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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莫·莱维：“最糟糕的人幸存下来，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8-01-31 18:47:31

随着时间的流逝，纳粹屠杀的历史正变得越来越遥远，无论是加害者的不思悔改、避重就轻还是被害者的缄默不言、试图忘却还是后人的麻木漠然，其本质都是一种逃避——逃避一切责任、苦痛与沉重。

然而，逃避与推诿对于当下无济于事。它无益于人们保持对反人类罪行的警惕，对人道主义的坚定守护和对同胞苦难不置于外的共情。要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就必须有正视创伤、痛定思痛的良心与勇气。而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更是坚信自己有讲述这段历史的责任——“要想获得拯救，就不能忘却”——从奥斯维辛被拯救出来的普里莫·莱维一生都在捍卫集中营记忆。

《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便是莱维“奥斯维辛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他在书里对纳粹大屠杀做了深刻而残酷的剖析：莱维不仅反思了纳粹的直接暴行，也揭露了被害者之间互相戕害的行为，从而指出集中营制度对人性弱点的摆弄和道德遭受极端考验时的脆弱。在莱维看来，被淹没的是那些最优秀的行善之人，反而是那些最适应环境的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合作者、密探者被拯救了出来。而真正有资格见证和讲述历史的，恰恰应是那些化作白骨灰尘的被淹没者。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化学家，被誉为意大利国宝级作家。他是奥斯维辛幸存者，第174517号囚犯，也是二十世纪重要的知识分子，备受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卡尔维诺、安伯托·艾柯等文学大师推崇。

撰文 |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这是一本关于苦难的书，也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纳粹大屠杀的记忆正在离我们远去，正因为此，从奥斯维辛被拯救出来的普里莫·莱维一生都在捍卫集中营记忆。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莱维的最后一本书，他在书中对纳粹大屠杀进行了深刻分析。他甚至认为，只有那些被淹没者才是真正的证人，他们沉沦到地狱底部，再也没有回来，而自己只是代替他们站在证人席上，向这个世界说出大屠杀的真相。他在书中拷问体制，更拷问人性。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为了不让毒气室和焚尸炉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重新矗立起来。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作者：（意）普里莫·莱维译者：杨晨光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2017年10月

莱维的最后一部作品，对纳粹大屠杀进行了深刻分析，如手术刀般切开了那些渐被遗忘却极其致命的人类道德病痛。

要想获得拯救，就不能忘却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初版于1986年，离他的第一本回忆录《活在奥斯维辛》相距近四十年，一年后他坠楼身亡，死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莱维1919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的一个犹太家庭，1944年因参与反纳粹活动被捕，被遣送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年后他回到都灵，很快即写出《活在奥斯维辛》，但当时这部书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1963年他发表《再度觉醒》，世界才注意到这位伟大的作家。书籍往往有自己的命运，二战后，欧洲人都不愿提起这段历史，直到1961年以色列审判艾希曼，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才引起世界的关注。

莱维几乎全部的著作，都是对奥斯维辛的记忆与思考。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称，他的叙事简明精确、复杂敏感，比其他人的回忆录“更冷静”。《活在奥斯维辛》讲述他的集中营经历，令人想起但丁的《神曲》，《再度觉醒》描写他返回家乡的过程，又令人想起古希腊史诗《奥德赛》，而《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则完全是一部进行理性分析与伦理思考的书，他在这本书中深入探讨了苦难及人类对苦难的反应。

奥斯维辛附近的莫诺维茨工厂,1941年。

显然，莱维具备一个大作家的真正素质，他的观察和描述就像解剖刀一般精准，但如果没有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会是一个化学家，而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他的笔下没有任何有趣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惊险小说中引人入胜的逃跑、反抗、胜利和复仇。当他写作时，他的神经就像是裸露在皮肤外面。在“苦难”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上，所有虚构的灾难故事都在他的作品面前黯然失色。他说“淹没”，那就是真正的淹没；他说“拯救”，那就是真正的拯救。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经历了炼狱般的饥饿、疾病、寒冻、劳累和毒气室，纳粹集中营中大多数囚犯被灭绝了，被淹没了，只有极少数人得到拯救，存活了下来。然而，世界的冷漠、痛苦的回忆和精神的折磨，使得其中不少人后来还是选择了自杀。沉浸在痛苦中的莱维战后也面临第二次拯救，他必须向世界不断讲述真相，以一个幸存者的身份，这个身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编号是：174517号。

要想真正获得拯救就不能忘却，这就是莱维此书的主旨。记忆是构成人格的基础，如果没有记忆，就没有人格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一个群体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记忆构成的真实历史，一个社会就无法正常地生存下去。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屠杀的多数施害者、被害者与旁观者都不愿直面这段往事，历史要么被粉饰，要么被伪造。莱维将这种行为称为“记忆的迁移”。

可以说，莱维的写作就是与这种“记忆的迁移”作斗争，与拒绝真实记忆的这个世界作斗争。

最糟的人幸存下来，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那些施暴者总是想要忘掉这段历史，莱维认为，他们试图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以减轻罪恶感。莱维在这点上对人性有点过于乐观，这些作恶者百般否认事实，不是因为出于厌恶自己的行为。必须记住的是，没有一个纳粹骨干分子真诚地道歉和忏悔，他们在法庭上都是振振有词，像艾希曼一样声称自己是奉命行事，不应当受到惩罚。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作者：（美）汉娜·阿伦特译者：安尼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7年1月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阿伦特详细记录了审判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

在现代科层制社会，一个公务员忠实地履行国家职责，他应不应当为其具体实施暴行承担责任，阿伦特讨论过这个问题，科拉科夫斯基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一个人必须为其执行犯罪的命令负责。说到底，纳粹体制不是由希特勒一个人创立的，独裁者从来就不缺乏帮凶。莱维更想要质问的是，这些施暴者为什么这么做？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吗？

迄今为止，纳粹的群体灭绝行为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莱维其实明白，如果大屠杀这种有组织的暴行再次发生，这些施暴者还会这样做。就此而言，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他不明白的是纳粹对暴力的无意义的滥用，他们本可以将一个犹太老人杀死在床上，但他们却将他从床上拖起来，运送到遥远的集中营，在毒气室里杀死，根本不考虑杀人的成本。

许多受害者同样极力想忘掉自己的经历，除了生理与心理上的痛苦，还有一种尖锐的羞耻感。事实上，集中营不会使囚犯的灵魂受到净化，压迫越是残酷，人性就越堕落。“这个体制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尊严，同化他们。”几乎所有受害者都没有反抗，他们像野兽一样，为了活下去而互相伤害。尤其是集中营里的特权囚犯，如操作焚尸炉的特遣队，管理囚犯的“卡波”，他们虐待其他犯人时，一点不比纳粹差。

当然，莱维没有将这些特权囚犯与纳粹相提并论，而是试图探究人性对权力的趋奉与妥协。他提到波兰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负责人兰科斯基，这个犹太领袖与纳粹合作，在隔离区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作威作福，最后他也被送进了毒气室。莱维写道：“我们看到兰科斯基，便如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他的道德的模糊性和我们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正是由黏土和灵魂混杂而成。”

1952年，莱维在意大利东北部一家油漆厂Siva的实验室中。图片来源：国际普里莫·莱维研究中心

极权主义为了摧毁被压迫者的抵抗，总是处心积虑地将手中的权力变成不可抗力，使集中营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他们利用的正是人类的弱点——人的自私与怯懦。纳粹正是用隔离、羞辱、被迫行军、撕裂亲情纽带，断绝与外界接触以及当众枪决抵抗者等方式，瓦解了囚犯的意志，使他们改变了自己的道德标准。

莱维讲述了自己的一件小事，他在集中营地下室发现了一个水龙头的存水，但他没有告诉别人，而是悄悄留给了自己。他写道，他活下来，却剥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集中营的“被拯救者”并非那些总是行善的人，而是那些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合作者、密探者。“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而集中营的证言往往却是出自幸存下来的特权囚犯。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真正的见证人并不是那些被拯救者，而是那些被淹没者。

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

很大程度上，《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为普通德国人而写，当然也是为全世界所有人而写。书的最后一章，他讲述了他与普通德国人的通信。那些人在读了他的书以后，回信给他，试图答复他的问题。许多人声称他们并不知道大屠杀的真相，尽管他们知道后也对此感到厌恶和羞愧。也有人给他写信，认为不应当将纳粹的罪行归于整个民族。

但是，莱维绝不相信普通德国人对纳粹的恶行一无所知，他们都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憎恨，但他们却投票选他上台。他们没有见过集中营，但却目睹过“水晶之夜”。战争期间，德国人可以领取奥斯维辛仓库里的童鞋，却没有人质疑过这些童鞋来自何处。这使他确信，“当时几乎所有德国人的真正罪行，集体性的、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

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

在莱维看来，很少有德国人愿意冒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给犹太人提供避难所，他们对纳粹暴行视而不见，装作不知道奥斯维辛发生的罪行。这反映出人性无法避免的卑下，只要灾难没有落到自己身上，一个人就很难体验到他人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民族面对自身历史上的灾难时，许多人往往不愿正视它，甚至会去美化它的原因。正如一个德国人给莱维的信中说，反思这一切需要具备文明的勇气。

莱维并不仇恨所有普通德国人，但他相信，存在着某种叫做民族精神的东西，存在着集体犯罪的东西。他不是哲学家，不会像雅斯贝尔斯那样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思考存在的本质和悲剧的超越，他只想重拾自己对人类的信心。在莱维最后的这本书中，他质问的不仅是制度，而是人性。他最终死于自杀，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谜，这个谜同样是一个质问。

莱维始终对人类的前景忧心忡忡，人类会吸取足够的教训吗？他宣称自己只是证人，而读者才是法官。对此，今天的许多年轻读者也许并不想要去了解这段历史，或者不忍心去了解，大屠杀离我们仿佛是太遥远了。但是，就像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匈牙利犹太人、作家凯斯泰尔所说，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囚犯的生活，当灾难有一天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他将会对此一无所知。

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所以丧钟是为所有人而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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