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比过去更加相似了”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评委眼中的交融与变化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南方周末实习生 田佳惠
（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4日《南方周末》）
“你们的闭幕式几乎和我们整个电影节的开销一样大。”克兹斯托夫·吉尔哈特感慨，“我们没有那么多预算。”吉尔哈特是波兰克拉科夫国际电影节主席，在2017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下称广州节）担任最终评选阶段的评委。
广州节的征片数量逐年增长，2017年的第15届收到113个国家和地区的4239部/集作品，境外作品超过一半。12月9日和10日，七位评委观看了39部终评入围作品。经讨论、投票，获得大奖的是涉及巴以问题的以色列、德国纪录片《穆希》，以及本土作品《航拍中国·第一季》。
纪录片本身也起了变化。“我们比过去更相似了。”第三次出席广州节的吉尔哈特说。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何苏六也多次担任广州节的评委，他认为对于好纪录片，“大家意见统一的时候多”。中外评委的分歧主要体现在电视专题片上，何苏六推测，外国评委“可能不太关心特别宏大的东西”。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两位评委谈起自己对纪录片的审美判断，以及中外评委的分歧与共识。
那些困境底下的普通人
南方周末：七位终评评委有三位来自国外，不同国家的评委是否有不同偏好？
何苏六：（对于）好纪录片，大家意见统一的时候多。我们都对现实题材很关注，比较符合纪录片的本性。这次有几位评委初次来中国，在中国剧烈变化的时候，更想了解中国到底什么样，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思维，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纪录片他们可以看到最迫切想要了解的东西。
他们可能不太关心特别宏大的东西，还有一些没有人物、缺少故事的纪录片。一些宏大叙事（的作品），咱们觉得品质很好，他们不一定关注。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很难有感染力，也不能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
吉尔哈特：确实如此。主要的不同意见是在电视专题片上，我们对最佳制作、最佳导演、最佳影片都有一致意见。中国评委认为一些完成度很高的高质量影片很重要，比如展现中国自然和美景的电视专题片，但对我们来说，那些表现了普通人简单生活的影片更有意思。我觉得电影作为艺术得让我有所感受，不是每天在杂志或电视上就能看到的。
观点不同并非因为我们来自不同国家，而是因为传统和文化不同。2016年10月以色列的海法国际电影节情况有些类似。当时只有三个评审，另外两位是以色列女性，我是唯一的外国人，感兴趣的方向和她们有所不同。我偏好家庭和关系的主题，但以色列的当下局势才是她们关心的。
南方周末：你认为什么样的纪录片是好作品？
何苏六：纪录片好不好，一是题材有没有社会现实意义，二还要看导演的功力。导演有功力，可以把一个题材读解得很透，可以在现场捕捉到很多有意味的东西。比如《中国梵高》，相对不是多大的题材。一个普通人画梵高（作品）画得那么像，甚至以此为生，后来他去荷兰，觉得自己受了多重欺骗，还有落差。那种挖掘非常好，对人生的思考可以衍生很多。
还有《摇摇晃晃的人间》，其实余秀华的纪录片不是特别好拍，那种诗意或诗人气质需要导演能够安安静静去感受。余秀华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她身体的残缺、不完美跟精神上无穷的、诗意的需求，那种落差使她对爱情的追求——没有找到过爱的或被爱的人——是人间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我觉得悲剧就有思想和力量，纪录片除了纪实，也有悲情，更多是震撼人心的力量。
吉尔哈特：我喜欢那些非常接近人性的电影。比如两年前我曾经选择《重返霍姆斯》作为开幕影片，它关注战争背景下投身革命的年轻人。他们中一些人后来成了圣战者，电影讲述了他们最初的心境。我认为题材不是最重要的。有人喜欢世界大事的主题，比如叙利亚战争、欧洲难民、乌克兰冲突等等，但我想要看到困境之下的普通人，他们在这些冲突中生活和挣扎。我不想看到世界有多少难民，欧洲有多少问题要解决，我想看到关乎普通人性的故事。
“很长一段时间，觉得纪实就是真实”
南方周末：波兰纪录片多年来在广州节表现优异，《有个女孩叫达莎》等四部分别获得大奖，这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吗？
吉尔哈特：这很难说，可能是摄影是一个关键吧。波兰有不少电影制作者是摄影师出身，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作为摄影师，你必须热爱你拍摄的人，对他们坦诚，因为你离他们太近了，这样才能在生活中捕捉很多亲密的瞬间。这些人不是记者、电视新闻制作者或“狗仔”，而是诚实的摄影师，自始至终跟你待在一起，慢慢变成你的朋友。
南方周末：和境外作品相比，中国纪录片有哪些特点？
吉尔哈特：《中国梵高》《儿子，儿子》是很不一样的电影，让我震撼。我唯一的疑惑是，中国电影似乎通过字幕或解说传达了太多信息。也许这是由于和欧洲的风格不同，我们认为所有信息应该通过画面和对话来传达，不该有解说。解说很疯狂。比如在《儿子，儿子》里，有些画面其实不需要附加解释，观众自己能看懂，对我来说有些信息过载。
何苏六：国外的纪录片很多样化。他们有很多艺术化表达，有动画纪录片，或者多重结构，甚至有一些模拟性或者主观性的想法，可能涉及整个叙事，比较会营造艺术空间或者想象空间，不像我们常规的用单一线索、线性结构。当然都以真实为基础，就是表现方式不像我们这样单调。
1990年代初，我们跟日本人合作拍《丝绸之路》的时候，才发现人家纪录片是这么拍的，用纪实语言、跟踪拍摄。我们不是纪实语言，国际上的纪录片语言是这样的。后来很多就都是小人物大背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纪录片，大家都往这边转，都找边缘人。很长一段时间，觉得纪实就是真实，其它东西不敢弄了，比如解说、音乐、情景再现、真实扮演……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国外纪录片多样化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在严格坚守那些东西。
南方周末：世界各地不少制作方来广州节寻求合作，什么样的纪录片适合跨国制作或传播？
吉尔哈特：在欧洲，很多机构会参与纪录片的联合制片，比如《中国梵高》就从荷兰电影基金会得到资助。再比如在波兰，很多电影人不想展现波兰目前的社会状况，现在处境正艰难，新政府刚刚上台，不少电影制作者出国寻找题材。这是很好的趋势，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不同国家的导演要独创，保持不同，不能因合作而让全世界变成类似的风格。
何苏六：纪录片很大的魅力，是可以观察到不同文化的生态。国外投资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比如《中国梵高》是在中国文化、中国社会语境当中才会出现的故事。对于中国的制度、历史、文化，他们会很好奇。国际化、市场化至少讲了二十来年，其实国际化相比较比市场化走得好一些，当然我觉得都挺让人不满意的。在国外我们完全不对等，他们很少放我们的纪录片，但也说明中国真正让他们满意的作品不是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