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俄语
马丁·马丁尼奇烟草店位于一座大楼的拐角上。怪不得烟草店都爱开在楼角上，原来马丁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橱窗不大，但布置得很好。小镜子把窗子里展示的东西照得栩栩如生。橱窗底部铺着天蓝色的绒布，起起伏伏形成沟沟壑壑，里面摆着五颜六色的香烟盒，烟牌子都用国际通用语亮闪闪地标出来。大楼是座旅馆，名称也是亮闪闪的国际通用语。橱窗靠上面一些，摆着一排排轻便烟盒，里面的香烟像人笑而露齿一般露出盒外。
马丁年轻的时候是个富有的地主。在我的儿时记忆中，他因拥有一辆气势不凡的拖拉机而很有名气，当时他儿子彼佳和我同时读梅恩·里德的冒险小说，也同时患上了猩红热。到如今过去了风风雨雨的十五个春秋，我还是喜欢到那个热闹角落看看马丁的烟草店。
还有一点，就是去年以来我们之间已不仅仅是一同回首追忆往昔了。马丁有了个秘密，我则是那个秘密的合谋之人。“这么说，诸事如常？”我低声问他，他则回头一瞥，同样轻声回答：“是的，感谢上苍，平平静静。”那个秘密可不是个寻常秘密。记得当年我去巴黎时，前一天就待在马丁的铺子里，一直待到傍晚时分。人的灵魂可以比作一个百货商店，眼睛可比作一对展示橱窗。一看马丁的眼睛，就知道那是一双热情的黄褐色眼睛。根据这样的眼睛判断，他灵魂深处的货物也是优质产品。一把大胡子，闪动着俄罗斯人特有的刚劲灰色。身材高大，胸膛宽阔，风度翩翩……曾有一时，大家都说他能挥剑断帕—那是英国古时候狮心王理查的能耐之一。如今一起的流亡人士常怀着羡慕说：“此人从不服输！”
他的妻子是个文静的胖老太太，左边鼻孔旁长着个胎记。自革命考验之时起，她的脸就开始痉挛，看了令人同情。只要一发病，总是快快地斜眼望天。彼佳长得和他父亲一样高大魁梧，给人印象深刻。他表情忧郁，却为人谦和，还动不动来点幽默，这些我都很喜欢。
他长着一张大脸，软塌塌缺乏生气，他父亲老拿这张脸开玩笑，说：“好大一张脸—绕它航行一圈三天也不够。”头发红棕色，永远乱糟糟的。彼佳在城里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开了一家小型电影院，收入还相当不错。这一家人我们就算都说到了。
那天我在铺子里坐了一天才走，就坐在柜台旁，观察马丁招呼顾客。他一般是先轻轻往前靠靠，伸出两根食指拄在柜台上，然后走向货架，拿出一盒装饰华丽的香烟，一面用拇指指甲打开烟盒，一面问道：“Einen Rauchen？”我至今记得那一天是有个特殊原因的：彼佳突然从街上回来，披头散发，脸气得铁青。马丁的侄女决定回莫斯科她母亲那里去，彼佳就到外事部门办手续。外事部门里的一个外交官给他交代办事程序，另一个显然是官方政治机构的外交官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附近到处都是白军的残渣余孽。”
“我恨不得把他剁成碎块，”彼佳说，一拳砸到手心里，“但说来不幸，我不能忘了我姑妈还在莫斯科。”
“你出于良心已经犯事一两次了。”马丁好心地低声说他。他说的犯事是指一桩极其可笑的事情。不久以前，在他的命名纪念日那天，彼佳去了一家苏联书店。好好一条柏林的繁华街道，有了这家书店，算是有了一块污点。他们不光卖书，还卖各种各样的手工制作的小古董。彼佳挑了一柄小锤，刻有罂粟花饰纹和表明此乃布尔什维克小锤的特殊铭文。店员问他还要不要别的东西，彼佳说“要”，朝一尊乌里扬诺夫先生的石膏半身小塑像点点头。半身像和小锤加在一起付了十五马克，然后就在柜台上，他一句话也没说，挥起刚买下的小锤砰的一声砸了刚买下的半身像，用力之狠，致使乌里扬诺夫先生变成了一堆碎片。
我很喜欢这段故事，就像喜欢难忘的童年学下的一些可爱的幼稚话一样，一想起来就暖人心扉。一听马丁那么说彼佳，我不由得笑着看了看他。可是彼佳却阴沉着脸，又是耸肩，又是皱眉。马丁在抽屉里翻腾，给了他店里最高档的烟。不过这也没有驱散彼佳的一脸阴沉。
半年后，我返回柏林。一个周日早晨，我觉得要去见见马丁。如果是工作日，我可以从店铺里直接穿过去，因为他的寓所—三间屋子和一个厨房—就在店铺的后面。可是周日早上商店当然是关门的，窗户外面的防盗栏也放了下来。我透过防盗窗的间隙迅速瞥了一眼：大红金黄相间的烟盒，黑黝黝的雪茄，角落里一块中等大小的标牌，上面写着“这里说俄语”。我注意到，展柜布置得比以往更好看。我绕到后面从院子里进了马丁家。奇怪的是，看马丁的样子，好像他也比以往更高兴、更得意，容光焕发。彼佳则让我彻底认不出来了：油亮浓密的头发整整齐齐梳向脑后，一丝略显羞涩的微笑未曾离开张开的双唇。他好像不说话也挺高兴的，像是遇上了什么奇特的开心事，又像是怀里揣着一件宝物，一举一动都要轻柔。只有彼佳的母亲和平时一样面色苍白，脸上也和平时一样，一抽一抽地动，像夏天打的微弱闪电，好生可怜。我们坐在整洁的起居室中，一看就知道另外两个房间—彼佳的卧室和他父母的卧室—也和这里一样干净舒适。我发现这样想的话，心里也愉快。我慢慢抿着柠檬茶，听着马丁悦耳的话语，实在摆不脱这样的印象：他们家里一定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快乐而又神秘的事，令人静不下心来。比方说哪一家有人要做妈妈了，就是这么欢天喜地的样子。有那么一两次，马丁早有准备地看儿子一眼，儿子一见便立即站起身来，走出房间，回来时小心地冲父亲点了点头，好像说一切都进展得极好似的。
老人的谈话中还有别的新奇事儿，我觉得不好理解。我们说到巴黎和法国人，他忽然问我：“我的朋友，告诉我，巴黎最大的监狱是哪一所？”我说不知道，然后就跟他讲起了一出写狱中女性的法国讽刺剧。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马丁插嘴道，“举个例子，人们都说监狱里的女人把墙上的石膏刮下来，当做粉底抹在脸上、脖子上等地方。”为了证实他的说法，他跑进卧室，拿来一本大部头的书，是一位德国犯罪学家写的。他翻到其中一章，专写监狱里的日常生活。我试图转换话题，但无论我选什么话题，马丁都能巧妙地把它转回来，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地讨论开了终身监禁是否和立即处决一样人道，罪犯们为越狱逃往自由世界都能想出哪些妙法。
我越看越糊涂了。彼佳是个爱拨弄机械东西的人，这会儿正用小折刀拨弄他的手表发条，边拨边暗自发笑。他母亲在做针线活，时不时用胳膊肘把面包和果酱推到我面前。马丁五指紧攥着腮下凌乱的胡须，黄褐色的眼睛朝我侧目一闪，突然间藏在心里的话涌了出来。他朝桌上猛击一掌，转眼对着儿子：“我再也忍不住了，彼佳，我要在崩溃之前全都告诉他。”彼佳默默地点点头。马丁的妻子站起来，准备去厨房。“瞧你那张碎嘴。”她说，一个劲地直摇头。马丁一只手按住我的肩膀，使劲摇了我一下。假如我是园中的一棵苹果树，他这么一摇，苹果也就悉数从我身上掉下来了。他盯着我的脸，说：“我有言在先。我马上要给你说一桩秘密，一桩天大的秘密……我不知该如何开口。记住了—听了一定守口如瓶！明白吗？”
他欠身靠向我，把我浸在烟草味和他身上特有的老年人气味之中。不过他讲的故事的确不同寻常。
“事情就发生在那天你离开后不久，”马丁开始说起来，“一位顾客走了进来。他显然没有注意到窗子里面的告示牌，因为他用德语跟我打招呼。我要强调一下：他要是看见了告示牌的话，就不会踏进一个流亡人士开的小店了。我一听他的发音，马上认出他是个俄国人。那张脸也是俄国人的脸。我当然说起了俄语，问他要什么价位、什么种类的烟。他瞅我一眼，好像觉得又意外，又不高兴。‘您凭什么认为我是俄国人？’我记得我给了他一个十分友好的回答，然后开始给他数烟卷。正在这时候，彼佳走了进来。他看见我的这位顾客后，十分平静地说了句：‘可真是相见恨晚啊！’话音未落，我的彼佳迈步走近那人，砰地一拳砸在那人脸上。那人僵住了。彼佳之后跟我解释，说刚才发生的一幕并不是一拳将人击倒在地，那是一种特殊的攻击：后来证明彼佳这一击的威力稍后才显露出来。那人爬起来，走了出去，看上去就像站着睡着了一般。接着他开始像座斜塔似的缓缓向后倾倒。彼佳绕到他后面，从腋下托住了他。这实在是太过意外的事情。彼佳说：‘爸，来帮我一把。’我问他这是要干什么，彼佳只又说道：‘帮我一把。’我深知我的彼佳—傻笑什么，彼佳—深知他有他的道理，做任何事都经过深思熟虑，不会无缘无故将人打昏。我们把那个不省人事的家伙从店里拖进走廊，再拖到彼佳的房间里。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一声铃响—有人进了铺子。当然，所幸早些时候还没人进来。我返回店里，做完买卖。这时好巧，我妻子也上街采购回来，我立即把她推到柜台上守候，自己则没说一句话，迅速返回彼佳的房间。那人躺在地上，两眼紧闭，彼佳坐在桌旁，沉思着翻检一些东西：一个很大的皮革香烟盒，五六张色情明信片，一个钱包，一本护照，一把老式的但分明很好使的手枪。他立即解释道：我知道你肯定胡思乱想了，这些东西都是从此人衣袋里拿出来的。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外交官—你记得彼佳的故事—就是他说过白军的残渣余孽之类的怪话，对，对，正是同一个人！再说，从某些文件看，他还是一个格伯乌，这种人我以前见过的。‘说得好，’我对彼佳说，‘就凭这你就打人专打脸。他该不该受你这一拳暂且不论，可请给我解释，眼下你打算怎么办？显然你忘了你姑妈还在莫斯科。’‘是呀，这我倒是忘了，’彼佳说，‘我们必须想点办法。’
“我们想了办法。首先，我们找来一根粗绳，然后在他嘴里塞了一块毛巾。我们正在捆他时，他苏醒过来，睁开了一只眼。我挨近瞅瞅，让我告诉你，那张脸看上去不但难看，也很蠢笨—前额上，小胡子一带，还有蒜头鼻子上，长满了癞疥疮。彼佳和我让他躺在地板上，我舒舒服服地坐在旁边，开始了一场司法讯问。怎么问我们讨论了好一阵。我们关心的倒不是他那句侮辱言词—那当然是小事一桩—我们想更多地了解他的整个职业，也就是说，要了解他在俄国做过的事情。被告准予得知我们的最后决定。我们除去他嘴里的毛巾，他呻吟一声，噎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讲，只口口声声说：‘你等着，你等着……’毛巾又塞进他嘴里了，司法程序又开始了。最初我们的意见有分歧。彼佳要判他死刑。我则认为他是该死，但建议判为终身监禁。彼佳想了想，同意了。我又补充说，虽然他肯定做了坏事，但我们无法给他定罪。他从事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犯罪，那么我们的任务只限于让他不能再害人，也就到此为止。后来如何，且听我马上道来。
“我家门廊尽头有一间浴室，很黑很黑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涂了彩釉的铁浴缸。水经常罢工。偶尔也有蟑螂。房间之所以很黑，是因为窗户极其窄小，又正好开在天花板下方。除此之外，窗户正对面，三英尺开外，就是一堵坚固的砖墙。我们决定就把囚犯关在这个隐蔽之处。这是彼佳的主意—对，对，是彼佳，我实事求是。要关人，这囚室自然得收拾一番。我们开始把那人拖进走廊，这样我们工作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的妻子也来了。快到晚上了，她刚刚锁好了铺子，往厨房走时路过这里，看见了我们。她非常惊讶，甚至来了气，但听了我们的解释，也就理解了。真是个乖女孩。
彼佳开始把我们放在厨房的一张结实的桌子拆开—卸下了桌脚，剩下桌面一块平板，用锤子打进浴室的窗户堵上。然后他旋下水龙头，移走了圆柱形热水器，在浴室地板上放了一个床垫。当然第二天我们又做了多种改进：换了把锁，装了一个固定插销，还把堵窗户的板用钉子钉牢—做所有这些事，当然不能弄出太大动静。你知道的，我们没有左邻右舍，但还是应该小心谨慎。结果就做成了一间真正的囚室，把这个格伯乌家伙带了进去。我们解开绳子，松开毛巾，警告他要是喊叫，就再次捆起来，捆上好久。看他也明白浴缸里放的床垫是为谁准备的，我们也就放心了，便锁好门，然后一整夜轮流值班看守。
“此时此刻标志着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不再单单是马丁·马丁尼奇，也是看守长马丁·马丁尼奇。起初关在里面的人对所发生的事摸不着头脑，所以没有过激的反应。然而，没过多久，他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当我们给他送来晚饭时，他狂风暴雨般地破口大骂起来。他骂的那些脏话我不能重复，我只能说他大骂我亲爱的已故母亲，给她扣上种种奇怪的罪名。我们决定让他彻底明白他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法定地位上。我解释说，他将会被一直这么关下去，一直关到死。我要是死在他前头，就把他当作一笔遗赠交给彼佳，我的儿子又会相继把他传给我未来的孙子，一直这样传下去，把他变成一个家族传统，一个传家宝。我顺便提到，万一我们不得不搬家，搬到另一所柏林的公寓房里，那也会把他五花大绑，装进一个特殊的大箱子里，轻轻松松地和我们一起搬走。
我继续给他解释，他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得到大赦，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像泡泡一样破灭之日，也就是他获释之时。最后我承诺给他好吃好喝—比我被契卡关起来的时候好得多。还有，给他一点特权，有书可读。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我认为他对饭菜不曾抱怨过一次。不错，最初彼佳曾建议给他吃干鱼就行了，可是他找来找去，柏林就是找不到苏维埃的鱼。我们不得不给他吃资产阶级的饭。每天早晨准八点，我和彼佳就进来，在他的浴缸旁边放一碗热肉汤，一长条全麦面包。与此同时，我们订购了一把夜壶，是一件专门为他所用的灵巧设备。下午三点钟，送给他一杯茶，七点钟将会再送些汤。这套食谱是按照当时欧洲最好的监狱里使用的一套食谱制定的。
“书就多了点问题。我们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讨论让他从哪些书开始读，最后定出三本书：《谢列勃良内公爵》、《克雷洛夫寓言集》、《环游地球八十天》。他声明他不会读这些‘白军小册子’，但我们还是把书留给了他，而且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他会高高兴兴地读这几本书的。
“他情绪不稳定，后来慢慢安静下来了，显然在谋算什么。也许他希望警察开始寻找他。我们查看报纸，但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失踪了的契卡特务。极有可能其他官员已经确定此人叛逃了，由此倾向于将此事深埋地下。这段若有所思的时间就是他企图逃跑之时，或者说他至少想给外界送个消息出去。他在囚室里拖着脚走来走去，兴许还够着了窗户，也可能想把木板撬松，还‘通通通’地猛撞。我们给了他点威胁，他也就不再撞了。有一回，彼佳一个人进去，那人突然朝他猛扑过来。彼佳给他来了个熊抱，卡住他，让他坐回浴缸里。经过这次事件后，他又变成另一副模样，脾气变得非常好，还经常开玩笑，最后竟然想收买我们。他提出给我们一大笔钱，说找某某人拿钱就行。看这一招也不管用，他就开始抽抽搭搭地哭，退回到破口大骂的境地，骂得比先前更凶。目前，他到了逆来顺受的阶段，正处于一个完全顺从的阶段，这恐怕不是个好兆头。
“我们每天带他到走廊里散步，一周打开窗户两次，让他呼吸新鲜空气。为了防止他喊叫，我们自然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每个星期六让他洗一次澡。我们自己就只好到厨房里洗澡。每个星期天我给他做些简短演讲，让他抽三支香烟—当然，我在场看着他抽。我那些演讲都讲什么呢？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讲。比如讲普希金，或者古希腊。只有一个话题避而不谈，那就是政治。他被完全剥夺了谈政治的权利，就好像政治这东西在地球表面压根不存在似的。你可明白？自从我关了一个苏联特务，我就是为祖国效力了，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得意，我快乐。生意也在转好，养着他也没什么大问题。他一个月花我二十马克左右，包括电费：那里头黑咕隆咚的，所以从早八点到晚八点，一个昏暗的电灯泡总是亮着的。
“你问他是个什么背景？这个嘛，我怎么说呢……他今年二十四岁，是个乡下人，不大可能念完乡村小学。他就是大家说的那种‘老老实实的共产党员’，只在政治上扫个盲。这样的教育，按我们书上所讲，也就是把笨蛋教成傻瓜—我知道就是这么个结果。噢，你想看看的话，我就带你去看看。只要记着，不要说话！”
马丁走进了走廊，我和彼佳跟在后面。老人穿着舒适的居家外衣，看上去倒真像个监狱长。他边走边掏出钥匙，往锁孔里插钥匙的动作颇为专业。那锁嘎吱嘎吱响了两声，马丁推开了门。里头远不是一个灯光昏黄的暗洞，而是明亮宽敞的浴室，这样的浴室在舒适的德国人家里随处可见。电灯明亮，但不刺眼，遮在一个华丽的灯罩后面。靠左手的墙上闪着一面镜子，浴缸旁的小桌上放着几本书，一只光面的瓷盘里放着一个剥了皮的橙子，还有一瓶没有打开的啤酒。白色的浴缸里，床垫上铺着干净的被单，上面躺着一个吃饱喝足、双目明亮的人。他身穿浴袍（是主人的半新浴袍），脚蹬轻柔暖和的拖鞋，脑后垫着一个大枕头，颔下一把长髯。
“喂，你有什么话说？”马丁问我。
我觉得眼前的场景很滑稽，不知道如何回答他。“那里就是原来开窗子的地方。”马丁用指头指指说。果然，窗户被木板盖了个严严实实。
那囚犯打了个哈欠，朝墙转过脸去。我们走了出来。马丁笑着摸摸门闩。“他要逃跑那是没门的事，”他说，接着又若有所思地补了一句，“不过自关了他以来，我就一直很想知道，他将在那里边度过多少年呢……”
马丁年轻的时候是个富有的地主。在我的儿时记忆中，他因拥有一辆气势不凡的拖拉机而很有名气，当时他儿子彼佳和我同时读梅恩·里德的冒险小说，也同时患上了猩红热。到如今过去了风风雨雨的十五个春秋，我还是喜欢到那个热闹角落看看马丁的烟草店。
还有一点，就是去年以来我们之间已不仅仅是一同回首追忆往昔了。马丁有了个秘密，我则是那个秘密的合谋之人。“这么说，诸事如常？”我低声问他，他则回头一瞥，同样轻声回答：“是的，感谢上苍，平平静静。”那个秘密可不是个寻常秘密。记得当年我去巴黎时，前一天就待在马丁的铺子里，一直待到傍晚时分。人的灵魂可以比作一个百货商店，眼睛可比作一对展示橱窗。一看马丁的眼睛，就知道那是一双热情的黄褐色眼睛。根据这样的眼睛判断，他灵魂深处的货物也是优质产品。一把大胡子，闪动着俄罗斯人特有的刚劲灰色。身材高大，胸膛宽阔，风度翩翩……曾有一时，大家都说他能挥剑断帕—那是英国古时候狮心王理查的能耐之一。如今一起的流亡人士常怀着羡慕说：“此人从不服输！”
他的妻子是个文静的胖老太太，左边鼻孔旁长着个胎记。自革命考验之时起，她的脸就开始痉挛，看了令人同情。只要一发病，总是快快地斜眼望天。彼佳长得和他父亲一样高大魁梧，给人印象深刻。他表情忧郁，却为人谦和，还动不动来点幽默，这些我都很喜欢。
他长着一张大脸，软塌塌缺乏生气，他父亲老拿这张脸开玩笑，说：“好大一张脸—绕它航行一圈三天也不够。”头发红棕色，永远乱糟糟的。彼佳在城里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开了一家小型电影院，收入还相当不错。这一家人我们就算都说到了。
那天我在铺子里坐了一天才走，就坐在柜台旁，观察马丁招呼顾客。他一般是先轻轻往前靠靠，伸出两根食指拄在柜台上，然后走向货架，拿出一盒装饰华丽的香烟，一面用拇指指甲打开烟盒，一面问道：“Einen Rauchen？”我至今记得那一天是有个特殊原因的：彼佳突然从街上回来，披头散发，脸气得铁青。马丁的侄女决定回莫斯科她母亲那里去，彼佳就到外事部门办手续。外事部门里的一个外交官给他交代办事程序，另一个显然是官方政治机构的外交官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附近到处都是白军的残渣余孽。”
“我恨不得把他剁成碎块，”彼佳说，一拳砸到手心里，“但说来不幸，我不能忘了我姑妈还在莫斯科。”
“你出于良心已经犯事一两次了。”马丁好心地低声说他。他说的犯事是指一桩极其可笑的事情。不久以前，在他的命名纪念日那天，彼佳去了一家苏联书店。好好一条柏林的繁华街道，有了这家书店，算是有了一块污点。他们不光卖书，还卖各种各样的手工制作的小古董。彼佳挑了一柄小锤，刻有罂粟花饰纹和表明此乃布尔什维克小锤的特殊铭文。店员问他还要不要别的东西，彼佳说“要”，朝一尊乌里扬诺夫先生的石膏半身小塑像点点头。半身像和小锤加在一起付了十五马克，然后就在柜台上，他一句话也没说，挥起刚买下的小锤砰的一声砸了刚买下的半身像，用力之狠，致使乌里扬诺夫先生变成了一堆碎片。
我很喜欢这段故事，就像喜欢难忘的童年学下的一些可爱的幼稚话一样，一想起来就暖人心扉。一听马丁那么说彼佳，我不由得笑着看了看他。可是彼佳却阴沉着脸，又是耸肩，又是皱眉。马丁在抽屉里翻腾，给了他店里最高档的烟。不过这也没有驱散彼佳的一脸阴沉。
半年后，我返回柏林。一个周日早晨，我觉得要去见见马丁。如果是工作日，我可以从店铺里直接穿过去，因为他的寓所—三间屋子和一个厨房—就在店铺的后面。可是周日早上商店当然是关门的，窗户外面的防盗栏也放了下来。我透过防盗窗的间隙迅速瞥了一眼：大红金黄相间的烟盒，黑黝黝的雪茄，角落里一块中等大小的标牌，上面写着“这里说俄语”。我注意到，展柜布置得比以往更好看。我绕到后面从院子里进了马丁家。奇怪的是，看马丁的样子，好像他也比以往更高兴、更得意，容光焕发。彼佳则让我彻底认不出来了：油亮浓密的头发整整齐齐梳向脑后，一丝略显羞涩的微笑未曾离开张开的双唇。他好像不说话也挺高兴的，像是遇上了什么奇特的开心事，又像是怀里揣着一件宝物，一举一动都要轻柔。只有彼佳的母亲和平时一样面色苍白，脸上也和平时一样，一抽一抽地动，像夏天打的微弱闪电，好生可怜。我们坐在整洁的起居室中，一看就知道另外两个房间—彼佳的卧室和他父母的卧室—也和这里一样干净舒适。我发现这样想的话，心里也愉快。我慢慢抿着柠檬茶，听着马丁悦耳的话语，实在摆不脱这样的印象：他们家里一定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快乐而又神秘的事，令人静不下心来。比方说哪一家有人要做妈妈了，就是这么欢天喜地的样子。有那么一两次，马丁早有准备地看儿子一眼，儿子一见便立即站起身来，走出房间，回来时小心地冲父亲点了点头，好像说一切都进展得极好似的。
老人的谈话中还有别的新奇事儿，我觉得不好理解。我们说到巴黎和法国人，他忽然问我：“我的朋友，告诉我，巴黎最大的监狱是哪一所？”我说不知道，然后就跟他讲起了一出写狱中女性的法国讽刺剧。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马丁插嘴道，“举个例子，人们都说监狱里的女人把墙上的石膏刮下来，当做粉底抹在脸上、脖子上等地方。”为了证实他的说法，他跑进卧室，拿来一本大部头的书，是一位德国犯罪学家写的。他翻到其中一章，专写监狱里的日常生活。我试图转换话题，但无论我选什么话题，马丁都能巧妙地把它转回来，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地讨论开了终身监禁是否和立即处决一样人道，罪犯们为越狱逃往自由世界都能想出哪些妙法。
我越看越糊涂了。彼佳是个爱拨弄机械东西的人，这会儿正用小折刀拨弄他的手表发条，边拨边暗自发笑。他母亲在做针线活，时不时用胳膊肘把面包和果酱推到我面前。马丁五指紧攥着腮下凌乱的胡须，黄褐色的眼睛朝我侧目一闪，突然间藏在心里的话涌了出来。他朝桌上猛击一掌，转眼对着儿子：“我再也忍不住了，彼佳，我要在崩溃之前全都告诉他。”彼佳默默地点点头。马丁的妻子站起来，准备去厨房。“瞧你那张碎嘴。”她说，一个劲地直摇头。马丁一只手按住我的肩膀，使劲摇了我一下。假如我是园中的一棵苹果树，他这么一摇，苹果也就悉数从我身上掉下来了。他盯着我的脸，说：“我有言在先。我马上要给你说一桩秘密，一桩天大的秘密……我不知该如何开口。记住了—听了一定守口如瓶！明白吗？”
他欠身靠向我，把我浸在烟草味和他身上特有的老年人气味之中。不过他讲的故事的确不同寻常。
“事情就发生在那天你离开后不久，”马丁开始说起来，“一位顾客走了进来。他显然没有注意到窗子里面的告示牌，因为他用德语跟我打招呼。我要强调一下：他要是看见了告示牌的话，就不会踏进一个流亡人士开的小店了。我一听他的发音，马上认出他是个俄国人。那张脸也是俄国人的脸。我当然说起了俄语，问他要什么价位、什么种类的烟。他瞅我一眼，好像觉得又意外，又不高兴。‘您凭什么认为我是俄国人？’我记得我给了他一个十分友好的回答，然后开始给他数烟卷。正在这时候，彼佳走了进来。他看见我的这位顾客后，十分平静地说了句：‘可真是相见恨晚啊！’话音未落，我的彼佳迈步走近那人，砰地一拳砸在那人脸上。那人僵住了。彼佳之后跟我解释，说刚才发生的一幕并不是一拳将人击倒在地，那是一种特殊的攻击：后来证明彼佳这一击的威力稍后才显露出来。那人爬起来，走了出去，看上去就像站着睡着了一般。接着他开始像座斜塔似的缓缓向后倾倒。彼佳绕到他后面，从腋下托住了他。这实在是太过意外的事情。彼佳说：‘爸，来帮我一把。’我问他这是要干什么，彼佳只又说道：‘帮我一把。’我深知我的彼佳—傻笑什么，彼佳—深知他有他的道理，做任何事都经过深思熟虑，不会无缘无故将人打昏。我们把那个不省人事的家伙从店里拖进走廊，再拖到彼佳的房间里。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一声铃响—有人进了铺子。当然，所幸早些时候还没人进来。我返回店里，做完买卖。这时好巧，我妻子也上街采购回来，我立即把她推到柜台上守候，自己则没说一句话，迅速返回彼佳的房间。那人躺在地上，两眼紧闭，彼佳坐在桌旁，沉思着翻检一些东西：一个很大的皮革香烟盒，五六张色情明信片，一个钱包，一本护照，一把老式的但分明很好使的手枪。他立即解释道：我知道你肯定胡思乱想了，这些东西都是从此人衣袋里拿出来的。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外交官—你记得彼佳的故事—就是他说过白军的残渣余孽之类的怪话，对，对，正是同一个人！再说，从某些文件看，他还是一个格伯乌，这种人我以前见过的。‘说得好，’我对彼佳说，‘就凭这你就打人专打脸。他该不该受你这一拳暂且不论，可请给我解释，眼下你打算怎么办？显然你忘了你姑妈还在莫斯科。’‘是呀，这我倒是忘了，’彼佳说，‘我们必须想点办法。’
“我们想了办法。首先，我们找来一根粗绳，然后在他嘴里塞了一块毛巾。我们正在捆他时，他苏醒过来，睁开了一只眼。我挨近瞅瞅，让我告诉你，那张脸看上去不但难看，也很蠢笨—前额上，小胡子一带，还有蒜头鼻子上，长满了癞疥疮。彼佳和我让他躺在地板上，我舒舒服服地坐在旁边，开始了一场司法讯问。怎么问我们讨论了好一阵。我们关心的倒不是他那句侮辱言词—那当然是小事一桩—我们想更多地了解他的整个职业，也就是说，要了解他在俄国做过的事情。被告准予得知我们的最后决定。我们除去他嘴里的毛巾，他呻吟一声，噎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讲，只口口声声说：‘你等着，你等着……’毛巾又塞进他嘴里了，司法程序又开始了。最初我们的意见有分歧。彼佳要判他死刑。我则认为他是该死，但建议判为终身监禁。彼佳想了想，同意了。我又补充说，虽然他肯定做了坏事，但我们无法给他定罪。他从事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犯罪，那么我们的任务只限于让他不能再害人，也就到此为止。后来如何，且听我马上道来。
“我家门廊尽头有一间浴室，很黑很黑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涂了彩釉的铁浴缸。水经常罢工。偶尔也有蟑螂。房间之所以很黑，是因为窗户极其窄小，又正好开在天花板下方。除此之外，窗户正对面，三英尺开外，就是一堵坚固的砖墙。我们决定就把囚犯关在这个隐蔽之处。这是彼佳的主意—对，对，是彼佳，我实事求是。要关人，这囚室自然得收拾一番。我们开始把那人拖进走廊，这样我们工作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的妻子也来了。快到晚上了，她刚刚锁好了铺子，往厨房走时路过这里，看见了我们。她非常惊讶，甚至来了气，但听了我们的解释，也就理解了。真是个乖女孩。
彼佳开始把我们放在厨房的一张结实的桌子拆开—卸下了桌脚，剩下桌面一块平板，用锤子打进浴室的窗户堵上。然后他旋下水龙头，移走了圆柱形热水器，在浴室地板上放了一个床垫。当然第二天我们又做了多种改进：换了把锁，装了一个固定插销，还把堵窗户的板用钉子钉牢—做所有这些事，当然不能弄出太大动静。你知道的，我们没有左邻右舍，但还是应该小心谨慎。结果就做成了一间真正的囚室，把这个格伯乌家伙带了进去。我们解开绳子，松开毛巾，警告他要是喊叫，就再次捆起来，捆上好久。看他也明白浴缸里放的床垫是为谁准备的，我们也就放心了，便锁好门，然后一整夜轮流值班看守。
“此时此刻标志着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不再单单是马丁·马丁尼奇，也是看守长马丁·马丁尼奇。起初关在里面的人对所发生的事摸不着头脑，所以没有过激的反应。然而，没过多久，他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当我们给他送来晚饭时，他狂风暴雨般地破口大骂起来。他骂的那些脏话我不能重复，我只能说他大骂我亲爱的已故母亲，给她扣上种种奇怪的罪名。我们决定让他彻底明白他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法定地位上。我解释说，他将会被一直这么关下去，一直关到死。我要是死在他前头，就把他当作一笔遗赠交给彼佳，我的儿子又会相继把他传给我未来的孙子，一直这样传下去，把他变成一个家族传统，一个传家宝。我顺便提到，万一我们不得不搬家，搬到另一所柏林的公寓房里，那也会把他五花大绑，装进一个特殊的大箱子里，轻轻松松地和我们一起搬走。
我继续给他解释，他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得到大赦，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像泡泡一样破灭之日，也就是他获释之时。最后我承诺给他好吃好喝—比我被契卡关起来的时候好得多。还有，给他一点特权，有书可读。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我认为他对饭菜不曾抱怨过一次。不错，最初彼佳曾建议给他吃干鱼就行了，可是他找来找去，柏林就是找不到苏维埃的鱼。我们不得不给他吃资产阶级的饭。每天早晨准八点，我和彼佳就进来，在他的浴缸旁边放一碗热肉汤，一长条全麦面包。与此同时，我们订购了一把夜壶，是一件专门为他所用的灵巧设备。下午三点钟，送给他一杯茶，七点钟将会再送些汤。这套食谱是按照当时欧洲最好的监狱里使用的一套食谱制定的。
“书就多了点问题。我们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讨论让他从哪些书开始读，最后定出三本书：《谢列勃良内公爵》、《克雷洛夫寓言集》、《环游地球八十天》。他声明他不会读这些‘白军小册子’，但我们还是把书留给了他，而且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他会高高兴兴地读这几本书的。
“他情绪不稳定，后来慢慢安静下来了，显然在谋算什么。也许他希望警察开始寻找他。我们查看报纸，但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失踪了的契卡特务。极有可能其他官员已经确定此人叛逃了，由此倾向于将此事深埋地下。这段若有所思的时间就是他企图逃跑之时，或者说他至少想给外界送个消息出去。他在囚室里拖着脚走来走去，兴许还够着了窗户，也可能想把木板撬松，还‘通通通’地猛撞。我们给了他点威胁，他也就不再撞了。有一回，彼佳一个人进去，那人突然朝他猛扑过来。彼佳给他来了个熊抱，卡住他，让他坐回浴缸里。经过这次事件后，他又变成另一副模样，脾气变得非常好，还经常开玩笑，最后竟然想收买我们。他提出给我们一大笔钱，说找某某人拿钱就行。看这一招也不管用，他就开始抽抽搭搭地哭，退回到破口大骂的境地，骂得比先前更凶。目前，他到了逆来顺受的阶段，正处于一个完全顺从的阶段，这恐怕不是个好兆头。
“我们每天带他到走廊里散步，一周打开窗户两次，让他呼吸新鲜空气。为了防止他喊叫，我们自然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每个星期六让他洗一次澡。我们自己就只好到厨房里洗澡。每个星期天我给他做些简短演讲，让他抽三支香烟—当然，我在场看着他抽。我那些演讲都讲什么呢？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讲。比如讲普希金，或者古希腊。只有一个话题避而不谈，那就是政治。他被完全剥夺了谈政治的权利，就好像政治这东西在地球表面压根不存在似的。你可明白？自从我关了一个苏联特务，我就是为祖国效力了，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得意，我快乐。生意也在转好，养着他也没什么大问题。他一个月花我二十马克左右，包括电费：那里头黑咕隆咚的，所以从早八点到晚八点，一个昏暗的电灯泡总是亮着的。
“你问他是个什么背景？这个嘛，我怎么说呢……他今年二十四岁，是个乡下人，不大可能念完乡村小学。他就是大家说的那种‘老老实实的共产党员’，只在政治上扫个盲。这样的教育，按我们书上所讲，也就是把笨蛋教成傻瓜—我知道就是这么个结果。噢，你想看看的话，我就带你去看看。只要记着，不要说话！”
马丁走进了走廊，我和彼佳跟在后面。老人穿着舒适的居家外衣，看上去倒真像个监狱长。他边走边掏出钥匙，往锁孔里插钥匙的动作颇为专业。那锁嘎吱嘎吱响了两声，马丁推开了门。里头远不是一个灯光昏黄的暗洞，而是明亮宽敞的浴室，这样的浴室在舒适的德国人家里随处可见。电灯明亮，但不刺眼，遮在一个华丽的灯罩后面。靠左手的墙上闪着一面镜子，浴缸旁的小桌上放着几本书，一只光面的瓷盘里放着一个剥了皮的橙子，还有一瓶没有打开的啤酒。白色的浴缸里，床垫上铺着干净的被单，上面躺着一个吃饱喝足、双目明亮的人。他身穿浴袍（是主人的半新浴袍），脚蹬轻柔暖和的拖鞋，脑后垫着一个大枕头，颔下一把长髯。
“喂，你有什么话说？”马丁问我。
我觉得眼前的场景很滑稽，不知道如何回答他。“那里就是原来开窗子的地方。”马丁用指头指指说。果然，窗户被木板盖了个严严实实。
那囚犯打了个哈欠，朝墙转过脸去。我们走了出来。马丁笑着摸摸门闩。“他要逃跑那是没门的事，”他说，接着又若有所思地补了一句，“不过自关了他以来，我就一直很想知道，他将在那里边度过多少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