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向这个操蛋的世界投降难道不是一种性格缺陷吗？——记一场简单的谈话

在最近与过往的很多时候，往往发现自己与做商业的人聊多两句便会退却。有时候，看见身边做创作或抗争的人将自己愈发编织入一张不断收窄的“铁床”，却依然会为这些明明和我隔离的、冷漠的孤独感动。仿佛远远看着它们与我的隔绝、看见这些生灵的沉重，也就反而能看到自己的孤独，并为之温暖。
周末与想做纪录片的朋友聊天，说不如我们拍拍北京的青年作家们吧。心中想到豆瓣的一位作家。豆邮聊了聊，效果却（如我所想）的不好。
和深圳的一位诗人朋友聊。这个圈子很大，人太多了，你究竟想了解谁呢？我其实不知道，也不太敢知道。每一个其实与自己相关起来的对外探索，都格外让自己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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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朋友突然向我丢来这样一个问题：
“问你个问题诶，你会觉得 整体来说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比现在要好吗？”
牵起了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思考。觉得这个对话值得被记录。
我：“诶。。。我好像不擅长作出任何对比？”
友：“没有什么感性的…东西，或者类似想要在‘自己身上克服时代‘的想法吗？”
我：“...我感觉，最近太囿于自己心理或者说人格的缺陷，而对于这些‘我是对的、我要坚持一些价值或特性’，没有什么格外的关注了。”
友：“这是进步吗？”
我：“在中国来说，确实可以说自己在用80、90年代来克服21世纪。但世界范围而言，不过是想要活得更加自由自在，反对一切主流的框架，无论说资本主义，现代性，科层制，还是任何。”
友：“会希望自己能乐意用一种更当下的方式来达到‘自在地活’吗？”
       “诶… 不该忽然这么展开讨论，如果不想回答就不回答( ´▽｀)”
我：“没什么，真没什么，只是感觉这些问题与目前我的动向，不在一个轨道里。”
友：“嗯 我感觉到了…”
我：“更当下的方式...没想过呢”
       “咋想到这些个呢？”
友：“和咨询师聊到了 她问我为什么不能就此去做商业编剧 …”
（注：朋友自决定重新出国申请本科以来，一直在独立给一些团队做编剧、写一些自己的东西。其商业性及艺术性的成分都并不恰如她所期待的那样，但至少成为了一种承载“行动”的栖身之处。）
我：“我前两天也在想类似问题：为什么我不愿意和做商业咨询的人当朋友，只想去靠近那些搞艺术搞音乐的人。”
        “其实这个问题接近于问人们，你为什么有某种价值观。”
友：“但其实我有点粗暴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价值判断确实是一种和性格缺陷、原生家庭关系密切的东西，我也不倾向改变它，而是固守‘这就是我’然后去修补更表层的部分… 但我不知道在实践中 会不会有问题。”
我：“我也在这么想啊。”
      “‘不要向这个操蛋的世界投降’这句话难道本身不带有一种性格缺陷吗？”
友：“其实不想降格到‘缺陷’ … 愿意说‘我选择了看起来痛苦和困难的部分’ …但生理限制让我们喜欢社会性 仅仅因为‘开心’而充满活力 … 然后咨询师问我是不是有自虐倾向”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和非商业的圈子在一起 也可以实现社会性 仅仅是物质方面会有所限制 而且可能对智识的要求更高。不能说一切自我追求都是自虐。”
友：“嗯。更高的智识水准是值得追求的东西。”
天知道我怎么就感动了，我们又怎样共鸣又岔开着。无从总结。
无非某种个人性与社会性、心理问题 v. 社会问题的模糊母题里不精准的一些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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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面的，想拍摄（或成为）怎样的“创作者”的问题。
我以为这个定义会是“以某种方式‘自废武功’又在苦心锻造武功、活在某种其实非常核心的边缘的”创造者们。
如没说一样。
或许也只是因为自己一次一次的以自废武功为荣，像《托尼.厄德曼》里面洗手间里流血的脚一样，拒绝这个由西服与ppt包裹、由罗马尼亚的推土机与德国总部的规范文本开路的，我所熟悉的、整洁的、技术化的成功世界。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