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051-转载-《三联生活周刊》老主编朱伟谈王小波

作者：困困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596070/answer/156807527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还是转一个《三联生活周刊》老主编朱伟的文章吧。 年轻的朋友们已经不太了解王小波，更加不了解朱伟，昨天听到一个年轻的媒体人对Mr Laozhu的评价是“他是个好人”，哈哈哈哈，朱伟是一个绝好的编辑，但是唯独不是……　 王小波的精神家园 朱伟 ／文 　　五年前，1997年的4月12日早上，我听到王小波的噩耗。一个有那样重量的人，说去就去了。在一个春天的早上，没有惊动周围所有的人，就像一缕轻轻的风，很快就消融在被污染得越来越污浊的大气里。其实，对他的死，我不应该感到突然。 　　　　第一次见到王小波，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末，是个冬天。那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李银河带他来找我。大家都是无所事事的时候，看点闲书，有数不清的闲空。在我的印象中，王小波好像一直在感冒，流着鼻涕，一脸的疲惫，脸上身上都是很脏的样子。他说他生在北京，但从美国回来后就不再能适应北京的空气。那时候我在《人民文学》工作，他给我拿来的是一行行写在横格纸上的小说。第一篇给我看的是《三十而立》，后来又拿过来一篇，是《似水流年》。王小波的字，不是清秀，不是端正，也不是大大咧咧的那种。他的小说，没有当时时髦的那种潇洒叙述，也没有缠绵的浪漫故事，就感觉在直白地写他自身与周围人的日常生活。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小说家们都开始注重华丽的装饰，当时有两个时髦说法，一是大家都追求“叙述的革命”，似乎不使用类似“多少年之后，当奥雷良诺面对行刑队的时候”这类句子的小说就没有味道。二是好小说总是有三度空间——故事、故事情节后的关系、哲学。王小波的小说与他的人一样，好像不屑于修饰，只是自言自语，自得其乐地叙述，而所有关系重心又似乎都在性。那个年代，文学中的性已经开始多起来，但多贴着各种标签，没见过像他这样毫不隐讳自己性兴趣，并在小说中作性狂欢宣泄的。我至今记得《三十而立》里的两个细节：王二的诗，“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而那个在知青点与王二恋爱的小转铃干脆说，“王二，不要脸！这么大的东西就往这里杵！”这样的性，在当时强调社会指向的前提下，指向哪里呢？在《似水流年》中，当时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对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来脑浆的描写，又是那种对刺激的强调，然后就是李先生的“龟头血肿”。两个中篇小说，无论王二还是李先生，王小波都津津乐道于其性器之大，这种展示在当时的文学界显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说重一些要抡棒子，说轻一点也是低级趣味。 　　　　其实，即使到了现在，在《人民文学》大约也很难承载这样的作品。 　　　　王小波说他早早地就开始写小说，但经常是写得断断续续、反反复复。上世纪80年代末，当我把小说稿委婉地还给他的时候，他淡淡一笑说，也就是大家流传着看看，也许还有看看的价值。 　　　　在较早接触到王小波的小说后却没能成为发表他作品的第一个编辑，这应该说是我一生的遗憾。但从此，与王小波倒是成了朋友。在我印象中，王小波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在两人对话时，他更多时候是听而不是说。但我又隐隐经常觉得，他心里有太多的事，他脸上的疲惫实际是心理的疲惫。 　　　　我想，要不是《黄金时代》在台湾《联合报》连载、得奖，他的小说在大陆不会那么快得以传播。《黄金时代》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但我无缘在它发表前看到写在横格纸上的手稿。后来王小波给我看复印的发表稿时记得曾与他讨论，我认为这是他写得最从容的小说，其中没有一点紧张感，我看到的也是一个人生命的极端舒展。而当时的知青小说，要不是虚伪的“暴风雪”，就是带“血色”的控诉，阿城的一篇《棋王》算是给知青生活带来些清风道骨。王小波显然对这一切多有不屑，但他只是说：“反正小说写出来总是要让别人觉得好看，他们写这样的小说让大家看的是他们的境界，而高尚低下好像都可以由他们来确定。”对阿城的《棋王》，小波用了刻薄的话说：“我插队时候也好下棋，但这样用下棋来写插队，性质实在与手淫差不多。”当初小波喜欢的是别人对他小说中黑色幽默的评介，说他的性爱故事背后是深刻的黑色幽默，而我以为，他所震撼我的是在那种压抑得人只有窄小生活空间、不允许有任何个人选择的社会中，对个人舒展、张扬的生存方式畅快淋漓的向往。在王小波看来，一棵小草的生长与一匹公马的发情都没有目的性，人生存的许多欲望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人要能自然并按自己意愿而不被别人束缚地活着，就能把自己舒展在午后的阳光下，所以他觉得草长、马自然地发情才是“伟大的真诚”的基础。这其实是《黄金时代》最重要的价值。我至今记得他对陈清扬走到树林里的描写，风从所有的方向吹来，金蝇飞舞，阳光就像云母片洒下来。那是一种一切让阳光耀得很亮很亮的感觉，是一种挣脱了一切束缚的自由呼吸。但即使王小波自己，在当时也不能承认他的这篇小说只是通过写压抑中性的自由，来写人的自由。 　　　　1994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小说。9月28日，华夏出版社专门请一些文学界朋友召开作品讨论会。但事后，好像发行与座谈会的内容都受到相应控制，原因就是其中有过分多、又没有经过足够“净化”的性。我记得在这个会上，我提到的一个观点是王小波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学转型的开始，即文学有没有可能以个人的经验反映社会，而不是从社会现成的概念中去寻找个人。现在看来，我的判断是错的：王小波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在小说中寻找的东西其实永远只能是一种另类叙述，他生前没有得到、死后同样没有得到作家协会、主流作家、文学批评家的认可。他死后至今，他的小说也没有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记得在那个讨论会上，当时在《东方》工作的朱正琳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王小波写“文革”而超越了“文革”，因为他通过性真实反映了人的生存状况，因为人与人的关系都社会化了，只有性关系还保留了社会与自然的双重性，他通过性表现了自然的事实。 　　　　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心里难受的是，在这个讨论会上，王小波是渴求大家对他的作品能有一个评价，大家也是抱着要为朋友帮忙的态度。在会上，王小波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好 　　像也没有因此表达什么特别有力量的文学主张，他强调的只是关于他自己的“黑色幽默”：“我只是感觉到生活中有太多的障碍，黑色幽默是我天生的气质。”王小波希望他的小说能通过贴上这样的标签来得到比较多的认可。他向我解释，“要是不提‘黑色幽默’，我的小说根本就不能发表。我希望从我的小说里不要读出意识形态的味道，性就是性，故事就是故事，但在我们这里，好像没有一点目的性就不行，大家都需要一种东西给捆起来。” 　　　　现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候独自想起来，我常觉得是我害了王小波。我想，要是王小波顺着他自己自得其乐的小说路子写下去，大约不会使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思维的苦境，也不会那么快地离我们而去。有许多东西其实是不能苦心殚虑地去想、去追究的。 　　　　其实1993年、1994年是王小波的小说写得特别酣畅的时期。他的《红拂夜奔》，使人觉得他的想象的翅膀展开，能遮住耀目的阳光。我还记得对李靖的描写：他在洛阳城里行走，一条腿踩着街的左边，另一条腿踩着街的右边，所有人都受他的胯下之辱。而仰头望去，两条毛茸茸的腿上阴茎朝前伸着，就像天上的一只飞鸟。这等张扬的一个形象，想必是王小波特别向往的。而结尾处对红拂自杀的越来越细腻的猥亵，则令人感觉是在完成一种有点心颤的仪式。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我最喜欢《黄金时代》与这《红拂夜奔》。我感到他自己在这两个小说中那样潇洒地迈开着他那两条长腿，舒展开他平时常常是弯着的腰，那是一种一泻如注的畅快淋漓，这畅快淋漓中实在又是五彩斑斓的浪漫。想想王小波这么个平时内向、与人相处多少有点紧张的人，能在他的小说里承载那么多的浪漫，我就会觉得王小波本来就适合于当一个小说家。因为小说家的工作就是在本来可能是枯燥而又晦涩的生活中发现浪漫，使自己沉浸在想象的欢乐之中。而思想家则要从日常生活中看到许多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浪漫常常在一定距离之外，在烟波渺茫之处，接近了，看清了，一切飘渺的东西也就消亡了。 　　　　1995年9月，我接手编《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原始的想法，就想拉一些我在文学圈的朋友来支持《三联生活周刊》。余华、苏童、王小波都是我拉的对象。刚开始想的栏目叫“生活广场”，希望来做新生活观讨论，还记得余华帮我写的稿子叫《简洁而有效的金钱关系》。王小波在《三联生活周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有关媚雅》，是对人们无端崇尚高雅心态的嘲讽，其中一个恶俗的细节是一位老太太在唱高雅的巴赫合唱时把假牙飞出来，形成庄严的狂欢。这篇文章发表在1996年第二期，也就是我接手编辑《三联生活周刊》后出的第三期上。后来好像是经过一番比较，觉得在可选择作家中，王小波最适合于给《三联生活周刊》写专栏，就专门与他谈了一次。他自己确定栏目为“晚生闲谈”，在答应之前他问我：“你怕不怕我给你惹麻烦？” 　　　　“晚生闲谈”开始于1996年3月30日出版的周刊第六期《另一种文化》，说的是暧昧的文化。刚开始放在“生活扫描”的前面，在杂志的第59页。出了两期，好像是王小波不能按时交稿，中间隔了三期，到6月15日出版的第十一期，我把他的专栏改在了最后一页，形成一个很好的尾声。第十一期发的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之后一直连续发表了14篇。 　　　　应该说，王小波重要的思想随笔大部分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上，这些随笔在1996年形成了《三联生活周刊》当时辛辣而又带有趣味的文化批评窗口，也培养了一批思想读者。我后来总结，王小波这些随笔中主要反映的思想是： 　　　　1.对体验痛苦生活，通过意志磨炼、牺牲自我达到超我、崇高的嘲讽； 　　　　2.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而不理智起源于价值观与信仰欺骗； 　　　　3.知识分子可以创造精神财富，也可以不让别人创造财富，而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自己的思想监狱； 　　　　4.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而我们总以正本清源的方式破坏幸福。高尚与低下的总和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去掉一部分实际也就破坏了一个真实的人； 　　　　5.东西方精神最大的区别在西方人沉迷于物欲，东方人精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乐趣就是性爱； 　　　　6.只要有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有不平等，而最伟大的文明就是虚伪。 　　　　1996年的王小波沉浸在理性思考的乐趣中，也许他的思考并没有更深的结论，但他深深厌恶那种把一个丰富的人磨砺成简单而没有趣味的“崇高人”的社会现实。他认为幸福应该建立在让大家都按照自己的形态活着，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之上，但现实中，一种人的生活总被另一种人设置着。王小波说他生活与写作有三个原则：热爱智慧、热爱异性、追求有趣。他认为智慧是一个人活在世上充分享受人的自尊的基础，性是一切美的来源，而趣味是感觉这个世界美好的前提。但在现实生活中，他越思考就越发现聪明其实只是相对而言。“我发表一些认为是聪明的看法，别人换一个角度，可能就在说我犯傻。其实聪明的东西是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可能就是傻的。这样一想，我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实在很傻。”更可怕的是，王小波说他越想关于聪明的问题，就越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聪明人是要永远被傻人领导的。他有一次很是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也许是生态平衡吧，要不然这个世界发展的速度会更快。都是聪明人领导，这个世界也会疯了。所以聪明人与傻人打架，大家常常都说傻人有理，慢慢地，聪明人也就会变傻。”在性方面，王小波遭遇的最大困境则是，大家从他的小说中看到性的乐趣，津津乐道地参与性的狂欢，却反过来又用道德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他小说中的“色情”。尤其让王小波愤慨的是，很多人反过来看到他在性方面的“不正常”。他写“文革”，写那时候性的压抑是人的压抑的标志，可许多人不仅看到了“不健康”，还有人从小说评论他本人有虐待与自虐倾向，进而把它看成一个文化问题。王小波自嘲说，他小说中的性已经使他成为了“围观对象”，在成为“围观对象”后，他还能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异性吗？而关于趣味，王小波说他在对过去生活的回馈中，用了一种幽默，看到了有趣。“这些现在让我写成了有趣的故事，在当时其实一点趣都没有，完全是痛苦。我把当时的痛苦写成现在的有趣，现在的小孩看到的只是有趣。而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这样，有趣的事情本来是没有的。” 　　　　1996年的下半年，我能感到王小波陷入越来越深的疲惫。就像他在《红拂夜奔》的前言里所说：“我认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得庄严滞重。”那段时间，他在经过一系列思考后痛感的是关于乌托邦对人的影响，他认为乌托邦的罪行是一个人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瓦解与破坏了别人的鲜活思想。由此他进一步对话语制造者产生同样的反感，同时又困惑于自己也已经成了话语制造者。王小波曾经自得于自己可以以沉默来面对 　　社会，做沉默的大多数。当他无法再沉默，必须用话语来面对这个社会，又进而自己也成为面对社会与大众的话语制造者时，他被自己无法超越的困惑控制了。 　　　　1996年底，实际上王小波陷入了自己追思到极限的空虚之中。当一切都被追问与反问之后，他无法再超越他叙述的层面。他的文字越来越枯燥，文章中基本老是逃不脱这样的叙述方式： 　　　　我年轻时候插过队； 　　　　大圣贤罗素说过； 　　　　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我对科学更感兴趣。 　　　　他走进了一个他的能力无法突破的、由悖论组成的圆圈，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研究理论的坯子。而另一方面，又是越来越紧地包围着他的那些令他深恶痛绝的东西，无趣像病菌一样到处弥散。他绝望地写道：“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幽默。但在我待的这个社会里，什么也收获不到，这是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对人来说，刀山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不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兄弟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其实，那种参差多态，那种精神的飞扬只在小说里才能自娱自乐地找到。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都被特别实际的生活彼此挤压着，王小波找不到他所要的自由，而通向自由写作的欢乐之门又向他关闭——对理性思考越深入，感性飞翔的翅膀就越沉重。他的脑海里只剩下越来越单调的几个概念，他再也无意、无力、无能去描述那种想象中蓝天白云的浪漫了。 　　　　到了1997年春节前，他给我来了一封短短的信。信上说，他近来越来越感困惑，他说，专栏好像没有突破的可能，是不是把它停了。 　　　　他曾经说过，一个人感到了思想的贫乏，这个人就要死了。 　　　　1997年第一期《三联生活周刊》第64页原来“晚生闲谈”的位置上换上了“声音”。因为年底王小波发给我的稿子是一篇长长的《茫茫黑夜漫游》，他让我分几期连载来应付，但我觉得它有悖专栏原来的样子。王小波的精神好像已经离我们而去。在此文中王小波引用了塞利纳同名小说中的诗句：“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这篇文章后来经我删改，变成四千来字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三期。之后王小波又连续寄来四篇稿子，但这四篇稿子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时候已经成了遗作。 　　　　王小波一生都在追求那种自由翱翔的翅膀，其实他死后，这种自由也是没有的。在葬礼上，大家踏着平庸的《葬礼进行曲》的调子向他送行，什么样的音乐能承载一颗渴求自由的心灵呢？追思会上，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框式来对他的价值进行评定。大家都痛惜一颗自由心灵的逝去，可大家的框式又无一不是对自由心灵的亵渎。 　　　　王小波死后，《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5月15日出版的第九期“生活圆桌”发表了杜比写的《对王小波的哀思》。杜比是深深喜欢王小波的一代人的代表，文中结尾写到：“生活是脆弱的，其中的乐趣并不多。现在，有个人不提供这种乐趣了，他死了。”而王小波给他的乐趣，其实也不过是过去的那个年代的辛酸幽默，而那个时代对他们是那么陌生，他们离那个时代是那么遥远。 　　　　王小波死后，《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在寻找有人能替代他在最后一页的位置，但一直找不到。现在大家都在商业化，能严肃、自由地讨论人文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