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大劫杀
forward from《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申欣旺
2010年12月，“鲁荣渔2682”搭载33名船员远赴东南太平洋“淘金”。然而，再次回港时，大部分家属却没有等到亲人们归来——船上22名船员已经丧命。
凶手是另外11名船员。在远隔重洋的秘鲁海域和随后的回国途中，部分船员在刘贵夺的带领下，欲图控制船长，劫持船只。行动期间杀了人，其后在人人自危的不信任氛围里，又发生了杀人和内讧事件，最终酿成一起生还者人人手上都沾了血的惨案。其中杀人最多的船员刘贵夺背负人命多达20条。
受害人丁玉民的妹妹丁玉梅回忆，2011年8月12日上午，山东荣成市石岛港暴雨如注，“鲁荣渔2682”被中国渔政118船拖带回港。船一靠岸，幸存的11人则直接被警方带走。
随着侦查、指控与审判，这起惊人的海上惨案情节渐次浮出水面。
出海
威海石岛，胶东半岛东南端，三面环海，因“背山靠海，遍地皆石”而得名。石岛渔港码头林立，“鲁荣渔2682”的东家——荣成市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发公司”)在此地即有自己建设的码头。
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渔港之一，这里汇聚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船员，他们的职业大都与渔业有关：不是造船就是打渔，依此形成一个完整的渔业产业链，支撑起整个石岛的经济，得以与其所属的荣成市在经济产出上分庭抗礼。
随着近海渔业资源逐渐枯竭，昔日的产业状况出现改变，远洋渔业开始兴起。远在东太平洋的秘鲁渔场，受秘鲁寒流的影响，此处盛产优质鱿鱼，大的通常能有逾百公斤，成为各国渔业公司的优选之地。
2010年12月27日，已经有十年出外海作业历史的“鲁荣渔2682”在船长李承权带领下，开赴秘鲁、智利海域进行鱿钓作业。李承权的父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此之前，李“已有20年船员经验，但出国打渔还是第三次”。
为保险起见，李承权找来同行多年好友付义忠、王永波担任“鲁荣渔2682”号大副、二副，共同管理这艘远洋渔船。
王永波的妻子张岳林并不赞成丈夫此行，远洋打渔收入不高，且旷日持久，少则两年，多则更长，过着与世隔绝般的生活，辛苦难熬。但王永波最终因和船长数十年的交情，选择“支持船长”。
船上33人，来源甚为复杂。主要管理层都是李承权从其老家辽宁大连召集而来的亲戚或朋友，很多人都是人托人，相互介绍而来，二副王永波被李承权叫上船后又将亲戚吴国志，以及姜树涛、段志芳和崔勇介绍上船，渔船轮机长和二管轮则由同样是大连人的温斗、温密兄弟担任，以及伙食长夏琦勇、1987年出生的王鹏等人。
混编的“队伍”
管理层确定了，普通船员却不易招。据了解，“鲁荣渔2682”号最终出海的33人中，船员来自黑龙江、内蒙古、安徽、贵州等地。
在石岛当地，由于远洋捕捞经常遇到台风、机器故障、海盗、内斗，尽管收入可观，很多传统渔民并不愿意参加。远洋捕捞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地为内陆农民工所补充。许多专门介绍船员的中介也应运而生，并围绕中介形成一定规模的劳务市场。
正是在中介介绍下，后来为首劫船、背负20条人命的刘贵夺来到了“鲁荣渔2682”号，一同上船的还有姜晓龙、黄金波等人，在后来的凶案中，他们成了刘贵夺组织犯罪的得力助手。
刘贵夺是黑龙江龙江县人，这一年26岁。初中辍学后务农，此后外出打工，干过销售员、建筑工人，2000年左右干过船员，但仅有出海两天的经历。
登上“鲁荣渔2682”之前，身高不到一米七、身材单瘦的刘贵夺从未有过犯罪前科。即便在几年后的法庭上，刘给人的感觉还是“看不出凶悍的样子”。
一位旁听庭审的人员说，“刘贵夺杀了双喜、戴福顺，可他在法庭上称呼两人名字的时候带着儿化音，很有感情的样子”。
在关于王永波被杀法庭辩论时，刘贵夺称，当时王永波倒在地上，自己用刀拍拍王的腿，还连说“王哥、王哥，你怎么样了，看他没有反应”。
“叫的这么亲热，哪像是在杀人呢?”旁听庭审的人感叹。
除了刘贵夺为首的“东北帮”，同样由中介介绍上船的还有包德格吉日胡(以下简称“包德”)为首的“内蒙帮”，在后来的海上杀戮中，包德成为一个争议人物，他发起了对工资收入的质疑，并作为组织者杀害多人。但同时，他在后来的内讧中亦第一个成为牺牲品。这是后话。
管理层来自大连，刘贵夺和其黑龙江老乡来往密切，而包德的“内蒙帮”说起蒙古语时，其他人都听不懂，三股势力成为后来命案的某种势力基础。
共同的特点是，除了船长、大副等管理层受过海员的职业训练，这些来自黑龙江、内蒙古、辽宁等地，临时被招募上船的大部分船员均没有远洋出海经历。
“梦碎”
一份由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和船员们签订的合同，用白纸黑字固定了船员们出发前的“淘金梦”。
合同规定，“普通船员出海到东南太平洋渔场进行鱿钓生产期间的保底收入为人民币45000元每年，其中包括年工资、奖金和社保，劳动合同期限为2年。”
但怎么理解保底工资却各有说法，后面的附件显示，普通船员每个月的月工资为1000元。究竟怎样能拿到45000元没有人说得清楚，即便到了今天，对这份“保底工资”仍有不同的解释。这成为“鲁荣渔2682”后来进入秘鲁渔场后发生血案的导火索。
另一个问题同样没有引起船员们注意。那就是签订合同的这家公司虽然与“鑫发公司”名字很像，但在工商局并无登记注册，这等于船员们和一家法律上实际并不存在的公司签订了合同，然后为“鑫发公司”干活。
几乎所有人出发前都充满憧憬，这种心情在出海之后最初的两个月内一直保持。
2011年初，“鲁荣渔2682”号航行了两个月左右抵达秘鲁海域，感觉一切良好。其间经历春节，很多船员甚至通过海事电话与家人相互拜了年。
李承权的父亲说，春节期间，儿子打卫星电话回家报平安。王鹏母亲也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说船上的生活还比较适应，团年饭有“八个菜，全是肉”。
不过，一旦开始生产作业，鱿钓的辛苦还是让船员们始料未及。
刘贵夺的口供称，“6月初，每天工作18个小时是少的，还有连续工作两宿，一白天，不睡觉，我们都非常疲倦，累坏了”。
刘贵夺没有说假话。“鑫发公司”提供的生产产量纪录显示，2010年3月份开始鱿钓作业后，刘贵夺在当年3、4、5月的产量一直较高，分别为8284斤、5946斤和13586斤，即便在所有船员之中，也非常靠前。
很显然，此时的刘贵夺仍然在努力赚钱。参加庭审的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贵夺说是包德的一番话让他感到自己可能赚不到钱。根据合同附件，公司对生产提成作了规定，工资有年工资加手钓费组成，手钓费的计算标准很简单：40吨以下，400元/吨;40～80吨;500元/吨，80～120吨，600元/吨。
高强度的工作一天天过去，由此引发的危机也渐渐逼近。
劫船
刘贵夺回忆，包德找到他商量了三四次，说“公司骗我们”，自己干活最多，但算下的收入“还不够买烟的钱”。“干了几个月之后，感觉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按船长的说法可能挣不到保底工资，就想劫持渔船回国和公司打官司。”
与刘贵夺同为黑龙江老乡的船员姜晓龙也说，“大概钓了2个月左右，船上船员开始讨论说，工作太累，工资没有保障，我们的工钱根本就不是公司给我们签合同说的那样保底45000元，公司合同都是骗人的”。
姜晓龙说，“后来刘贵夺找我商量劫船回家，我记得说过三次”。姜晓龙说，“船长膀大腰圆的，也整不住他呀”，刘贵夺则表示“人手有，你放心”。
会开船的王鹏说，没有船长自己也行，只是马玉超说他不动手，但他会计算油耗，商量要把船上的油加满，能跑回中国。
2010年6月17日“鲁荣渔2682”按计划在智利海域给渔船补充燃油。
当晚23时，刘贵夺等人开始了“行动”，刘先指使黄金波、王鹏破坏船上的通讯设备，又安排姜晓龙、刘成建等人把守舵楼门口、舷梯等位置，后伙同包德、双喜等人持宰杀鱿鱼的生产用刀、铁棍闯入舵楼船长室，采取用棍击打、持刀捅刺、绳索捆绑等手段将李承权控制，胁迫李承权利用卫星导航设定回国返航航线，由王鹏掌舵开船，起锚返航。
伙食长之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劫船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彻底改变了船上所有人的命运。
姜晓龙口供称，可能看到舵楼发生了什么情况，大副和厨师夏琦勇，还有其他一些船员就往舵楼上走，后来又下来了，然后夏琦勇、温斗一块进厨房，“我就装着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过去问夏琦勇怎么了，夏琦勇说这帮小崽子还劫船，说完和温斗拿刀准备上舵楼救船长”。
在舷梯，夏琦勇被守候在此的姜晓龙拦了下来。
姜晓龙自己的辩解是，有人冲到驾驶室门口，怕局面控制不住，就转到夏琦勇面前，手里比划着刀，“说让你下去就下去，没你什么事儿”。
夏琦勇被扎后，用双手把刀刃抓住，两人开始撕扯，在刘成建的帮助下，姜晓龙拿刀往夏琦勇胸口扎，但是刀刃应该弯了，没扎进去，姜晓龙说自己又拿起刀，想继续扎，黄金波拽住他胳膊说“姜哥别扎了，人还活着呢”。温斗和吴国志跟他说“别干傻事儿”，他说“不会的，老夏要不是硬往里冲，也不会弄他”。
事实远比姜晓龙的语言描述更为残酷。刘贵夺上前捅了夏琦勇左腿、臀部各一刀，姜晓龙则刀捅夏琦勇的胸部，把刀都捅弯了。
刘贵夺又喊刘成建拿铁棍打夏琦勇，夏琦勇就躺下不动了。
姜晓龙的说法是，“夏琦勇不听我嚷嚷，硬往里挤，我手里拿着刀，没多想就动刀了，再后来夏琦勇倒下以后，我用刀扎他，说实话那时候我就蒙了，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一直到黄金波拽我，我才有点清醒过来”。
姜晓龙说，起完锚后，看见夏琦勇脸色发白，眼睛睁着不动，感觉已经死了，就和双喜、刘成建把夏琦勇扔进了海里。
血案自此开始，噩梦从此如影随形。
船长室中，刘贵夺让李承权返航回国被拒，随后刘贵夺拿刀朝其大腿捅，其他人拿刀捅、拿铁棍将其打昏。李承权醒来后，刘贵夺又以炸船、杀人相威胁，李承权被迫在卫星导航上设定了回国航线。
因为伤口大量出血，温斗用针和岳朋的头发，将李承权的伤口缝住。而李承权则被捆绑控制在船长室，24小时被人看守。
错失机会
在伙食长夏琦勇被抛尸西太平洋后，刘贵夺让人把杀鱿鱼的刀和救生衣收拾起来了。包德等人将冷藏室的3条桌腿卸下来做刀。此后的一个月，渔船上似乎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劫持渔船后，刘贵夺已经安排关掉船上的通讯设备和卫星导航。在后方公司看来，“鲁荣渔2682”在茫茫大洋之中“消失了”。
2011年6月29日和7月25日，中国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两次接到鑫发公司的救援请求，第一次，渔政指挥中心调查处“接到鑫发公司王总的电话”，王称该公司所属“鲁荣渔2682”于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1时左右在东南太平洋海域作业时失去联系。
这个时间，正好是夏琦勇遇害、李承权被控制之后。
劫船后，渔船按照李承权设定的线路朝着回国方向行进。按照李承权后来的说法，自己被控制后仍利用设定航线的机会伺机反抗，“我没有办法，就把方位定在秘鲁方向，想跑到秘鲁港附近后，秘鲁的警方就会上船查看，就会发现刘贵夺和包德等人劫持我”。
李承权的计划并没能成功。“刘贵夺和包德通过船上的避风仪和手里的一张世界地图，发现船航行的方向不对，我只能骗他们说，当时为了躲开一个岛才绕行往北跑的。”李承权说，被发现后，他只好把航向重新定往回国的方向。
据姜晓龙供述，卫星导航设定好了后，他们9人轮流持刀走岗，4人一班，“主要是看住二副为首的其他船员，不让他们和船长联系，防止他们穿救生衣，放救生筏逃跑”。
7月9日左右，船航行到夏威夷附近。李承权再次找到一次机会，他告诉刘贵夺附近有台风，必须去夏威夷避风，刘贵夺不相信，打开卫星电话准备询问朋友，但是始终没有打出去。此时，正好有电话打进来，对方是安装卫星电话的公司，说鑫发公司在找渔船，让他们赶紧联系后方。但因为刘贵夺、包德在旁边监视，李承权只好说船在夏威夷附近，船上没什么事儿，就挂掉了。
海上杀戮
这是渔船消失20天后第一次与外界联系，此后，渔船内部上演了一场更大的杀人惨案。
刘贵夺供述，劫船后一个月左右，因怀疑温斗等人故意搞破坏、要夺回渔船控制权，他和包德商量，包德说杀了就没人敢反抗了。刘贵夺的想法则是，先捅伤然后再向他家里要钱，如果反抗就杀掉。
杀心既起，刘贵夺开始找刘成建、黄金波等人商量，这些人都表示听他的。几个人将温斗等六人确定为要“造反”的人。理由是，“二副王永波、岳朋、刘刚、吴国志、单国喜、温斗，一直秘密说话，船的辅机也少了”。
自此时开始，告密与出卖在船员之间时常发生，一直到后来黄金波出卖包德，包德被杀达到顶峰。
7月16、17日前后，刘贵夺和包德开始了杀人前的安排：刘贵夺自己带领王鹏、梅领盛、丁玉民在舵楼看住船长，掌好舵，冯兴艳在外面望风，包德则带领戴福顺、双喜、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六人动手杀人。
20日前后的一个晚上，刘贵夺在舵楼播放高音音乐掩饰，黄金波先把温斗从机舱骗到舵楼，并与双喜、戴福顺持刀看管王延龙，姜晓龙、刘成建则向正在四人间睡觉的温密腹部等处捅刺数刀，由双喜、戴福顺将温密尸体抛至海中。
此后，温斗、岳朋、刘刚、王永波、姜树涛等人则先后被杀或被迫跳海，马玉超也于当夜失踪。
次日凌晨，杀戮继续。在渔船前甲板，刘贵夺、黄金波向陈国军索要银行卡未果后，刘贵夺直接将陈国军推入海中。下午，刘贵夺指使人将薄福军叫至渔船后甲板，索要家庭住址和电话后，刘贵夺将薄福军踹入海中。
此后，刘贵夺又指使冯兴艳、梅林盛等将吴国志叫至后甲板，同样是索要财物未果后，持刀捅刺并记下住址和电话。梅林盛称，“当时黄金波在记录吴志刚的银行卡和家里的电话，王鹏等人在旁边，他们都上去捅吴国志，吴国志就直接跳海了。”
刘贵夺事后回忆，当时海面上没有其他船只，陈国军、薄福军、吴国志跳海都没有穿救生衣，肯定都活不了。
24小时之内，前后9人被杀害。姜晓龙后来说，“杀温密、温斗之前，我们这些人都是喝了点酒壮胆，杀温斗之后，我酒劲就过了，有些害怕。”
经此惨案，船员数量剧减三分之一，船长的力量基本被另外两派联合清洗。而刘贵夺与与姜晓龙、包德等人因为都“沾了血”，结为更为紧密的同盟。
谋划潜逃
可能是因为手上沾血太多，大规模杀人之后，凶犯们开始准备潜逃日本。
刘贵夺的说法是，“杀害薄福军等人后，包德提出向船员们家里打电话要钱准备到日本用，他觉得这样同时可以制造自己被劫假象，以逃避公安机关侦查。”
丁玉梅回忆，7月24日下午哥哥丁玉民突然打电话来，说要一万块钱。“我不知道他要钱干什么，船上花不了钱，他上船的时候就给他100多块钱。他说胳膊受伤了，船长花了7000多块钱给治伤。”
电话中，丁玉民嘱咐妹妹将钱打到船长老婆卡里，虽然疑惑，丁玉梅答复第二天就去寄钱。但此后再也没有接到丁玉民的电话。
一直到开庭，丁玉梅才知道，这一切源自于刘贵夺逼迫。
姜晓龙供述，薄福军死后，刘贵夺召集大家开会。让每个人都打电话往家里要钱，钱都打到刘贵夺提供的一个账号上，每人要5000元，以备逃跑时用。“当时我说我家里面真没钱，没办法打，刘贵夺让我多少打点钱，我说家里真是没有钱，结果刘贵夺挺生气的，我为此和刘贵夺还吵了一架。”
刘成建也打了电话，他说怕不打刘贵夺会有意见，但却因为信号不好没打通。
黄金波打电话的时候，刘贵夺就在面前，给家里编的理由是手骨折了，让母亲给一个叫韩俐的邮政卡里打5000元钱。
崔勇的母亲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为了让崔母相信，刘贵夺还将电话交给李承权，让其证实这件事是真的。
崔勇的母亲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我儿子没有得过阑尾炎，再说海上怎么取钱”，尽管颇感意外、迟疑，但还是相信了，并答应月末汇钱。和丁玉梅一样，这是他接到儿子的最后一个电话。
也有人真的立即将钱打了过去。单国喜的弟弟单国付接到哥哥电话，说腰撞坏了需要5000元医药费，让当天打过去。第二天，单国付便将5000元打到韩俐的银行卡上。同样汇款的还有邱荣华的亲人，7月24日，邱弟邱荣军汇去1500元，次日，邱父邱光辉又汇去3500元。
虽然骗到了钱，但刘贵夺等人并没能顺利逃走。
内讧
潜逃的想法最终导致刘贵夺和包德分道扬镳。
刘贵夺声称“死了这么多人，回国是不行了，不行就偷渡去日本”，但他感觉到包德不服。这时，黄金波跟他说有个很严重的事要告诉他，刘贵夺问，是不是包德要干掉他，黄金波点了点头。
刘贵夺决定先行下手杀害包德、双喜、戴福顺、包宝成，并揪出其他同伙。他把所有活着的船员名字写在纸上，在这四个人下面做了标记，让姜晓龙告诉刘成建要注意这几个人。
有所察觉的船长李承权此时要求加入刘贵夺一方。
李承权的说法是，“王永波等人被害后，因为害怕就提出要加入刘贵夺，刘贵夺说必须 沾血 才行。”
这让李承权最后也走上了帮凶之路。此后崔勇、段志芳为求自保，也主动要求加入刘这一边。
7月24日晚，刘贵夺找借口先将双喜、戴福顺的刀收了上来，让姜晓龙、梅林盛把守门口，以要杀害崔勇为由，诱骗包德将刀交给李承权，最后李承权等人将包德捅伤，并迫使包跳海。
同时，刘贵夺对新入伙的李承权和崔勇也不放心，他安排刘成建在杀害包德现场持刀监督。
姜晓龙回忆，受伤的包德跳海后，刘贵夺拉开窗户，向包德喊叫“都有谁，告诉我，捞你上来”，船长也问“你们这伙人还有谁”，包德回答“船长，还有黄金波”，刘贵夺说“你说我信吗”，就再也没理会包德。
随后，跟随包德的戴福顺、包宝成、单国喜、邱荣华等人也被迫跳海，双喜则在同一时间失踪。据刘贵夺的说法，“双喜没找到，应该也跳海了”。
包德一伙被清除后，为了防止新的危机，当天晚上，刘贵夺将所有的刀具收上来统一保管。
危机并未就此止步。7月25日凌晨，李承权起床上厕所，回到驾驶室发觉机器不正常，转速表显示的转速从980猛降到700左右，后发现机舱底部进水，船体失去动力，并开始倾斜。
李承权赶紧找来刘贵夺。早在温斗未被杀害时，刘贵夺就怀疑有人破坏设备以阻挠回国。没想到真成了现实，当大家组织自救时发现大管轮王延龙失踪了。
刘贵夺称，王延龙是船舱进水前失踪的，“船长说船舱漏水是海底总阀开了，这个只有王延龙和温斗知道，那时候温斗已经没了，只有王延龙知道。”
混乱之中，付义忠、宫学军、丁玉民、宋国春四人跳上载有救生物资的自制木筏准备逃走。但命运捉弄，木筏却因为洋流的缘故又漂回鲁荣渔2682号船边。
此时，通过关闭主机、抽水、绑空油桶等方式，鲁荣渔2682号已逐步稳定下来。
刘贵夺指挥人朝木筏扔鱿钓用的铁坠，而姜晓龙则跳上木筏持鱼枪朝丁玉民捅刺，付、宫、丁三人被迫弃筏跳海后失踪。宋国春在海中求救被拉上渔船后，亦被李承权等人绑住双脚沉了海。
最后的“同盟”
意外遇险，刘贵夺和李承权不得不再次打开电台呼救，一系列海上杀戮终得以结束。
7月25日5点10分，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接到求救报告，随即与交通部中国海上搜救中心通报，要求其与日本方面联系组织必要的救援，并致电黄渤海区渔政局所属“中国渔政118”船前往救援。
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左右，日本派出飞机飞抵渔船上空，晚上，一艘货轮来到鲁荣渔2682号旁边。7月29日，“中国渔政118”船接到指令，前往事发海域拖回鲁荣渔2682号。
在渔政118到达前的几天，剩下的11人开始设法掩盖这起血案。刘贵夺称，他与船长定下攻守同盟，主要是船长编的，把船上发生的事都推到包德等人身上，而将自己说成是受害人。李承权的说法则是，当晚刘贵夺召集11人开会，共同商议一个统一的说法，刘贵夺编了一个说法后，又一起商量过两次。
为了统一说法，11人把编造的内容写在纸上，所有人都要求背诵熟悉。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2011年8月12日8点返回山东石岛港后，11人被警方刑事拘留。次日，官方发布消息，初步认定“鲁荣渔2682”曾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一年之后，2012年11月，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刘贵夺等11名被告人劫持船只故意杀人”案。
直至2013年7月19日，案件最终宣判。包括刘贵夺在内的5名被告人被判处死刑，1名被告人被判死缓，其余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4年至15年。
