称赞”了，虽然这个“坚决要消除一切不人道现象的理想主义国家”几乎消除了印度和中国（当然还有更多）。
穆勒把英国对印度的战争称为在“野蛮势力的侵略”下被迫发动的战争，这是个有意思的说法。这种说法不乏现代版本，著名例子是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对越南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国对越南发动战争时，宣称这是一种“联合防御行动”，目的是为了抵御南越分子的“国内侵略行径”，防止他们“从内部发起攻击”。这次“被迫发动”的战争也是卓有成效的，并且也实现了“最崇高的理想与价值”：在这次战争中，美国的进攻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把三个国家变成了废墟，未爆炸的武器和大规模化学战的残留直到今天还在造成难以统计的人员伤亡。而且，既然是被迫发动的战争，那美国自然就成了战争的受害者，于是战后越南还得向美国偿还战争时欠下的大笔债务——这比债务是西贡政府欠下的，而西贡政府正是美国安插在越南替自己打仗的代理人。不过，面对这比债务，美国又表现出了“纯粹的利他主义精神”——克林顿总统慷慨地提出了一项方案，允许越南将所欠债务的一部分用于本国教育事业。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就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前几年，苏联入侵匈牙利的借口就是匈牙利政府“请求苏联采取的防御性军事行动”，其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外国势力在资助匈牙利境内的武装集团与破坏行动，意图颠覆匈牙利的民选政府”。——为侵略性战争后找个漂亮借口早已是国际惯例，这些战争要么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要么是国家安全遭遇重大威胁时的自卫，反正自己永远是正义的一方——而且战争往往不叫战争，叫干预。其实早在1949年，国际法院就通过了一项决议，明确表达了人们对“干预”的理解。决议中说道：本法院认为，所谓的干预仅仅是武力政策的表现，它曾导致严重滥用武力的事件。不管国际社会中存在着怎样的缺陷，我们都不能将干预权写入国际法则之中……根据自然规律，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有干预别国的权力，而干预很可能会扭曲“伸张正义”的本质。这项决议清晰地揭示了“干预”的实质：“仅仅是武力政策的表现，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有干预别国的权利”；并且也揭示了干预惯用的面貌：“伸张正义”。
不过，即使国际法院的决议足以证明大多数国家认为干预其实就是武力扩张或者直接的侵略行径，但“最强大的国家”还是照样对它国进行干预，而且修辞也越来越夸张。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美国对其对外政策的吹嘘已经达到了在正常人看来十分过分的程度。美国宣称它将“致力于崇高的理想和价值”，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消除一切不人道现象”，并将最后“迎来一个文明与仁慈的时代”，到时美国将“处在最辉煌的时刻”。这些伟大的措辞着实令人激动，但事实却似乎有些与之格格不入。比如在被称作“高尚的时期”，并“散发着神圣光芒”的1997年，美国向土耳其的军火输送数量超过了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向土耳其提供的军事援助的总和，就在这一年，土耳其平叛战争使数百万人被迫离开几乎被彻底毁灭的农村地区，并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战争期间出现的暴行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平叛期间，土耳其成为了世界范围内除以色列和埃及外接受美国军火数量最多的国家，其80%的武器供应都来自美国。还是在这一年，美国向哥伦比亚提供的军事援助从5000万美元暴涨到2亿美元，到1999年时，哥伦比亚已经取代土耳其成为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本来哥伦比亚就是一个动荡的国家，而国内冲突的急剧军事化的直接后果就是：270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
也许这就是美国“消除一切不人道现象”和“致力于崇高的理想和价值”的方法，只要它们能够“散发着神圣光芒”，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倒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干预——不管是军事援助还是直接军事打击，虽然国际法院都认为它们非法——的意义往往能够拔高到几乎抽象的高度，成为某种崇高信念和正义行为的证明，而且还总是具有时代意义。
这种情况在科索沃几乎达到了一个顶峰。1999年3月24日，美国及其盟友在面对“一百多万科索沃人被迫背井离乡的惨状”时，本着“纯粹的利他主义精神”和“道德热情”，为了将科索沃人从“恐惧、痛苦和死亡的威胁之中”拯救出来，创造了“在国际政治事务中运用武力的新途径”——对科索沃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的原因是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塞尔维亚人在进行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还使得半数以上的阿尔巴尼亚人被迫流亡国外”，而这种“愈演愈烈的流血事件促使美国及其盟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好让阿尔巴尼亚难民重返家园。”对科索沃的干预是塞尔维亚人的罪行促使美国及其盟国进行的，因此它“纯粹是为了保护该地区人民的利益，……是利他主义精神的体现”，并且“这次干预绝对是正当的行动，因为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道主义干预行动的条件”。美国有理由表示义愤，因为塞族政府“大开杀戒，对本国人民进行种族清洗，这几乎就等于是在搞种族灭绝”。
我们不禁为轰炸科索沃欢呼——还有什么比这更正义和高尚的呢？种族清洗的暴行必须得到惩治，轰炸“绝对是正当的行动”。但事情的顺序似乎有些颠倒，因为轰炸其实是在种族清洗的暴行之前进行的。截止至1999年月中旬时，科索沃解放军（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游击队，受美国支持）造成的人员伤亡始终要多于塞族政府上台后造成的人员伤亡，据相关统计，在3月24日北约开始轰炸之前，科索沃解放军杀害了大约1500人，而塞族人只杀害了大约500人。不过，科索沃解放军作为“受害者”，他们杀害的人当然不在考虑范围以内，而塞族人杀害几百名阿族人就是罪大恶极的残暴行为，应该受到猛烈的惩罚。在对塞族发动空袭之后，塞尔维亚人进行了恶意的报复，也就是种族清洗。在3月27日（空袭发动3天后），北约司令韦斯利.克拉克对新闻界说，塞尔维亚人针对空袭行动的报复“完全在我们预料之中”，北约对这种恶意报复“有充分的准备”，不过西方“绝对不会因此改变对塞族的态度”。并且，克拉克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曾在3月6日告诉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一旦北约开始轰炸塞尔维亚，塞族人“肯定就会对国内民众动手”，而北约没有能力来阻止塞族在地面上进行的报复行动。通过这些线索，我们很轻易便能发现，种族清洗虽然是在轰炸之后发生的，并且可以说是北约轰炸预料之中的后果，但它仍然成为了轰炸的理由。也就是说，北约把轰炸的造成的后果当成了轰炸的理由。而且，它将科索沃人从“恐惧、痛苦和死亡的威胁之中”解救出来的目的实际上制造了科索沃人的恐惧、痛苦和死亡，不过，这也是“完全在我们预料之中”的。
我们看到最好的词语总是用来形容最坏的事，——我们几乎找不到更美好的词语来形容那些恐怖和杀戮了！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恐怖从来不缺少样板，暴行的缔造者们历来都是这么干的。在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时，使用的借口和现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借口是何其相似！当时，萨达姆对科威特发出警告说，如果科威特继续破坏伊拉克的经济，就有可能招致报复。萨达姆说，为了保护科威特，伊拉克的经济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他向全世界保证，他“不想要永久的战争，而想要永久的和平……想为伊拉克人民谋取有尊严的生活方式”。1938年，欧洲与纳粹分子签定了象征着“以正义与法制为本的全新的世界秩序”的慕尼黑协定。可没过多久，纳粹分子就把慕尼黑协定向前推进了一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希特勒对此的解释是“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为当地居民的真正利益着想，是为了保护德国与捷克人民的民族独立性，也是在为全世界人民谋求和平与福祉。”日本在我国东三省和华北地区的侵略也高尚得丝毫不落下风——为了要给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创造一个“人间天堂”，保护中国的合法政府不受共产主义“强盗”的侵害，日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1938年，日本宣称自己肩负着建立“新秩序”的“崇高使命”，要让日本、满洲国、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实现“共荣”，“共同抵御共产主义”，谋求三方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以此“确保东亚地区的永久稳定”。——面对这些如此高尚的行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感激涕淋呢？
没有罪恶不是正义的，关键是看你怎么说，当然还要看你是否足够强大。如果你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让人忽略弱者承受的灾难和不幸，那么真相自然就无足轻重，恐怖自然也就可以变成正义。并且，当这个“正义”的制定者是惟一的时，跟在其后面的人需要的就只是认同和执行，而任何不同的意见都不会被承认。因为“伸张正义”的行动不会改变自己以适应那些世俗条规的羁绊，也不会因为别人出于“误解”的反对而打消自己的意图。只要强者继续左右着历史，那么它们就会始终代表着正义。即使这种正义充满了历史的讽刺。
有一个典型的关于“正义”的讽刺：在1989年，老布什政府下令进攻巴拿马，军事行动的代号为“正义行动”。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巴拿马人在这场名为“正义行动”的军事打击中丧生，而“正义行动”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绑架曼努埃尔.诺列加。恐怕没有任何人会认为为了抓到恶棍诺列加而让无数无辜平民送命是正当的，而且美国抓捕诺列加也与他犯下的罪行没什么关系——这些罪行大多数都是在他尚未被美国抛弃之前犯下的——在诺列加以各种非法手段获得竞选胜利之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亲自飞往巴拿马向他表示祝贺，并赞扬他“开启了民主发展的进程。”
“正义行动”的名称似曾相识——在9.11事件中，自称解放者的恐怖分子把他们的恐怖袭击也命名为“正义行动”。我们当然知道9.11“正义行动”是怎么回事，也知道那些“解放者”是什么货色，可是我们很少从历史中了解到巴拿马的那次“正义行动”和“解放者”们的所作所为。《Envío》杂志在对尼加拉瓜的评论后接着评论道：“当时的情况与‘9.11’是何其相似……在巴拿马死去的男孩和女孩、母亲、祖父、年纪较轻的祖母也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当时的恐怖活动也被称作“正义行动”，当时的恐怖分子也被叫做解放者。”这种对比其实已经把对恐怖的理解扩展到了“恐怖”的对立的一方，它把恐怖与“正义”放在同一天平上称量，在正视恐怖之余也评价了“正义”如何恐怖。
不过，即使美国对巴拿马的袭击属于恐怖主义范畴，也无损它的“正义”本性。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因为在我们一贯的见识中，恐怖主义一向都是邪恶的化身——没错，确实是这样的，但还有个隐藏的条件，那就是我们平时谈论的恐怖实际上是经过了过滤的恐怖，它当然不包括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内。我们在前面已经举过大量的例子，这些例子充分地证明了作为名词结构的“恐怖主义”是不能从事实本身来判断的；官方定义的“恐怖主义”是一个单向的判断，它的对象只指向被判断的一方，而判断的一方根本就无须顾及事实，它要做的只是显示自己如何“正义”，至于实现“正义”的手段和后果如何，都已经从属在作为“正义”的前提之下了。
这种“正义”是主流的正义，虽然它构成了我们绝大部分人的“正义”视角，但我们还不能完全忽视那些非主流的正义——“恐怖分子”们的正义。那些非主流的正义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正义呢？它们在修辞方面跟主流的正义如出一辙，我们能区别两者只是因为我们接纳了一个被给予、被同化的价值标准，我们已经按照这个标准拒绝了主流正义之外的其他任何“正义”。虽然两者的措辞惊人的一致，但我们能够从对象上来判断它们，也就是说，我们判断恐怖主义不是从它的后果、影响出发，而是从实施恐怖的对象出发。这种人为制造的差异经常掩盖了恐怖的实质，许多大规模的恐怖要么被认为是“正义”应该付出的代价，要么被认为是对“恐怖主义”理所当然的惩罚。
即使我们能够不受主流媒介的左右，并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来审视互指“恐怖”的双方，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对立的双方都声称自己是正义的一方，那我们如何才能判断哪一方更加正当呢？或者还是双方都不正当？美国说对他国的军事打击是“反恐”，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是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或者是为了传播民主等等，而头号恐怖主义分子本.拉登则发表宣言说：“自从美国派出的成千上万士兵踏上两座圣寺所在的阿拉伯土地（指耶路撒冷和麦加），自从美国支持的腐败专制政府开始掌握国家大权，对美国发动圣战的号角就吹响了——美国的行动让它成为我们要集中力量打击的目标。”这两个极端对立的敌人所说的话同样义正词严，同样洋溢着令人心醉神迷的道德热情，而造成的后果却同样令人心惊胆战。在2002年2月日内瓦国家人权政策大会上，非洲人权观察组织前任主席的讲话也许道出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心声。他说道：“美国将其对敌人发动的战争成为正义战争，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则将他们对敌人发动的袭击称为圣战；我实在看不出这两个称谓在道德标准、政治观点或法律地位上有什么区别。”
可能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正义没有一个确定的内容，或者说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而仅仅只是一些抽象的道德口号，那我们就无从判断正义——因为任何不义都可以称作“正义”。事实上，正义这个词语从来就没有公认的定义，而且任何一个试图给出定义的尝试都必然会遭到拒绝，因为这意味着很多坚持的“正义”会突然变成它们的反面。在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中，“正义”无时无刻不在被滥用：它被用来证明各种行动和行为之有理——干预是正义，抵抗是正义，独裁是正义，民主是正义，反恐是正义，恐怖是正义，轰炸是正义，自杀式袭击是正义……人们都争相指责对方的不义和宣扬自己的正义，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事情变得有利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