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西南行——重庆：陪都风云犹在，山城几多沧桑（完结）
上一篇《2017西南行——叙府盐都与甜城，川南三市雾深深》中写到，从内江到重庆，我放弃了走老成渝铁路的5611次列车，转而乘坐高铁。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选择。抵达重庆的那天恰逢圣诞节，重庆市公安局在市区几个重要的商业区实行交通管制。如果乘坐5611次到重庆，按照这趟车一贯晚点的表现，肯定要晚上7点以后才能到重庆，而这时候，离菜园坝火车站最近的两路口地铁站刚好已经关闭，这样的话去酒店的路就会变得比较难走。
圣诞节那天恰逢工作日，而交通管制涉及的不少区域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部分市民的上下班通勤受到影响，网上也因此有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重庆当地相关部门的谨小慎微，自然也有他们的历史原因与现实考量，我们也不能太过苛责。毕竟如今这年头，稳定还是最重要的。
沙坪坝公园
提到稳定，重庆人对于“不稳定”一定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50多年前，在山城曾经发生了“文革”期间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与很多城市的武斗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不同，重庆的革命群众们用上了坦克、大炮、机枪，留下的则是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50多年后的今天，行走在山城的大街小巷，当年的硝烟与血腥似乎再也无处寻觅。但如果仔细搜索，你依然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比如隐藏在沙坪公园里的红卫兵墓园，而这也是我在重庆行程的第一站。
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埋葬的多是1967年5月至8月间死于非命的红卫兵及重庆当地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造反派工人，这也是国内目前仅存的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墓园不对外开放。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决定要去看一下。
和预料的一样，沙坪公园的指示牌上没有关于墓园的任何线索。所幸公园并不大，按照之前查好的攻略，很快还是找到了墓园的位置。不巧的是，通往墓园的道路与周围的山坡都因为公园内部改造施工而全部封闭，这让我连墓园的大门也无法企及，只能站在山坡下仰望着坡顶的那片墓地，想象着长眠与此的人们身前所经历的点滴往事。
在红卫兵墓园旁，还有一座“徐怀玉烈士之墓”，不清楚背后又是什么样的故事，还望知情的朋友不吝赐教。
长眠于此的人们各自都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他们为何为参与到武斗之中？对理想的追逐？抑或是现实利益的纠葛？种种这些，恐怕早已被人渐渐淡忘，即使他们距离我们才仅仅不到一个甲子。这也令我想起了十多年前阅读秦晖教授《实践自由》这本书时特别记下的那句话。
从历史上看，群体的记忆是需要组织的，“无组织的自由记忆”更容易被遗忘。
红岩村
离开沙坪公园后的下一站，相较之下则是另一个典型——红岩村。
作为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吴玉章、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曾长期在此工作生活。抗战胜利毛泽东赴重庆时，也住在此地。原本就十分丰厚的历史人文内涵，加上几十年来持续的有组织的记忆强化。红岩村早已从当年重庆郊外的一座庄园，成为山城红色记忆最重要的一块拼图。
从红岩村出来，沿着嘉陵江一路东行，很快就到了李子坝。在重庆，类似带“坝”这个字的地名着实不少，李子坝、菜园坝、冉家坝、沙坪坝，问了当地的朋友方才知道，“坝”就是平地的意思。上两周发的那篇《重庆往事》：为你讲述一位犹太难民的11载山城岁月当中，身为犹太难民的主人公就曾提到，他初到重庆时候的房东——一位德国老人，病故后就被葬在李子坝的一处外国人墓园。
重庆的近代人文景点
行走在如今的李子坝，已经无法再找到当年外国人墓园的影子。取而代之的，则是全新打造的“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通过旧址修建、异地迁建，在这里集中展示了包括高公馆、刘湘公馆、李根固旧居、国民参议院旧址、交通银行学校旧址在内的多个抗战相关历史建筑。不过多少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对于这些建筑以及背后故事的介绍，却实在太少，多少令人感到有些遗憾。
在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的上方——没错，在重庆这个3D城市，我学会了不仅有东南西北，还可以有上下之分。遗址公园的上方，沿着一条梯坎拾阶而上，就能走到史迪威将军故居，不巧的是，到达的时候恰逢故居装修，无缘入内参观。史迪威故居对面则是重庆飞虎队展览馆，而往东侧走上十米，就是吴铁城公馆。后者如今也被作为重庆谈判旧址群的一部分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史迪威，美国人。二战时曾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等职务。1942-1944年，史迪威在重庆即居住于此。该建筑在此之前，也曾是宋子文公馆。
吴铁城，祖籍广东香山，1909年加入同盟会。后曾任上海市长、淞沪警备司令、立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等职。这栋吴铁城在重庆时期的公馆从建筑外观来看，似乎有不少改动，现在应该有人居住，至于内部的变化大不大，就不清楚了。
实际上，山城近代以来的风云变幻所留下的历史痕迹几乎是随处可见。住在上清寺的我，酒店对面就是民盟成立所在地特园。沿着被称为“重庆最美马路”的中山四路一路往东，就可以看到张治中府邸——桂园。当年正是这个种着桂花树的小院内，国共两党签订了著名的、很快沦为了一张废纸的《双十协定》。桂园对面重庆市委大院中，有着川军名将郭勋祺故居等历史建筑。而在桂园往东北行进，不出三四百米：戴笠公馆、周公馆就已在你的眼前。
位于中山四路上的奥布朗精典书店也是此行重庆的一大收获，在这里除了发现前文提到的那本犹太难民在重庆所经历抗战岁月的回忆录《重庆往事》，我还购买了讲述三峡沿岸历史典故的《川江往事》，以重庆为背景的探宝小说《失踪的上清寺》。后者讲述了一位带着父亲遗物来到重庆寻找失散多年叔叔的上海女孩，在几位重庆当地热心小伙伴的帮助下，一同寻找稀世珍宝的故事。整个寻宝过程，贯穿了重庆大大小小各种有名或不有名的景点，重庆从古至今的各类历史典故被巧妙的植入。读毕全书，顿时有一种恨不得立马飞到重庆，再待上十天半个月的冲动。
实际上，对于重庆这座城市来说，民国以来留下的众多历史建筑、名人故居，都是这座城市所拥有的无价之宝。去乘坐长江索道的路上，曾经的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大楼、四川美丰银行大楼、国民政府经济部旧址、交通银行旧址等建筑都先后映入眼帘。当然，长江索道本身，也值得去亲身体验，不仅仅因为他“最年轻重庆文物保护”单位的头衔，更重要的是，小小的缆车车厢，承载的却是这座城市曾经的市民生活记忆。
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其前身是川康殖业银行，创始于1930年，由时任21军军长刘湘、24军军长刘文辉以及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官商合办。1937年9月兼并重庆平民银行和四川商业银行后，改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该行总管理处设在重庆。该银行之所以出名，非于金融领域，而在于对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保护。全面抗战爆发后，故宫文物分三路西迁，其中一路约9000箱文物辗转至重庆，其中一部分就被置于这栋建筑的二楼。
长江索道，1987年投入运营，2009年成为重庆市最年轻的文物保护单位。同样曾经承载了城市记忆的还有轮渡。伴随着长江、嘉陵江上大桥的不断通车，昔日重庆公共交通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轮渡，如今已经几乎退出历史舞台，仅剩一条往来于朝天门与洋人街码头的航线。我特意选择选择从洋人街乘到朝天门，为的就是体验当年那些下江人来到初登重庆这片土地时的感受。
作为此次西南之行的终点，停留在重庆的时间并不太多，一共只有2个白天。而在重庆的最后那个下午，我选择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选择。重庆博物馆集“巴渝文化、三峡文化、大后方抗战文化、统战文化、移民文化”等内容为一体，前身为1951年成立的西南博物院。
在所有展览内容当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位于一楼的“壮丽三峡”展厅。生于80年代的我自打记事起，就不断从电视、广播中听到“三峡”这个即遥远又熟悉的名字。整个90年代，在三峡美景即将消失这一说法的鼓动下，三峡旅游整整红火了10年（伴随而来的则是2003年三峡库区蓄水之后，三峡游的降速降温）。当然与之同时存在的，也有对这项工程的各种不同看法。
抛开种种偏见，“壮丽三峡”展厅的内容无疑是值得一看的。至少他帮助我这个门外汉在短短一个多小时里，就对绵延近200公里的三峡地区的古今春秋有了全面认识。除了介绍三峡地区的自然景观和动植物分布，人类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是整个展馆的核心。关于水文题刻的介绍，自然是少不了的。位于重庆涪陵的白鹤梁题刻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这块长约1600米，宽15米的巨型石刻随着三峡蓄水而被永远的沉入江中，但凭借着一座2009年落成的水下博物馆，如今的我们依然可以见到它的真容。
然而在三峡工程已经开始上马的20世纪90年代，建设这样的水下博物馆博物馆的似乎还很遥远。但是在一些看来，太多对于文物保护的考虑，只会影响大坝建设的进度。这也让我想起了美国作家何伟（彼得•海斯勒）在纪实文学《江城》中所写到的。
1996年8月，也就是我抵达涪陵的那一个月，一群文物专家和其他领域的教授公开向江泽民主席提出要求，要采取行动保护淹没地区的文化古迹。……天津大学提出要为保护涪陵的白鹤梁修一座水下博物馆。…… 这样的计划和抱怨极大地干扰了推进大坝建设的力量。七十岁的魏廷琤是该项目的总工程师，几乎整个职业生涯都用来推动该工程项目，他把文物保护专家们提出保护的那些东西嘲讽为“宫殿”。“我老实告诉你，”在1996年接受《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时，他说道：“中国普通百姓的文化水平那么低，哪里欣赏得来这些文物古迹，恐怕只有这些专家自己才会去参观这些博物馆。” ——《江城》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展厅中与“三峡移民”有关的内容。背井离乡，这是我的此次西南之行当中一个不断出现的关键词。在昆明，我看了北大、清华、南开师生被迫内迁，谱写了西南联大的诗篇。在宜宾李庄，因为昔日航运、贸易繁荣，我得以在这个川南小镇寻觅到妈祖庙、广东会馆的印记。在内江，则有众多成渝铁路筑路工人在工程竣工后在留在当地，安家落户。而如今在重庆的博物馆中，这些数以万计离开故土的“三峡移民”则被呈现在我的眼前。
“三峡移民”，这是段并不久远的往事，迁往了全国各地的三峡移民或许此刻就在你的身边。展厅里所呈现的移民统计数据、迁徙时留下的各种文献档案已经十分详实，然而我却依然并不满足。一个个数字的背后，究竟蕴含了什么样的故事。不同的个体到底又是如何看待、面对这场历史的洪流？只是，我渴望了解的这些，真的值得被关注吗？如果你经常读我的帖子，你会很容易就看出小曹曹是个非常在意个体感受的人。对于在历史洪流中身不由己的个体，我总是报以极大地同情。但有时候自己也难免反思，这种对于个体的关注与同情，是否也让我忽略了历史大潮本身的积极一面呢？说实话，对这个问题，我现在多少有些迷茫。
除了三峡，在重庆博物馆你还能了解到山城由古至今的发展历程。与之前在昆明时逛云南省博物馆的感受一样，如果你想要在短时间内了解重庆，了解巴渝文化，那么逛一趟重庆博物馆，再读一遍《失踪的上清寺》，你对这座城市的熟悉，恐怕就已经可以超过一些当地人了。
被誉为重庆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西汉偏将军金印，1982年出土于重庆市江北区嘉陵江边。
2017年12月的西南行，这里也已经到了尾声。在重庆的短短两天，显然不足以让我能够细细品读这座山城的过去与当下。但即使这样，你依然可以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寻觅到平凡表象背后的风云往事。“四公里、五公里、六公里”，重庆轻轨3号线这些看似土得掉渣的站名，背后却源自抗战时中缅公路上的一个个里程碑。“六码头、七码头、八码头”，朝天门外看似平常甚至简陋的众多驳船码头，当年却是多少军政要员、大师巨贾在抗战内迁重庆时踏上的第一块山城土地。
别了，重庆！难忘山城的风姿绰约，陪都的历史沧桑。一座有故事的城市，一座值得去反复品读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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