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三辑）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发言纪实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三辑）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发言纪实
周丹丹、许頔玉、梅雪吟
2016年9月3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三辑）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举行。发布会由凤凰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辑部、文汇报、翁同龢纪念馆、凤凰出版社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发布会并进行了热烈的学术研讨。以下为各位专家发言纪实：
姜小青社长致辞：
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我首先代表凤凰出版社，对各位专家在开学百忙之际能够参加今天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第三辑）的发布会表示衷心的感谢。过一会，张剑、彭国忠两位先生会就史料的整体编纂设想以及本辑第三辑的整理情况向大家报告，我这里简单地向大家报告这个项目的出版情况。这个项目目前计划是，第一阶段的计划，出版到五辑，每辑十种左右。今年出版的是第三辑，第一辑和第二辑分别于2014年、2015年出版，根据我们当时的商议，每出版一辑，在主持人所在地进行一个专家的座谈会，听取意见，以便后面做得更好一些。主编三位，就是张剑、彭国忠和徐雁平，原来还有一位张晖，大家知道去世了。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也是希望听到各位专家的高见，以期在我们后面几辑的出版过程中有所提高。现在五辑的总目基本已经确定，第四辑已经在编纂过程中，明年的上半年会出版，第五辑的目录已基本出来，也有约稿。那么第六到第十辑，昨天和张剑我们还在商议后面五辑如何拓展，也非常希望听到各位专家的意见。
凤凰出版社作为一个地方的古籍出版社，原来叫江苏古籍出版社，长期以来得到了包括在座各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关心，2014年，两年前，我们出版社刚好成立三十周年，我们也不善于做各种活动，就作了一个三十年的档案梳理，编了一本总书目。在编书目的过程当中，各位专家学者对我们出版社的支持，我们感受尤为深切，所以这一点我们铭记在心，同行老大哥克勤在，多指导。出版业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期，但是转型期过程中就有一个声浪，做大数据或者是唱衰传统出版的这样一个声浪。如果说我们凤凰出版社，对专一出版、对学术出版还有一点小小的坚守的话，我想那就是学术界给予我们的力量，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再次感谢今天到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对于凤凰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谢谢大家！
彭国忠（主持人）：下面请《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主编，也是最早的策划者张剑研究员介绍整个丛书情况。
张剑研究员：
各位老师好！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是我的学术前辈，特别是董乃斌先生，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带我进入了学术殿堂，今天专门赶过来，我心里很感动。我想说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感谢。因为我、雁平、国忠，还有张晖，我们几个，刚开始也就想做点事情，为学术界服务，出于这个目的，做这套丛书。原来做史学的不太看我们做文学的书，做文学的倒是向史学学习的比较多，当时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也编一套史学界也想看的书？这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出发点，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让我们做了这个书。在做的过程中，每一辑都得到了各位专家、各位前辈、各位老师的很多指点、很多帮助，尽管里面有很多不足，但是我们每次都及时开一个发布会，然后及时调整。第二点就是这套书的特点，我简单地讲一下。这套书是一个有开放系统的一套丛书，它以日记和书札为主，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它还包含了一些笔记，一些具有史料和趣味价值的个人生活史方面的资料，一些别集，比较有意义的别集。每一种都可以做，尽我们能力做精一点，不想被大家最后说成是杂芜，想被大家说成是丰富。记得我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三辑，那里面的东西很丰富，我们从里面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就想一步一步做，做到五辑、十辑之后，品种多了，内容丰富了，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因此这套书既有主打种类，同时又兼容其他一些门类。比如说前面几辑中有楹联，有诗话，有笔记，后面还有，包括第四辑查屏球整理的日本甲午时期的汉诗选集，就是把日本方面甲午时期它对甲午战争持什么样一个态度，通过它的汉诗都给反映出来了。第五辑会有一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萧亚男整理的近代忆语汇编，像《浮生六记》这样的书，后来有一个专门文体称之为忆语，都是回忆和怀念自己已逝妻妾或情人的。萧亚男汇集了晚清几十种忆语，这种史料应该很好看。我们想做得品种稍微丰富一点，但同时要坚持以私人生活史为主，成为补充正史的一个渠道，所以书札、日记，还是我们的主打项。其他时间留给各位前辈、各位专家，我就不再多说了。
胡晓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
从近代的角度来说，其实已经有很多成规模的文献丛刊。像刚刚张剑研究员提到台湾的，台湾的近代文献丛刊有一千多种，很大。我印象当中，湖南也出过一些比较成规模的近代文献丛刊，还有一些大型地方文献丛刊。最重要的就是像《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续修四库全书》，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既有清代的，也有近代的。因为清代、近代这个文献问题尤其重要（当然唐代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永翔兄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如果说做六朝文献、文史研究的话，材料和人的生命长度可能差不多；隋唐也差不多；但是宋代就超过了人的生命的长度，能够把握的文献就很多了；那么到了清代，到了近代，那就远远的超过，或者要几个陈尚君的年龄才能够去把握，那么大海量的文献。那么，在文献和史料都没有完全地让我们去看到的情况下，如何谈得上历史的真相呢？如何谈得上文学史和思想史，还有其他的史，我们所要作出来的定论？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有很多定论了，我们的研究已经有定论了，其实离这个定论还远远的啊！刚才张剑说的很好的，个人生活史，很多的生活面相，当时的士大夫啦，当时的思想的各种情况，如果说真的都没有看到那些比方说诗词，诗词用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来说可以证史，可以去考证历史的，那么大量的诗文集（刚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大概十多种，近代方面的诗集，二十几种啊），真正看到的人能有多少，真正了解的人能有多少？远远不如对唐代、对六朝的了解。所以，就是说文献很重要。我就觉得像张剑兄，像国忠兄，雁平兄他们做的这个事情，确实非常非常重要。这其实真的是刚开了个头，无论怎么样子，对近代的文献真的刚刚开了个头而已。比方说日记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曾经做过《望山庐日记》，中华书局也做过一些日记，但都不是成规模、成系统的，《复堂日记》是浙江古籍的，《吴宓日记》是东方出版社的，《严复日记》是三联书店的，《湘绮楼日记》是湖南岳麓书社的。山西古籍出版社也做过一些比较成套的日记。但是都是开了个头就刹住了，就没有好好的去弄它。小青社长，还有克勤社长，都在，如果说能够把这样一个稀见文献的史料，把它成系统、成规模地做下去，把其他出版社刚刚开了一个头的事情，真的好好做下去的话，对近代研究确实是会带来很大的突破。我们知道，现在的文史研究，或者文学研究，或者史学研究，很多很多观点都要突破，特别是近代，很多观点都要突破，重要的突破点就在于文献，新的发现的文献。所以如果说我们想对中国文学学科，或中国文献的学科，如果要对历史的研究、文史的研究，要真正做出贡献，真的不在于怎样去有一个思想的框架啦，怎样去有一个新的理论的模式啦，有一种什么新的论述方式啦，更重要的就是在于文献的搜集、整理、发现、出版。这个方式可能是最简洁的突破，文献就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可能因为现在历史研究比我们有活力，哲学研究也比我们有活力，比中国文学研究有活力的多，但是，我们如果在文献上面，如果能真正的大规模的去投入、出版、整理、发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就可以超过历史研究，超过中国哲学研究，我们就真正能做出对中国文学研究学科的一个贡献。
彭国忠教授：
这一辑整体难度较大，专业性较强。像吴大澂的书信集，整理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字是扫描了作为图像粘贴上去的，整理者之一陆德富，是裘锡圭先生的弟子，专门研究文字学。卢康华整理的这几种，整理过程较艰辛，其中有两册日记手写得非常潦草，墨非常淡，辨认起来很吃力。还有一册日记里面有大量的苏码，用苏码记数，这个东西太专业了。大概刘（永翔）老师知道苏码，一般人读起来像读天书一样。他找了大量的研究资料看，还找了几个稍微懂得传统记账符号的人帮忙，又跟倪春军两个人商量，找了一篇专门研究论文看，还是因为手写体太潦草了；而且苏码这种东西，它的基本规则在那，每个人用的时候又有一些创造性变化。王达敏先生整理的贺培新的集子，贺培新本身是北方桐城派第五代作家的代表，北方桐城派与南方桐城派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像莲池学派它比南方桐城派的传承更严格一些，谱系化更强一些，南方桐城派是没有那么严的，北方的做法有点类似于学堂之类很正规，他们的创作，各方面都有些不同。武汉大学陈水云教授整理的赵尊岳的集子，赵尊岳大概1965年去世的，到去年他的著作权限才到期，陈水云教授就立即把他的集子整理出来了，一百四五十万字，也是费了很大功夫。
第三辑整理者中，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刚才讲到的卢康华，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实在不简单。他整理的六种日记，全部加起来大概三十万字不到，但是下功夫大，创获多。他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说法。比如《蟫庐日记》稿本四册，但实际上只有三种，其中两册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一种是最初稿本，一种是修订的誊清本，所以一些文献著录四种，在他看来，实际上是一些误会。《北上日记》，作者名字中本来只出现一个字，“生”，他请教苏州博物馆的李军先生，得知其全名叫做周长生，然后他再用内证、外证加以证明。《涤庵日记》，《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等著录作者是夏震武，就是根据“涤庵”这个号来确定的，卢康华通过日记作者的籍贯与夏涤庵不合，明确否定这一说法，认为《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应当予以订正。《淮海日记》，作者自己所写的年份是壬戌，卢康华考证发现，按照“壬戌”这个年份，其所有日记的阴历和阳历全都对不上号，他据此判断“壬戌”是“癸亥”之误。日记作者发生这种错误，很少见，他说这不是一般性的偶然记忆出错或者是笔误所致，很有可能是日记作者从开篇时年份书写就造成的错误。还有《养性室日记稿本》三册，未著作者姓名，他考证出是张敬礼等等。
像这些东西，应该说是一种贡献吧。文献整理，不只是对现有文字的识读，还要在作者姓名字号、年月日的时间、事件方面，多下一些考证功夫，才庶几不负“整理”之名义。
第三辑，有一些东西我个人很有兴趣。像贺培新的集子中，居然有评梅曾亮的一篇；而刘承幹的《嘉业堂藏书日记》当中，也有评梅曾亮的。这两家的评论，在肯定梅曾亮古文的特点、对桐城派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的不足。而且，像贺培新，认为梅曾亮的文字缺少才气，刘承幹认为梅曾亮的文字不华丽，这种批评很少见的。桐城派的体系内部，对梅曾亮正面的评价相对比较多，很少去讲他的缺点。
董乃斌（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前几天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古典文学丛书发布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套书里面收的一些别集、诗文集，有的经过很好的整理，我们用起来很方便。比如这两天我在看孟浩然的集子，这套书里收了佟培基的注本，2013年出了增订本，我看的就是这个本子。我觉得佟注本的校记很详细，等于提供好多种较早的版本，有了它就免得我们再去查，确实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也可以说是为研究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这个工作是很繁琐的，很细致的，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出来，记下来，写成校记，从而给使用者提供方便。
比较起来，现在这套《近代稀见史料丛刊》，功用有所不同。它的价值首在“稀见”。它提供的这些日记、游记、书信都是以前看不到的，有些还是稿本，有些深藏在图书馆里面。张剑是在文学所图书馆发现了很多未经整理的东西。我在文学所待过很长时间，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何其芳十分重视图书文献的蒐集。他用的一个图书馆管理人员叫汪蔚林，我进所的时候他是资料室副主任。汪蔚林曾做过图书生意，解放以后吃不大开，但是他对书籍很精通，大概就跟孙殿起这类人差不多。有段时间，何其芳每年都会给他一笔经费，派他到江南一带去搜罗书籍。他也很努力，确实搜罗来很多东西，包括一些流散在乡间的古书或私人著作未曾刊刻的稿本之类。搜罗来以后，来不及过细整理，就收藏在资料室里，当时也没有人研究。文学所老先生们年纪大了，年轻的人也不大去看，关键是时代气氛和今天不同，不可能埋头钻故纸堆。这些古籍、文献就都堆放在那里，大家也都知道那里可能有好东西，但不敢随便去动。我在当所领导时，曾经分管过一段时间图书馆，很想去看一看、弄一弄，但是不行，这个事情太大。说来可笑也可悲，我只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所里的一些年轻同事为保护这些图书文献出过一些笨力气。1969年，林彪有个一号令，要搞战备，准备打仗，学部各所全部下放。文学所的重要财产是这些书，就被全部装在很结实的战备箱里面，从北京运到河南，运到鸡公山，找一个山洞把它们藏了起来。结果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些书，却一箱一箱把它们扛到洞里去，后来又把它们运回北京。我曾经跟张剑说，这些书我们是扛啦，我们把它扛到河南去了，又把它从河南扛回来了，可是我们没有机会看。现在你们好了，你们可以大大方方舒舒服服地看啦。心里很是羡慕。好在张剑他们没有把它占为己有，而是把它逐步公布出来，经过整理把它们印出来，让大家都可以看，可以利用。这是值得感谢的。张剑他们整理那些稀见史料很辛苦。有的稿本破破烂烂，灰尘很大。当初有一段时间想整理，整理的人吃不消，翻开这些纸张，灰尘呛得人受不了，就停下来了。我觉得“稀见”两个字是名副其实的。因为我不是见多识广，见得本来就少，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没看到过。以前也没机会看到，有的虽很感兴趣，也看不到。现在他们印出来了，不单是文学所，恐怕别的地方也有这种珍稀书籍文献被湮没的情况，现在逐步公开流传，稀见的东西成了易见的东西。首先是在这一点上，我对他们这项工作是非常非常感谢的！
一来二去，我们现在年纪也大了，跑图书馆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方便了。现在有这套书放在边上，书本又不大，比过去线装书是略大一些、重一点，但是不像精装书砖头那么重。有时候躺在沙发上，也可以拿一卷随意看，看到哪里算哪里，也没有更多的功利目的。我读这套书并不是要成为一个近现代研究专家——这是不可能了——只是兴趣还在，书还是爱读的，这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吧。
收在这套丛刊里的书，都很有意思。写这些东西的人，也让我们具体地看到了文化传承。昨天我看了其中一本，叫《潘道根日记》。这位作者并不是标准文人，他是个医生，俗话叫郎中，给人家看病拿药的，但是文化修养很高，他编了很多书。他也念《诗经》，系统地念，还做笔记，提出他的一些见解。他也著作，写诗话，也写一般的文学批评。而且他的批评很大胆，因为他没有顾忌。我们现在批评古人，顾忌颇多，比如说袁枚，一想他是性灵派的大师，影响很大，就觉得随园老人不可以随便批评。但潘道根不管，他认为随园并不怎么样，写的都是一些男女之事，很不地道。这样看来，这个潘道根的观点是正统的，其实他是接受了正统的文艺思想，诗教呀，诗要有益教化、温柔敦厚等等。他是拿着这个标准来看袁枚，他虽然并不是专业的诗文批评家，但是他的意见却一定程度上代表被正统文艺思想影响的普通人。这对我们研究文学批评史倒是有点参考价值的。
这套书提供了很多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方方面面的信息，是读史的很好参照。有些书里批评张之洞，批评左宗棠，说他们好大喜功，明明打了败仗，回来报告打胜仗，明明在外处境困难得不得了，但就是不说，不给政府报告，自己在那硬撑着，然后回来邀功请赏。《翁同爵家书》里写到这些，他是给他的儿子讲的，似乎对张、左别有看法。翁同爵是个人物，官做得蛮大。还有一些官做得比他小的，接触到更基层的一些事情，怎样防城，怎样修河，怎样催赋收税，怎样跟上级和同僚应酬，跟底下人打交道，很是麻烦、困难重重。做个县官也很不容易，上面有压力，下面又有很多事情推行不下去。这些日记家书记录了一些官场内幕。这可以使我们对近现代的一些社会生活，包括官场的生活，稍微有一点具体的了解。有些珍稀史料，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理解近代史，甚至可以通过相互比照来发现或纠正史书中的某些错误和疏漏。这些史料讲的都是具体事实，读起来很有趣味，而如果要研究的话也有价值。第一辑出的时候，张剑送了我一套，立刻引起我的兴趣，我在谢他的同时，就说你以后出的都要送给我，我都要看看。我当然不能一本本仔细地看，我是挑着看的，比如《张佩纶日记》我是要看的，因为他是张爱玲的祖父、李鸿章的女婿，值得一看。
以张剑为首，再加上徐雁平、彭国忠，本来还有张晖——张晖这个年轻人很厉害，短短三十多年，搞了很多东西，如果天假以年，他还可以搞出不少成果，真是可惜了——现在张剑他们发扬他的精神，立志长期搞下去。我觉得他们这辈人很有出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这些年似乎不如古典文献整理来得有成就，而他们正是着重搞文献的。经过长时段以后再去看，很多研究著作确实会慢慢淘汰掉，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东西，很可能会被慢慢淘汰——没有读者就是淘汰了。但是文献性的东西，多少年后还会有人看。
张剑在我们那里念研究生时，也是搞研究的，不搞整理。整理其实也是研究，研究其实也离不开整理。但现在在语感上二者好像有一些不同。整理主要是为把文献整理好，然后为别人服务。实际上，整理本身就必须研究，只不过不是写长篇的文章或大书。以前我们的老师认为这种研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看来也是如此。从这三套稀见史料书里，已经培养出很多整理人才。这里面有一些老手，但也有很多是新手，水平参差不齐。我粗粗地看，里面错字不少，包括前言里面也有错字，原文中也存在一些不通的话，有的地方大概整理者也没办法，一时弄不清楚，只能就这么先印出来了。另外，这套丛书每种一般有个很好的前言，介绍原书作者生平和书的大致情况，说明整理凡例，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个别《前言》写得太长，几十页还没完，似乎还是适当控制一下为好。研究心得可以另外写成文章。至于有的整理者，整理之外还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张剑为莫友芝日记搞了个人名索引，这个对读者有好处。因为近代人的名号变化很多，有的搞不太清楚，有的会张冠李戴，有索引帮助查一查，读起来就会方便一点。但这个还不是每种书都有，有的可能来不及做，有的想以后再做，如果能够统一都有，就更好了。
我刚看到第四辑预告的目录，里面有好几种很令人感兴趣。比如《辜鸿铭先生书信作品集》肯定会卖得很好，我现在就很渴望看一下。辜老头子太有意思了，台湾也出了他的很多东西。去年冬天我在海南大学住了一段时间，就住在图书馆边上，一个老师给了我一个借书卡，我就天天到图书馆去看，一翻就翻到了关于辜鸿铭的很多的书，一大摞，都是他自己写的东西，包括他所写外语作品的译本，非常有意思。他的书信集肯定也是很有趣的。另外，像徐乃昌他们的这些日记肯定也是很受欢迎的。我作为一个读者，非常渴望你们的书能够继续出下去，五辑，十辑，十辑以后休息一下也可以，停一停，再出他十辑，慢慢地就这样出下去，一直出到你们也老了，把接力棒传下去。
上次古籍出版社开会时，有人说得好，他说，我们读着这套古典文学丛书成长，又编着这套丛书老去，一生都跟这套书分不开。说得真好。今天面对这套稀见史料丛书，我真的很高兴，也很感激，感激这些比我年轻的学者朋友。说实话，我们是失学的一代，有十年应该很好念书的时候一天到晚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去了。十年时光，怎么能补得回来啊！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同志，遇到这么好的时代，至少我们从鸡公山扛回来的书你可以打开看啊。书一定要有人看，封存在那个地方是没有意义的。希望你们有机会钻到图书馆里去，把那些灰尘积满的书翻出来，翻出有用东西来，让我们也看看。
吴格（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出了三辑，子目已经浏览。我要感谢凤凰出版社的锲而不舍，你们坚持出版了一些史料价值较高、整理程度较难、市场却不一定较大的图书。也要祝贺三位主编，你们都是非常有心的文献同道。
刚才主编介绍中谈到，《史料丛刊》将关注于近现代文献。“远略近详”是史料传存的特点，这也符合目前各学科研究重心大致下移的趋向。其次，我认为史料整理不一定局限于正经、正史，比如我们对日记、书札等类文献应多加关注。
作为一名图书馆员，前些年我参加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图书馆界我们奉为导师的顾廷龙先生，晚年多次谈到（有一次是和胡道静先生在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议上讲），几套大型丛书（《四库》、《续四库》、《禁毁》、《存目》）编印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对现存古籍中刻本以外的稿本、抄本部分做调查统计，然后有计划地整理出版“稿抄本丛书”。我个人近年关注的也是这方面工作。我的范围比较小，先从书目、题跋类文献出发，这和自己图书馆员的身份有关。我关注许多未刊的古籍书目及题跋，和《史料丛刊》收书的时段相仿。前代私家书目及题跋所著录的古籍，现在都已归为公藏，而书亡目存、书存目亡的情况，所在都有。不少古书流传的原委、递藏的路径，可以通过书目文献的整理发掘，得到清晰的展现。
说到对日记及书札，“三辑”中的《蟫庐日记（外五种）》即据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稿本整理。类似的《嘉业堂藏书日记抄》，也是“三辑”中的亮点，是一位博士生从刘承幹《求恕斋日记》中钞出。我关注《求恕斋日记》多年，认为其堪称近代史料之渊薮。这部日记的时间跨度，从清末一直延伸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纪事详备，很少间断，急需有人下苦功为之整理。整理的基础，是先要影印公开。此书影印颇费周折，上世纪末即筹划计议，终于有幸得以实现（上周出差北京，出版社同仁告诉我此书印成的准确消息）。回想起来，复旦大学与华东师大有多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与《求恕斋日记》史料利用有关。此前利用此《日记》的方法，就是锲而不舍地每天坐图书馆，逐页浏览，分类摘抄。因为《日记》体量很大，时间有限，同学只能依论文方向，有选择地摘抄数据。目前发掘的刘氏藏书及刻书内容，只是《日记》的部分史料。《日记》详记每日宾客往来、书信收发、家族事务、经济活动及购书刻书等，刘氏除自记以外，还聘有秘书，通过口授、笔记方式完成日记。所记事务，从清末经民国直到建国后，见证的不仅为刘氏个人生活史，也反映了南浔刘氏及相关家族的历史，又可折射近代政治历史等丰富画面，其资料确实非常重要。
“三辑”中关于吴大澂的书信，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的《顾廷龙全集》有关。顾老早年撰有《吴愙斋先生年谱》，我受家属委托，现正校订《年谱》，所以我对《吴大澂书信四种》怀有兴趣。书信数据可丰富年谱记载，不知其中有无新内容，为顾老当年搜集吴愙斋史料时所遗漏。
“三辑”中收入赵尊岳著作，也触发我的兴趣。赵尊岳辑刻之《明词汇刊》，当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其事由我介绍。此书影印底本，现仍藏于复旦图书馆。《明词汇刊》流传，与已故龙榆生先生有关系。龙先生在“文革”中（1966年）去世，此前所撰《遗嘱》，提及赵氏两部稿本，一部是赵撰《词总集考》，龙先生遗嘱指明该书已转赠杭州大学的夏承焘先生；另外一部即《明词汇刊》红印本校样。赵氏喜好词学，热心辑刻明词，抗战前已辑刊明人词集两百多种，交南京“姜文卿”书坊刊刻。当时续刻续校，题名《惜阴堂汇刻明词》。书版毁于1937年南京沦陷之战火，赵氏随身保存的红印样本，即为《明词汇刻》存世的唯一传本。赵氏于汪伪时期曾出任南京政府宣传部长，抗战后去国，临行将《词总集考》、《明词汇刊》两稿托付龙榆生，请龙先生代为处分，赠予有缘。龙先生不负委托，先于1965年将《词总集考》赠予杭州大学古典文学研究室夏承焘先生（此稿“文革”中不知去向）；《明词汇刊》则计划赠送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文革”初期，龙氏遭遇抄家，《明词汇刊》被音乐学院抄没，辗转归于复旦图书馆。“文革”结束，龙先生后人厦材先生，通过市“文清小组”向复旦索还此书。复旦归还此书时，与厦材先生有一君子协定，希望此书能先付影印，以广流传。其时李伟国兄任古籍出版社社长，很快落实此事。《明词汇刊》印成后，尚有两朵花絮可述：一是某年施蛰存先生来信，谓赵尊岳之女公子从澳大利亚来华，寻访其父亲遗著，故以相关情形见询。我随即禀告施老，赵氏《明词汇刊》已由上海古籍社印出；二是龙厦材先生十余年前出国，临行前约我相见，承告《明词汇刊》从复旦退回后，迄未离家，自己年事已高，决定将此书重赠复旦图书馆收藏。我将此书抱归，发现书架上仍保留着原先书卡，即将此书放还原先位置，书卡插回。因见“三辑”中收有《赵尊岳集》，故忆及以上往事。
我对《史料丛刊》选目感到很亲切，因为与主编的关注点有很多重合，我们的愿望与努力几乎相同。在座各位都深知，文献整理是“有过无功”的工作，文字传录准确无误、书名人名未曾搞错，读者不会因此而夸奖你。反之，原始文献经你传录，如文字辨识有误、断句标点有误，读者对你的批评会很严厉。文献整理，辛辛苦苦，资料挖掘，上天入地，尤其是未刊稿抄本，谋取底本，辨识过录，事非经过，不知其难，其间辛劳，一言难尽。为此需要有理想，有坚守，更需要同志者之支持。客观地说，稿抄本形式的原始文献，首次整理披露，或由影印件转为排印本，其间包括将繁体变为简体字等步骤，各环节均会产生讹误，事情需要慎之又慎。我对出版社有个建议，图书一经出版，应即开始收集批评信息，再次重印时，务必有所修订。
对于文献整理，我还有一个注意“跟进”的想法。如上面讲到的赵尊岳著作，吴大澂书信，嘉业堂藏书日记、《蟫庐日记》等，一是相互间存在联系，二是与已经刊布者存在关系，需要有心人增补校订，为之整合。《蟫庐日记》作者王祖询，是王欣夫先生的父亲，欣夫先生的遗稿，大都保留在复旦。与我有关系的几位研究生，都有心继续整理王祖询及荫嘉、欣夫父子昆弟的遗著。地不爱宝，遗书日出，文献学者生于当今，数据采集之便捷与丰富远逾前人，利用已有成果，把握新出线索，文献研究及整理，有许多题目可以扩展，催生出新成果。《丛刊》二辑中曾刊布张佩纶资料，我知道张氏后人对上海图书馆又有新捐赠，出版社如能及时跟进，完成新资料的影印，文献学者随之跟进整理，岂非学界之福音。《丛刊》主编对日记十分重视，在此提供一信息：上海图书馆收藏日记稿本丰富，为国图以外又一大渊薮。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现与国图出版社合作，拟大规模影印上图藏稿抄本日记，分辑编印，陆续出版。目前即将付印的首辑，收入日记数十种。此项目我也一直关注，日记前所附解题，由我组织研究生撰写。二辑、三辑连续出版，可为《丛刊》主编提供大量新素材，整理工作，即可跟进。此类工作不求大红大紫，未刊文献整理面世，也不期望读者众多，如能坚持，形成系列，积累日久，自生影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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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丹丹、许頔玉、梅雪吟
2016年9月3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三辑）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举行。发布会由凤凰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辑部、文汇报、翁同龢纪念馆、凤凰出版社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发布会并进行了热烈的学术研讨。以下为各位专家发言纪实：
姜小青社长致辞：
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我首先代表凤凰出版社，对各位专家在开学百忙之际能够参加今天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第三辑）的发布会表示衷心的感谢。过一会，张剑、彭国忠两位先生会就史料的整体编纂设想以及本辑第三辑的整理情况向大家报告，我这里简单地向大家报告这个项目的出版情况。这个项目目前计划是，第一阶段的计划，出版到五辑，每辑十种左右。今年出版的是第三辑，第一辑和第二辑分别于2014年、2015年出版，根据我们当时的商议，每出版一辑，在主持人所在地进行一个专家的座谈会，听取意见，以便后面做得更好一些。主编三位，就是张剑、彭国忠和徐雁平，原来还有一位张晖，大家知道去世了。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也是希望听到各位专家的高见，以期在我们后面几辑的出版过程中有所提高。现在五辑的总目基本已经确定，第四辑已经在编纂过程中，明年的上半年会出版，第五辑的目录已基本出来，也有约稿。那么第六到第十辑，昨天和张剑我们还在商议后面五辑如何拓展，也非常希望听到各位专家的意见。
凤凰出版社作为一个地方的古籍出版社，原来叫江苏古籍出版社，长期以来得到了包括在座各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关心，2014年，两年前，我们出版社刚好成立三十周年，我们也不善于做各种活动，就作了一个三十年的档案梳理，编了一本总书目。在编书目的过程当中，各位专家学者对我们出版社的支持，我们感受尤为深切，所以这一点我们铭记在心，同行老大哥克勤在，多指导。出版业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期，但是转型期过程中就有一个声浪，做大数据或者是唱衰传统出版的这样一个声浪。如果说我们凤凰出版社，对专一出版、对学术出版还有一点小小的坚守的话，我想那就是学术界给予我们的力量，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再次感谢今天到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对于凤凰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谢谢大家！
彭国忠（主持人）：下面请《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主编，也是最早的策划者张剑研究员介绍整个丛书情况。
张剑研究员：
各位老师好！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是我的学术前辈，特别是董乃斌先生，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带我进入了学术殿堂，今天专门赶过来，我心里很感动。我想说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感谢。因为我、雁平、国忠，还有张晖，我们几个，刚开始也就想做点事情，为学术界服务，出于这个目的，做这套丛书。原来做史学的不太看我们做文学的书，做文学的倒是向史学学习的比较多，当时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也编一套史学界也想看的书？这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出发点，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让我们做了这个书。在做的过程中，每一辑都得到了各位专家、各位前辈、各位老师的很多指点、很多帮助，尽管里面有很多不足，但是我们每次都及时开一个发布会，然后及时调整。第二点就是这套书的特点，我简单地讲一下。这套书是一个有开放系统的一套丛书，它以日记和书札为主，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它还包含了一些笔记，一些具有史料和趣味价值的个人生活史方面的资料，一些别集，比较有意义的别集。每一种都可以做，尽我们能力做精一点，不想被大家最后说成是杂芜，想被大家说成是丰富。记得我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三辑，那里面的东西很丰富，我们从里面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就想一步一步做，做到五辑、十辑之后，品种多了，内容丰富了，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因此这套书既有主打种类，同时又兼容其他一些门类。比如说前面几辑中有楹联，有诗话，有笔记，后面还有，包括第四辑查屏球整理的日本甲午时期的汉诗选集，就是把日本方面甲午时期它对甲午战争持什么样一个态度，通过它的汉诗都给反映出来了。第五辑会有一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萧亚男整理的近代忆语汇编，像《浮生六记》这样的书，后来有一个专门文体称之为忆语，都是回忆和怀念自己已逝妻妾或情人的。萧亚男汇集了晚清几十种忆语，这种史料应该很好看。我们想做得品种稍微丰富一点，但同时要坚持以私人生活史为主，成为补充正史的一个渠道，所以书札、日记，还是我们的主打项。其他时间留给各位前辈、各位专家，我就不再多说了。
胡晓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
从近代的角度来说，其实已经有很多成规模的文献丛刊。像刚刚张剑研究员提到台湾的，台湾的近代文献丛刊有一千多种，很大。我印象当中，湖南也出过一些比较成规模的近代文献丛刊，还有一些大型地方文献丛刊。最重要的就是像《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续修四库全书》，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既有清代的，也有近代的。因为清代、近代这个文献问题尤其重要（当然唐代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永翔兄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如果说做六朝文献、文史研究的话，材料和人的生命长度可能差不多；隋唐也差不多；但是宋代就超过了人的生命的长度，能够把握的文献就很多了；那么到了清代，到了近代，那就远远的超过，或者要几个陈尚君的年龄才能够去把握，那么大海量的文献。那么，在文献和史料都没有完全地让我们去看到的情况下，如何谈得上历史的真相呢？如何谈得上文学史和思想史，还有其他的史，我们所要作出来的定论？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有很多定论了，我们的研究已经有定论了，其实离这个定论还远远的啊！刚才张剑说的很好的，个人生活史，很多的生活面相，当时的士大夫啦，当时的思想的各种情况，如果说真的都没有看到那些比方说诗词，诗词用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来说可以证史，可以去考证历史的，那么大量的诗文集（刚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大概十多种，近代方面的诗集，二十几种啊），真正看到的人能有多少，真正了解的人能有多少？远远不如对唐代、对六朝的了解。所以，就是说文献很重要。我就觉得像张剑兄，像国忠兄，雁平兄他们做的这个事情，确实非常非常重要。这其实真的是刚开了个头，无论怎么样子，对近代的文献真的刚刚开了个头而已。比方说日记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曾经做过《望山庐日记》，中华书局也做过一些日记，但都不是成规模、成系统的，《复堂日记》是浙江古籍的，《吴宓日记》是东方出版社的，《严复日记》是三联书店的，《湘绮楼日记》是湖南岳麓书社的。山西古籍出版社也做过一些比较成套的日记。但是都是开了个头就刹住了，就没有好好的去弄它。小青社长，还有克勤社长，都在，如果说能够把这样一个稀见文献的史料，把它成系统、成规模地做下去，把其他出版社刚刚开了一个头的事情，真的好好做下去的话，对近代研究确实是会带来很大的突破。我们知道，现在的文史研究，或者文学研究，或者史学研究，很多很多观点都要突破，特别是近代，很多观点都要突破，重要的突破点就在于文献，新的发现的文献。所以如果说我们想对中国文学学科，或中国文献的学科，如果要对历史的研究、文史的研究，要真正做出贡献，真的不在于怎样去有一个思想的框架啦，怎样去有一个新的理论的模式啦，有一种什么新的论述方式啦，更重要的就是在于文献的搜集、整理、发现、出版。这个方式可能是最简洁的突破，文献就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可能因为现在历史研究比我们有活力，哲学研究也比我们有活力，比中国文学研究有活力的多，但是，我们如果在文献上面，如果能真正的大规模的去投入、出版、整理、发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就可以超过历史研究，超过中国哲学研究，我们就真正能做出对中国文学研究学科的一个贡献。
彭国忠教授：
这一辑整体难度较大，专业性较强。像吴大澂的书信集，整理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字是扫描了作为图像粘贴上去的，整理者之一陆德富，是裘锡圭先生的弟子，专门研究文字学。卢康华整理的这几种，整理过程较艰辛，其中有两册日记手写得非常潦草，墨非常淡，辨认起来很吃力。还有一册日记里面有大量的苏码，用苏码记数，这个东西太专业了。大概刘（永翔）老师知道苏码，一般人读起来像读天书一样。他找了大量的研究资料看，还找了几个稍微懂得传统记账符号的人帮忙，又跟倪春军两个人商量，找了一篇专门研究论文看，还是因为手写体太潦草了；而且苏码这种东西，它的基本规则在那，每个人用的时候又有一些创造性变化。王达敏先生整理的贺培新的集子，贺培新本身是北方桐城派第五代作家的代表，北方桐城派与南方桐城派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像莲池学派它比南方桐城派的传承更严格一些，谱系化更强一些，南方桐城派是没有那么严的，北方的做法有点类似于学堂之类很正规，他们的创作，各方面都有些不同。武汉大学陈水云教授整理的赵尊岳的集子，赵尊岳大概1965年去世的，到去年他的著作权限才到期，陈水云教授就立即把他的集子整理出来了，一百四五十万字，也是费了很大功夫。
第三辑整理者中，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刚才讲到的卢康华，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实在不简单。他整理的六种日记，全部加起来大概三十万字不到，但是下功夫大，创获多。他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说法。比如《蟫庐日记》稿本四册，但实际上只有三种，其中两册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一种是最初稿本，一种是修订的誊清本，所以一些文献著录四种，在他看来，实际上是一些误会。《北上日记》，作者名字中本来只出现一个字，“生”，他请教苏州博物馆的李军先生，得知其全名叫做周长生，然后他再用内证、外证加以证明。《涤庵日记》，《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等著录作者是夏震武，就是根据“涤庵”这个号来确定的，卢康华通过日记作者的籍贯与夏涤庵不合，明确否定这一说法，认为《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应当予以订正。《淮海日记》，作者自己所写的年份是壬戌，卢康华考证发现，按照“壬戌”这个年份，其所有日记的阴历和阳历全都对不上号，他据此判断“壬戌”是“癸亥”之误。日记作者发生这种错误，很少见，他说这不是一般性的偶然记忆出错或者是笔误所致，很有可能是日记作者从开篇时年份书写就造成的错误。还有《养性室日记稿本》三册，未著作者姓名，他考证出是张敬礼等等。
像这些东西，应该说是一种贡献吧。文献整理，不只是对现有文字的识读，还要在作者姓名字号、年月日的时间、事件方面，多下一些考证功夫，才庶几不负“整理”之名义。
第三辑，有一些东西我个人很有兴趣。像贺培新的集子中，居然有评梅曾亮的一篇；而刘承幹的《嘉业堂藏书日记》当中，也有评梅曾亮的。这两家的评论，在肯定梅曾亮古文的特点、对桐城派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的不足。而且，像贺培新，认为梅曾亮的文字缺少才气，刘承幹认为梅曾亮的文字不华丽，这种批评很少见的。桐城派的体系内部，对梅曾亮正面的评价相对比较多，很少去讲他的缺点。
董乃斌（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前几天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古典文学丛书发布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套书里面收的一些别集、诗文集，有的经过很好的整理，我们用起来很方便。比如这两天我在看孟浩然的集子，这套书里收了佟培基的注本，2013年出了增订本，我看的就是这个本子。我觉得佟注本的校记很详细，等于提供好多种较早的版本，有了它就免得我们再去查，确实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也可以说是为研究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这个工作是很繁琐的，很细致的，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出来，记下来，写成校记，从而给使用者提供方便。
比较起来，现在这套《近代稀见史料丛刊》，功用有所不同。它的价值首在“稀见”。它提供的这些日记、游记、书信都是以前看不到的，有些还是稿本，有些深藏在图书馆里面。张剑是在文学所图书馆发现了很多未经整理的东西。我在文学所待过很长时间，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何其芳十分重视图书文献的蒐集。他用的一个图书馆管理人员叫汪蔚林，我进所的时候他是资料室副主任。汪蔚林曾做过图书生意，解放以后吃不大开，但是他对书籍很精通，大概就跟孙殿起这类人差不多。有段时间，何其芳每年都会给他一笔经费，派他到江南一带去搜罗书籍。他也很努力，确实搜罗来很多东西，包括一些流散在乡间的古书或私人著作未曾刊刻的稿本之类。搜罗来以后，来不及过细整理，就收藏在资料室里，当时也没有人研究。文学所老先生们年纪大了，年轻的人也不大去看，关键是时代气氛和今天不同，不可能埋头钻故纸堆。这些古籍、文献就都堆放在那里，大家也都知道那里可能有好东西，但不敢随便去动。我在当所领导时，曾经分管过一段时间图书馆，很想去看一看、弄一弄，但是不行，这个事情太大。说来可笑也可悲，我只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所里的一些年轻同事为保护这些图书文献出过一些笨力气。1969年，林彪有个一号令，要搞战备，准备打仗，学部各所全部下放。文学所的重要财产是这些书，就被全部装在很结实的战备箱里面，从北京运到河南，运到鸡公山，找一个山洞把它们藏了起来。结果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些书，却一箱一箱把它们扛到洞里去，后来又把它们运回北京。我曾经跟张剑说，这些书我们是扛啦，我们把它扛到河南去了，又把它从河南扛回来了，可是我们没有机会看。现在你们好了，你们可以大大方方舒舒服服地看啦。心里很是羡慕。好在张剑他们没有把它占为己有，而是把它逐步公布出来，经过整理把它们印出来，让大家都可以看，可以利用。这是值得感谢的。张剑他们整理那些稀见史料很辛苦。有的稿本破破烂烂，灰尘很大。当初有一段时间想整理，整理的人吃不消，翻开这些纸张，灰尘呛得人受不了，就停下来了。我觉得“稀见”两个字是名副其实的。因为我不是见多识广，见得本来就少，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没看到过。以前也没机会看到，有的虽很感兴趣，也看不到。现在他们印出来了，不单是文学所，恐怕别的地方也有这种珍稀书籍文献被湮没的情况，现在逐步公开流传，稀见的东西成了易见的东西。首先是在这一点上，我对他们这项工作是非常非常感谢的！
一来二去，我们现在年纪也大了，跑图书馆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方便了。现在有这套书放在边上，书本又不大，比过去线装书是略大一些、重一点，但是不像精装书砖头那么重。有时候躺在沙发上，也可以拿一卷随意看，看到哪里算哪里，也没有更多的功利目的。我读这套书并不是要成为一个近现代研究专家——这是不可能了——只是兴趣还在，书还是爱读的，这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吧。
收在这套丛刊里的书，都很有意思。写这些东西的人，也让我们具体地看到了文化传承。昨天我看了其中一本，叫《潘道根日记》。这位作者并不是标准文人，他是个医生，俗话叫郎中，给人家看病拿药的，但是文化修养很高，他编了很多书。他也念《诗经》，系统地念，还做笔记，提出他的一些见解。他也著作，写诗话，也写一般的文学批评。而且他的批评很大胆，因为他没有顾忌。我们现在批评古人，顾忌颇多，比如说袁枚，一想他是性灵派的大师，影响很大，就觉得随园老人不可以随便批评。但潘道根不管，他认为随园并不怎么样，写的都是一些男女之事，很不地道。这样看来，这个潘道根的观点是正统的，其实他是接受了正统的文艺思想，诗教呀，诗要有益教化、温柔敦厚等等。他是拿着这个标准来看袁枚，他虽然并不是专业的诗文批评家，但是他的意见却一定程度上代表被正统文艺思想影响的普通人。这对我们研究文学批评史倒是有点参考价值的。
这套书提供了很多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方方面面的信息，是读史的很好参照。有些书里批评张之洞，批评左宗棠，说他们好大喜功，明明打了败仗，回来报告打胜仗，明明在外处境困难得不得了，但就是不说，不给政府报告，自己在那硬撑着，然后回来邀功请赏。《翁同爵家书》里写到这些，他是给他的儿子讲的，似乎对张、左别有看法。翁同爵是个人物，官做得蛮大。还有一些官做得比他小的，接触到更基层的一些事情，怎样防城，怎样修河，怎样催赋收税，怎样跟上级和同僚应酬，跟底下人打交道，很是麻烦、困难重重。做个县官也很不容易，上面有压力，下面又有很多事情推行不下去。这些日记家书记录了一些官场内幕。这可以使我们对近现代的一些社会生活，包括官场的生活，稍微有一点具体的了解。有些珍稀史料，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理解近代史，甚至可以通过相互比照来发现或纠正史书中的某些错误和疏漏。这些史料讲的都是具体事实，读起来很有趣味，而如果要研究的话也有价值。第一辑出的时候，张剑送了我一套，立刻引起我的兴趣，我在谢他的同时，就说你以后出的都要送给我，我都要看看。我当然不能一本本仔细地看，我是挑着看的，比如《张佩纶日记》我是要看的，因为他是张爱玲的祖父、李鸿章的女婿，值得一看。
以张剑为首，再加上徐雁平、彭国忠，本来还有张晖——张晖这个年轻人很厉害，短短三十多年，搞了很多东西，如果天假以年，他还可以搞出不少成果，真是可惜了——现在张剑他们发扬他的精神，立志长期搞下去。我觉得他们这辈人很有出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这些年似乎不如古典文献整理来得有成就，而他们正是着重搞文献的。经过长时段以后再去看，很多研究著作确实会慢慢淘汰掉，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东西，很可能会被慢慢淘汰——没有读者就是淘汰了。但是文献性的东西，多少年后还会有人看。
张剑在我们那里念研究生时，也是搞研究的，不搞整理。整理其实也是研究，研究其实也离不开整理。但现在在语感上二者好像有一些不同。整理主要是为把文献整理好，然后为别人服务。实际上，整理本身就必须研究，只不过不是写长篇的文章或大书。以前我们的老师认为这种研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看来也是如此。从这三套稀见史料书里，已经培养出很多整理人才。这里面有一些老手，但也有很多是新手，水平参差不齐。我粗粗地看，里面错字不少，包括前言里面也有错字，原文中也存在一些不通的话，有的地方大概整理者也没办法，一时弄不清楚，只能就这么先印出来了。另外，这套丛书每种一般有个很好的前言，介绍原书作者生平和书的大致情况，说明整理凡例，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个别《前言》写得太长，几十页还没完，似乎还是适当控制一下为好。研究心得可以另外写成文章。至于有的整理者，整理之外还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张剑为莫友芝日记搞了个人名索引，这个对读者有好处。因为近代人的名号变化很多，有的搞不太清楚，有的会张冠李戴，有索引帮助查一查，读起来就会方便一点。但这个还不是每种书都有，有的可能来不及做，有的想以后再做，如果能够统一都有，就更好了。
我刚看到第四辑预告的目录，里面有好几种很令人感兴趣。比如《辜鸿铭先生书信作品集》肯定会卖得很好，我现在就很渴望看一下。辜老头子太有意思了，台湾也出了他的很多东西。去年冬天我在海南大学住了一段时间，就住在图书馆边上，一个老师给了我一个借书卡，我就天天到图书馆去看，一翻就翻到了关于辜鸿铭的很多的书，一大摞，都是他自己写的东西，包括他所写外语作品的译本，非常有意思。他的书信集肯定也是很有趣的。另外，像徐乃昌他们的这些日记肯定也是很受欢迎的。我作为一个读者，非常渴望你们的书能够继续出下去，五辑，十辑，十辑以后休息一下也可以，停一停，再出他十辑，慢慢地就这样出下去，一直出到你们也老了，把接力棒传下去。
上次古籍出版社开会时，有人说得好，他说，我们读着这套古典文学丛书成长，又编着这套丛书老去，一生都跟这套书分不开。说得真好。今天面对这套稀见史料丛书，我真的很高兴，也很感激，感激这些比我年轻的学者朋友。说实话，我们是失学的一代，有十年应该很好念书的时候一天到晚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去了。十年时光，怎么能补得回来啊！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同志，遇到这么好的时代，至少我们从鸡公山扛回来的书你可以打开看啊。书一定要有人看，封存在那个地方是没有意义的。希望你们有机会钻到图书馆里去，把那些灰尘积满的书翻出来，翻出有用东西来，让我们也看看。
吴格（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出了三辑，子目已经浏览。我要感谢凤凰出版社的锲而不舍，你们坚持出版了一些史料价值较高、整理程度较难、市场却不一定较大的图书。也要祝贺三位主编，你们都是非常有心的文献同道。
刚才主编介绍中谈到，《史料丛刊》将关注于近现代文献。“远略近详”是史料传存的特点，这也符合目前各学科研究重心大致下移的趋向。其次，我认为史料整理不一定局限于正经、正史，比如我们对日记、书札等类文献应多加关注。
作为一名图书馆员，前些年我参加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图书馆界我们奉为导师的顾廷龙先生，晚年多次谈到（有一次是和胡道静先生在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议上讲），几套大型丛书（《四库》、《续四库》、《禁毁》、《存目》）编印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对现存古籍中刻本以外的稿本、抄本部分做调查统计，然后有计划地整理出版“稿抄本丛书”。我个人近年关注的也是这方面工作。我的范围比较小，先从书目、题跋类文献出发，这和自己图书馆员的身份有关。我关注许多未刊的古籍书目及题跋，和《史料丛刊》收书的时段相仿。前代私家书目及题跋所著录的古籍，现在都已归为公藏，而书亡目存、书存目亡的情况，所在都有。不少古书流传的原委、递藏的路径，可以通过书目文献的整理发掘，得到清晰的展现。
说到对日记及书札，“三辑”中的《蟫庐日记（外五种）》即据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稿本整理。类似的《嘉业堂藏书日记抄》，也是“三辑”中的亮点，是一位博士生从刘承幹《求恕斋日记》中钞出。我关注《求恕斋日记》多年，认为其堪称近代史料之渊薮。这部日记的时间跨度，从清末一直延伸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纪事详备，很少间断，急需有人下苦功为之整理。整理的基础，是先要影印公开。此书影印颇费周折，上世纪末即筹划计议，终于有幸得以实现（上周出差北京，出版社同仁告诉我此书印成的准确消息）。回想起来，复旦大学与华东师大有多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与《求恕斋日记》史料利用有关。此前利用此《日记》的方法，就是锲而不舍地每天坐图书馆，逐页浏览，分类摘抄。因为《日记》体量很大，时间有限，同学只能依论文方向，有选择地摘抄数据。目前发掘的刘氏藏书及刻书内容，只是《日记》的部分史料。《日记》详记每日宾客往来、书信收发、家族事务、经济活动及购书刻书等，刘氏除自记以外，还聘有秘书，通过口授、笔记方式完成日记。所记事务，从清末经民国直到建国后，见证的不仅为刘氏个人生活史，也反映了南浔刘氏及相关家族的历史，又可折射近代政治历史等丰富画面，其资料确实非常重要。
“三辑”中关于吴大澂的书信，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的《顾廷龙全集》有关。顾老早年撰有《吴愙斋先生年谱》，我受家属委托，现正校订《年谱》，所以我对《吴大澂书信四种》怀有兴趣。书信数据可丰富年谱记载，不知其中有无新内容，为顾老当年搜集吴愙斋史料时所遗漏。
“三辑”中收入赵尊岳著作，也触发我的兴趣。赵尊岳辑刻之《明词汇刊》，当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其事由我介绍。此书影印底本，现仍藏于复旦图书馆。《明词汇刊》流传，与已故龙榆生先生有关系。龙先生在“文革”中（1966年）去世，此前所撰《遗嘱》，提及赵氏两部稿本，一部是赵撰《词总集考》，龙先生遗嘱指明该书已转赠杭州大学的夏承焘先生；另外一部即《明词汇刊》红印本校样。赵氏喜好词学，热心辑刻明词，抗战前已辑刊明人词集两百多种，交南京“姜文卿”书坊刊刻。当时续刻续校，题名《惜阴堂汇刻明词》。书版毁于1937年南京沦陷之战火，赵氏随身保存的红印样本，即为《明词汇刻》存世的唯一传本。赵氏于汪伪时期曾出任南京政府宣传部长，抗战后去国，临行将《词总集考》、《明词汇刊》两稿托付龙榆生，请龙先生代为处分，赠予有缘。龙先生不负委托，先于1965年将《词总集考》赠予杭州大学古典文学研究室夏承焘先生（此稿“文革”中不知去向）；《明词汇刊》则计划赠送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文革”初期，龙氏遭遇抄家，《明词汇刊》被音乐学院抄没，辗转归于复旦图书馆。“文革”结束，龙先生后人厦材先生，通过市“文清小组”向复旦索还此书。复旦归还此书时，与厦材先生有一君子协定，希望此书能先付影印，以广流传。其时李伟国兄任古籍出版社社长，很快落实此事。《明词汇刊》印成后，尚有两朵花絮可述：一是某年施蛰存先生来信，谓赵尊岳之女公子从澳大利亚来华，寻访其父亲遗著，故以相关情形见询。我随即禀告施老，赵氏《明词汇刊》已由上海古籍社印出；二是龙厦材先生十余年前出国，临行前约我相见，承告《明词汇刊》从复旦退回后，迄未离家，自己年事已高，决定将此书重赠复旦图书馆收藏。我将此书抱归，发现书架上仍保留着原先书卡，即将此书放还原先位置，书卡插回。因见“三辑”中收有《赵尊岳集》，故忆及以上往事。
我对《史料丛刊》选目感到很亲切，因为与主编的关注点有很多重合，我们的愿望与努力几乎相同。在座各位都深知，文献整理是“有过无功”的工作，文字传录准确无误、书名人名未曾搞错，读者不会因此而夸奖你。反之，原始文献经你传录，如文字辨识有误、断句标点有误，读者对你的批评会很严厉。文献整理，辛辛苦苦，资料挖掘，上天入地，尤其是未刊稿抄本，谋取底本，辨识过录，事非经过，不知其难，其间辛劳，一言难尽。为此需要有理想，有坚守，更需要同志者之支持。客观地说，稿抄本形式的原始文献，首次整理披露，或由影印件转为排印本，其间包括将繁体变为简体字等步骤，各环节均会产生讹误，事情需要慎之又慎。我对出版社有个建议，图书一经出版，应即开始收集批评信息，再次重印时，务必有所修订。
对于文献整理，我还有一个注意“跟进”的想法。如上面讲到的赵尊岳著作，吴大澂书信，嘉业堂藏书日记、《蟫庐日记》等，一是相互间存在联系，二是与已经刊布者存在关系，需要有心人增补校订，为之整合。《蟫庐日记》作者王祖询，是王欣夫先生的父亲，欣夫先生的遗稿，大都保留在复旦。与我有关系的几位研究生，都有心继续整理王祖询及荫嘉、欣夫父子昆弟的遗著。地不爱宝，遗书日出，文献学者生于当今，数据采集之便捷与丰富远逾前人，利用已有成果，把握新出线索，文献研究及整理，有许多题目可以扩展，催生出新成果。《丛刊》二辑中曾刊布张佩纶资料，我知道张氏后人对上海图书馆又有新捐赠，出版社如能及时跟进，完成新资料的影印，文献学者随之跟进整理，岂非学界之福音。《丛刊》主编对日记十分重视，在此提供一信息：上海图书馆收藏日记稿本丰富，为国图以外又一大渊薮。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现与国图出版社合作，拟大规模影印上图藏稿抄本日记，分辑编印，陆续出版。目前即将付印的首辑，收入日记数十种。此项目我也一直关注，日记前所附解题，由我组织研究生撰写。二辑、三辑连续出版，可为《丛刊》主编提供大量新素材，整理工作，即可跟进。此类工作不求大红大紫，未刊文献整理面世，也不期望读者众多，如能坚持，形成系列，积累日久，自生影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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