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Yugoslav: They Never Had It Better?
Belgrade is not Berlin.
（2017年旧文。http://suo.im/24et1i）
“你为什么喜欢南斯拉夫？” 朋友前两天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正在看BBC95年纪录片《南斯拉夫的死亡》(The Death of Yugoslavia)。很多在月初才拜访过的地方又出现在眼前，熟悉的场景满是悲伤。愤恨不平的人群、姿态百般的政治家、陷入混乱的多族军队、争相蜂拥的媒体... 九十年代的历史在我的记忆里，一直都只是道听途说。那个地方曾经离我异常遥远，现在又变得如此亲近。于是，我坐下来想想塞尔维亚，尤其是贝尔格莱德，也算是留一点记忆在二零一七。
1. “曾经有一个国家 她的首都是贝尔格莱德”
在飞机降落贝城前，库斯图里卡《地下》里的开篇台词，我临窗默念。这个城市我是打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种喜欢里包含着无畏无惧野蛮生长的感觉。贝尔格莱德不阳光、不华丽，残缺破旧、荒芜沉寂；但又自由顽强，像一个老嬉皮。这个城市的沉重中夹杂着大片的凌乱，初看刻板生硬。
一路朝老城的方向行进，想起波兰摄影师Pawel Starzec说的，“贝尔格莱德的夏天，城区里挤满了人，有种电影《银翼杀手》的感觉。”观察着这个破败、有点后科幻感的城市，和来机场接我的房东Dusan聊天。
忽然，Western City Gate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眼前，狭窄的道路上，它高耸笔直地伫立，反倒是我被惊得不知所措，不由叫出了声。Dusan不以为然地看了眼这座粗野主义的代表作，皱皱眉头，好像并不喜欢。粗野主义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筑大多是除水泥混凝土外无任何装饰的庞然大物，在二战后紧张的国际氛围中，对这种建筑风格的解读不可避免地披上了政治含义。
D: “我们并不喜欢wcg，它不好看，没什么美感。但好像它因为丑，还挺出名。” K: “它很美啊，另类又个性，还极具权威感！” D: “美我不认同，个性倒是真的。只是现在它也没什么权威感了，不如说是...赤贫感… 看到带着顶层餐厅的那一半了吗？拥有这一半大楼的公司早就破了产，所以空了好几年了。如果你晚上来这儿，这种对比会更明显更诡异... ”
那是一个没有太阳带着雾气的清晨，透过车窗，发现城市建筑被盖满了涂鸦，基本找不到一座完整洁净的楼。塞尔维亚是一个被涂鸦笼罩的国度，大街的墙壁、窗户上，道路中央，列车车厢... 只要是能作画的地方，都逃不过艺术家们的“魔掌”。涂鸦的内容涉及音乐、艺术、体育，但更多的还是与政治相关，各种反政府、反美口号，以及民间Logo... 人们以此表达对政治生活的态度和情绪。
古典欧洲风格的、现代派的、社会主义时期的... 老城区各类建筑被和谐又倍感突兀地建在一起。那些古怪、彼此格格不入的建筑与这个桀骜不逊的城市融为一体，仿佛是硬生生从土地上长出来的，带着原始又强烈的生命力，对此我毫不怀疑。
2. “民主正在杀死我们！”
“酷”可能最能完美形容这里的人，这种感受异常直观也颇为强烈。后朋克夹杂着民族印记的倔强样，实在令人着迷。我想这既与生俱来，也多少由历史催生。激进、抵抗、坚持、不服从，但他们大多人又都眼神清澈，清澈后藏着淡定以及好奇。
来塞国前，对这里的一切都是臆想的，从书和影像里得到的二手资料，从在其他东欧国的经历中不断联想。也许因为战争，也许因为后共产主义，也许只是因为南斯拉夫像一个父辈口中经常提及的国度，始终遥不可及。
可其实上，历史就在眼前。科索沃战争的纪念横幅还挂在议会大厦前，被北约空袭过的轰炸遗址依然在街角留存，更多的历史镌刻在长者的面孔上，记忆在他们的脑海里抹不去也忘不了。这里上了年纪的人会略带戒备又充满好奇地打量我，始终严肃地板着脸，虽无敌意但也不靠近。对外界的警惕感和距离感，可能是战争赋予老去一代特有的本能。
可是生活在南部的Bane不一样。他是位热情的老朋克，年轻时在乐队做吉他手，现在他的小儿子子承父业，这让Bane很是开心。在南部山区，我们偶然相遇。“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年轻时从没正经学过英语，所知道的都是从六七十年代英国摇滚乐里偷听来的。我们当年的乐队名叫鹦鹉，就是’鹦鹉学舌’的意思。” 于是在下着雪的山里，他一路带着我唱Rolling Stones和Eric Clapton，从日出到日落。
科索沃是避免不了的话题，因为南部毗邻此地。塞国人民一直对科索沃感到头疼，Bane坦诚地讲，他现在甚至觉得科索沃独立出去是件好事，可对于在那里生活的人民，他也感到不公平。科索沃依旧是罪恶之城，人们仍然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改变。“这个所谓‘为了民主’独立出去的地方已经彻底变成一片废墟，混乱的废墟。你能想象吗，现在的科索沃正成为欧洲毒品的主要产区？自由意味着死亡。”
在这里，“民主”好像是特别时髦的一个词。一个民主的国家，听起来似乎满是希望与光明，可是Bane说 “民主正在杀死我们！”
根据世界银行今年七月公布的数据，塞尔维亚的人均GDP不到六千美元，排在全球第八十七位。在经历九十年代经济制裁和战争后，国内基础设施被严重破坏，经济损失惨重。南斯拉夫原拥有地中海狭长出海口，但伴随解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黑山先后独立，塞尔维亚彻底变成了内陆国。去年黑山加入北约，塞尔维亚的境地更加举步维艰。
3. “我们都是南斯拉夫人”
我曾天真地以为，只有年纪稍长的人才会对南斯拉夫有特别强烈的感情，那种复杂且矛盾的感情。但没有料到年轻人也会怀念自己依稀模糊的童年时光。
Dusan跟我年纪相仿，他一直舍不得离开贝尔格莱德，即便这个地方让他无数次心碎失望。少年时虽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但三年前他选择独自回到贝尔格莱德，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有最好的生活和最糟的人”。谈起南斯拉夫，Dusan更多地为自己父母那一代人感到惋惜，“那些曾经为南斯拉夫全力付出的父辈祖辈，他们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才对。” 事与愿违，南斯拉夫的解体可能是对老去一代最无情的打击。
类似的感受并不是个例，它出现在很多当地人的记忆里。在南斯拉夫博物馆(Museum of Yugoslavia)，我看到了更多这样的情绪。不大的博物馆连通着著名的铁托花房和逝世墓碑，我是在一个雨天的早晨来到这里的。
花房(Flower House)出乎意料得小，倒是简洁干净，时不时有人来献花。铁托生前曾住在后院，房子在九九年空袭中被炸毁，至今仍是封闭的废墟。铁托八零年去世后，因为去政治化和去共产主义，这里被取名为南斯拉夫博物馆，铁托的名字不再出现在任何馆名上。花房隔壁的小花园里有一个半地下的研究馆室，算是南斯拉夫博物馆的主要展区，展品有限。自铁托离世到现在，有关南斯拉夫的很多历史仍是禁忌话题，塞国政治家们也大都极力避免与这里产生任何联系，所以这座博物馆一直缺少资金和研究员。
今年博物馆联合独立艺术家制作了一个名为Project Yugoslavia的系列采访，通过对百位不同领域的人视频访谈，回顾他们对南斯拉夫的记忆。其中一位南斯拉夫时代的工厂工人满脸失望地说：“我不知道‘民主’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一定要说民主，我认为我们在铁托时期比现在生活得更民主。如今我们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年轻人也喜欢把‘自由民主’这样的词挂在嘴边，可事实却是，我们的社会是一团糟。在南斯拉夫时期，我们不会在意自己是塞族人、克族人还是穆斯林，我们都是南斯拉夫人。可后来，民族主义者用‘民主’的口号毁掉了一切！”
特别心酸的是，就在这个狭小简陋的研究馆室和馆员聊天的过程中，这里断电了两次，完全漆黑，馆员毫不在意地对我说“别担心，这是常有的事。”
4. “这个国家的分歧太深了”
对历史时期的怀念和对现有生活的不满，是很多当地人的态度，这种声音几乎无处不在。从普通民众到教堂神职人员、到各领域艺术家，他们仍在身体力行地持续着抗议，每周、每月、每年，即便得不到任何来自政府或者官方的回应或者承诺。
在北部城市诺维萨德，我看到一位年迈的女士独自在市政厅前书写抗议，用胶带粘贴的废弃纸板上，她一字一字写下对腐败的控诉。近在咫尺的小广场上，是热闹喧嚣的圣诞市集，时不时有人在此停留，或上前与她私语。无声的反抗，也不总是沉默着。
我有点心疼这种微小且看似毫无希望的抗争方式，但又对这里的人们充满敬意，他们的抗争、他们的表述、他们的坚持。不认输亦不低头，以个人的方式，以团体的方式。就是不服从，活得如此真实。一直思考抗争的意义？他们看似什么也得不到，这种行为更多的关乎态度，也像一种信仰。只是我没料到在这样的抗争里，个体间的矛盾与隔阂也愈发变得不可调和。
Dusan满心忧虑地告诉我，他已经开始感受不到这些抗议的价值。“我去参加保护东正教教堂的游行，和宗教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是无神论者。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愿去保护这些，那么别人又为什么想去了解和尊重我们的文化，可是政府才不会关心，因为这毫无利益可寻。但这并不是最令人沮丧的，最沮丧的是我曾以为抗争者是团结的，我错了。这里几乎所有抗议群体之间都有矛盾，我们甚至还为了自身的利益大打出手，没有人能理解彼此。这个国家的分歧太深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抗议什么。”
5. “他们从未有过更好的生活？”
二零一零年，贝尔格莱德人权中心做过一个为期十天的调查问卷，参与者超过千人，来自塞尔维亚的各行各业。问卷结果显示，八成受访者认为在南斯拉夫时期，他们的生活比现在要好；七成人对于南斯拉夫的解体表示后悔和遗憾。
这些个人的经验与回忆，现在成为很多学术和艺术项目选择研究的个体，一代代人看似零散碎片的记忆，可能恰好对抗了曾经国家权威宣传的声音。到今天，南斯拉夫对有的人来说，也许只是一个承载着历史过往的地理概念，但相较于当代生活，它可能更像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
即便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新世界”的年轻人们，也会从他们的父辈祖辈那里觉察到一丝痕迹。生于一九九六年的P.K说，“那个时代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父亲总说，南斯拉夫是一个理想国家，至少那时我们生活得比现在任何一个后南斯拉夫国家都要强。虽然我不能肯定什么是最好的时代，但我认为可能正是那段历史造成了我们今日的贫穷。”
那么南斯拉夫的真相究竟在哪里呢？是隐藏在无数个体间私人的生活记忆，还是根植于逝去政治系统中的意识形态？又或者它存在于这两者之间，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和当代民主进程间不断漂浮。
Predrag Matvejevic二零一四年在当地《胜利报》(Pobijeda)上写道：南斯拉夫的存在，不是必须深陷于某个特定的国家与民族，但它必须否定那些对历史和共同记忆选择遗忘或抹去的行为，因为只有这样，世代才能坦诚面对和分享属于他们的理想、崇拜、希望、乐观，当然还有失望、心碎和幻灭。
（本文标题来自二零一五年贝尔格莱德同名展览They Never Had It Better？Modern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Socialist Yugoslav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